當“躺平”成了口號，當奮斗不再被獎勵：我們正滑向另一個“失去的三十年”？

1989年，52歲的佐藤在東京一家老牌建筑公司當課長，年收入1200萬日元（按1989年匯率約合人民幣32.8萬元）。

“在東京郊區擁有一戶建，開著進口轎車，每年冬天帶著妻子和一雙兒女去北海道滑雪。”[1]

以佐藤為代表的中產，是日本戰后經濟騰飛的縮影。

1991年日本泡沫破裂，佐藤雖然保住了工作，但工資直接被砍到原本的三分之一，年終獎從過去的“半年薪水”，變成了年底的“一箱蘋果”。

每月要還的房貸、還在上學的孩子、需要看病的老人——這些日常開支一項未減，但佐藤維持生活的手段，卻成了一個致命問題。

“我們這一代人，從昭和到平成，只見過上坡路。誰也沒教過我們，下坡路該怎么走。”

彼時，正值中國自建國以來的第三次嬰兒潮，“計劃生育”政策開始施行后的第一批人，降生于改革開放后的第一個十年。

他們同樣被灌輸“知識改變命運”、“奮斗成就人生”的信念，在房價飆升、職場內卷、高婚育成本的重壓下奮力奔跑。

然而，努力越來越難以兌換成可預期的回報，傳統的“成家立業”也變得遙不可及。

佐藤那一代人面對的是從頂峰墜落，而今天的中國年輕人，則是在攀登途中，開始懷疑山頂是否真的存在。

所謂的“躺平”論調，也是從這一代人開始，被反復提及。

低欲望社會：從日本鏡鑒看中國現實

什么是低欲望社會？

最直觀的體感在消費層面：不買車、不買房、不買奢侈品，只追求高性價比。

短時間內，便利店在日本的大城市遍地開花，以優衣庫為代表的“低價良品”悄悄崛起，1990-2000年間，優衣庫銷售額年均增速達到了46.1%。

持續性的通縮讓日本的職場結構發生劇烈變動。

終身雇傭制瓦解，人們被迫選擇派遣員工和“飛特族”（通俗講就是自由職業者）。非正規雇傭比例從1985年的16%飆升至2006年的34%。[2]

最殘忍的淘汰制出現在大學畢業后的第一年，如果沒有足夠的運氣把握住機會，喪失進入終身雇傭的大門，就只能長期從事非正規雇傭工作。

這批降生于“一億總中流”的大多數人，成長于父輩搭建的中產生活，卻要在自己成為父輩的時候，完成徹底告別。[3]

通過媒體能零星了解到，近幾年出現部分日本老年人再就業，這批老年人，正是還需要撫養“廢柴”兒女的“團塊世代”。

為了刺激經濟頹勢，日本政府舉債抬高杠桿，銀行加大貨幣寬松，日本六大城市的地價指數10年內上漲6倍，一般工薪階層即使用畢生儲蓄也無力在大城市買下一套住房。

但是，隨著國際資本獲利后撤離，1990年，日本房地產金融泡沫迅速破滅，房地產價格隨即暴跌，股價、地價市值共減少約1000兆日元，相當于日本GDP的兩倍，日本房地產業全面崩潰。[4]

金融機構相繼破產，企業資產負債表持續衰退，制造業開始向海外轉移，此時，日本正式進入了平成“失去的三十年”。

1990年的日本，能看到許多現在正在中國發生的事情。

2023年，中國宏觀杠桿率達281.8%，房地產價值占GDP的25%；

2022年中國首次出現人口負增長，面臨嚴峻的少子老齡化挑戰，進入結構轉換期；

2022年國考報名增長率達到34.7%，為近五年最高；

近三年青年失業率在15%以上，高校畢業生供給量連年增加，企業招聘結構還在分化。

經濟轉型升級期的陣痛，開始蔓延。

資產通脹與消費通縮：人們為何主動“縮表”？

大前研一批評日本政府"用20世紀理論治療21世紀疾病"，用舉債的方式刺激經濟，企圖拉動GDP的增長。

也有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日本政府對泡沫經濟處理的延誤是導致低迷的直接原因。[5]

平成時代的日本雖說進入了宿命論式妥協，但社會已高度成熟、均質化，國民普遍享有富足的物質生活。消費降級卻沒有降低質量，更多的日本家庭是從“炫富式”的生活過渡到“滿足式”的生活。

中國的“躺平”論調誕生于高房價、內卷和階層固化，是青年群體面對“努力回報率”驟降的一種暫避，可以說，更像是社會轉型期的“壓力測試”。

需要解釋的是，所謂“躺平”，不是一個具體的表現，而是人們對現狀的戲謔，“躺平”的背后也并不是人們主動選擇“不努力”，而是在種種壓力下的無奈和不安。

算一筆經濟賬，或許會更能理解中國年輕人為什么選擇躺平。

1、房地產堆砌的自信開始幻滅

近兩年，許多城市的地價及出售情況出現不同程度的衰退，宏觀指標出現通縮壓力，但核心資產（尤其房產）價格整體上仍處在高位，呈現出“資產通脹”與“消費通縮”并存的局面。

高企的房價直接瓦解了傳統“成家立業”的物質基礎。

在一些關于房地產的報告中，2025上半年一線城市房價收入比為25.4，其中深圳高達34.3，北京24.8，上海25.7。而紐約、倫敦、東京同類比值約在12-15倍之間。

雖然近年房價出現不同程度下降，但長期來通過高房價堆砌的自信開始幻滅。

地產相關長產業鏈條的打擊已經傳導至收入水平，居民資產縮水進一步影響著消費意愿和購房預期。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NIFD）發布的《2025年四季度宏觀杠桿率報告》顯示，2025年宏觀杠桿率被動攀升至302.4%。

其中，居民部門杠桿率從2024年末的61.4%回落至59.4%，居民債務增速僅0.5%，創歷史新低，房貸連續11個季度負增長。

居民的主動“縮表”行為，正是“躺平”邏輯在經濟賬上的直接體現：降低負債、收縮支出、對沖風險。

2、考公入編成了新“贏學”

青年就業率也成為結構性變化中的難題。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5年12月份，全國城鎮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為16.5%，連續四個月回落。2026年3月，該數據再度反彈至16.9%。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張丹丹指出，約有1600萬NEET（尼特族：不升學、不就業、不進修）群體因不在統計范圍內而被忽略，實際隱性失業規模更大。根據她的統計數據，制造業零工中約有16.5%為高校畢業生。[6]

零工經濟又會讓社會保障體系承壓。若大量年輕人從事低薪工作或不充分就業，繳納養老金的人口基數變小，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社保將會面臨巨大壓力。[7]

與此同時，高校畢業生增量遠遠超出了市場的容量，編制“上岸”話題成為小紅書等社交平臺上的新“贏學”。

2026年國考通過資格審查人數達371.8萬，報錄比約為98:1，國考人數歷史首次超過考研人數（343萬）。

短短兩年時間就出現了從“追求學歷”到“追求編制”的轉變，不僅是青年對市場化就業機會預期趨于悲觀，也是“求穩避險”心態的佐證。

3、“內卷”和“躺平”之間選擇了不婚不育

2025年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8.6小時，結束了此前連續9年的上漲趨勢，但仍遠超勞動法規定的44小時上限。

來源：國家統計局官網

在全球范圍內，中國人全年工作總時數位居前列，僅次于柬埔寨，在G20國家中超過印度排第一。

許多低收入勞動者只能被迫“以時間換收入”。全國政協委員陸銘也在兩會期間強調，過度的加班文化“侵蝕著職工健康、降低消費活力、抑制生育意愿”。

而中國的新生兒總數還在下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5年中國新生兒總數降至792萬人，較2024年（954萬人）減少約17%，為1949年以來最低，甚至“回到乾隆年間水平”。

來源：B站up主“豐言瘋話”

盡管2026年第一季度婚姻登記數據出現反彈，但人口學專家普遍認為更多是民俗、政策便利等多重短期因素疊加的暫時反彈，適婚人口迅速減少的趨勢難以逆轉。作為“躺平”現象的延伸，“不婚不育”又反過來強化了這一趨勢。

這些數據足以說明，“躺平”并非無病呻吟，也不是脆弱的個體化表現，在宏觀經濟的結構性壓力面前，個人的努力微弱到不值一提。

結構轉型：與日本“低欲望社會”的分野

不可否認，我們與日本當初的“低欲望社會”存在著本質的不同。

其一，日本作為發達國家，經濟在快速膨脹后出現停滯與調整，有學者認為，進入平成“失去的三十年”有一個很重要的根本性原因是，面對國內外環境的變化，沒有作出及時的政策應對和產業規劃。[5]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貧富差距依舊顯著，上升通道雖然競爭極為激烈，但依然存在。哪怕是當下經濟承壓，仍在快速發展與轉型的過程中。

從寬松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可以看出政府的決心。

2025年，中央首次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并時隔14年再次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從此前的“使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增長同經濟增長、價格總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轉為明確“把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物價合理回升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考量”。

簡單理解，過去是為了維持恒溫，“別讓水燒開”，核心困難是物價漲太快，而現在是為了“把水燒開”，讓企業和老百姓愿借敢花。這也標志著宏觀政策調控重心正式從“穩”向“升”切換。

其二，九十年代，日本沒能抓住進入信息時代的IT變革發主動權，美國硅谷站到了全球產業鏈的最頂端，日本卻將尖端制造業的產業鏈向國外轉移，導致價格降低，通縮加劇。

從去年到現在，普通人也能感知到，中國抓住了人工智能等未來產業的發展主動權。2026年初，中國新質生產力占GDP比重已超過20%，規模直追狹義房地產，有望在“十五五”期間正式接棒支柱產業地位。[8]

轉型的時間或許無法清楚的判斷，但政策的目標卻十分清晰，從減稅、控價、反壟斷等措施都能看得出政府確實在積極應對。

經歷了疫情疤痕效應、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地緣政治博弈加劇等多重沖擊，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勢必會帶來不同程度的振蕩。

陣痛是不可避免的，新舊更替總要伴隨著犧牲。

年輕人口中所謂的“躺平”，只是摒棄了老一輩的生存法則，不再執著于一個虛幻的目標，而是過好當下的生活。

這種心態變化或許能催生出一種更本真的生活模式，比如從追求擁有轉向追求體驗，從物質攀比轉向精神豐盈，從生產型社會走向生活型社會。

Soul App聯合復旦大學發布的《2026年社交趨勢報告》指出，當代年輕人正在嘗試超越“內卷”與“躺平”的傳統二選一，提出一種屬于他們的時代答案。

“有效努力”取代了盲目拼搏，“做個活人”則是對異化工作與機械生活的反抗。

為的是，“在內卷與躺平之外，做一個清醒、堅定、熱愛生活的普通人”。[9]

結語

在一個增長神話逐漸褪色的時代，人們習慣于追問："為什么年輕人不愿奮斗了？"卻很少反躬：這個系統是否還值得全力以赴？

日本的經歷告訴我們，當經濟進入結構性停滯，個體的努力往往只能延緩下滑的速度，而無法改變方向。

今天的中國青年并非缺乏斗志，而是他們在目睹房價與收入的鴻溝日益擴大、職場晉升路徑愈發狹窄之后，開始重新評估"努力-回報"的激勵模式。

社會韌性不是所有人咬牙前行，如果一個社會讓大多數踏實工作的普通人看不到希望，那問題絕非出在“躺平”的個人身上。

不論是認為“躺平可恥”，還是“躺平可恥但有用”，這種討論本質上是個體和國家之間的良性互動，是社會進步的體現。

而接下來的考驗將是：我們能否借此契機，通往一個更有尊嚴、更有質感、更加包容的社會。

參考資料：

[1] 以日為鑒 分析師Boden

[2] 失落20年谷底中力尋出路

[3] “冰河期世代”為何困擾日本多年 環球日報

[4] 世界三次房地產泡沫的警示經濟參考報

[5] 回首平成時代：日本共克時艱和艱難改革發展的30年 財經雜志

[6] AI時代如何破局打工人“飯碗”迷思？鳳凰衛視

[7] 靈活就業視角下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探析 湖南紅網

[8] 開源證券

[9] 2026年社交趨勢報告 復旦發展研究院

公司與行業往期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