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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經濟思想堅持“兩個結合”,為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重要原創性貢獻。從經濟思想史的視角看,中華文明在漫長歷史中積累的經驗和智慧為現代經濟治理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的引入,使這些傳統資源被置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整體邏輯之中,獲得了具有當代價值的理論生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提供了科學的分析范式,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發展注入了實踐智慧,二者之間具有高度契合性。習近平經濟思想既堅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又實現對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展現出民族性與時代性相統一的理論品格。
鑄就經濟發展價值新高度
中華文明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鮮明的價值追求,并在實踐中將其轉化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導向。我國先賢不僅強調物質財富的增長,更注重對社會公平的維護。習近平經濟思想通過創造性結合馬克思主義價值理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經濟倫理和價值追求,弘揚了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傳統智慧,形成了兼顧效率與公平的現代經濟倫理與價值追求。
升華“利以平民”的分配正義。“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我國先賢具有“以義制利”的深刻認識,批判“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強調“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分配決定于生產,又反作用于生產,“而最能促進生產的是能使一切社會成員盡可能全面地發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種分配方式”,這為理解分配問題提供了科學框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在守牢不發生規模性返貧致貧底線前提下,推動更多農村居民勤勞致富,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不能掉隊”的莊嚴宣誓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扎實推進共同富裕,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將傳統理念升華為系統性的社會財富調節機制,彰顯了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制度的優越性,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堅實保障。
激活“日新又新”的創新動能。中華民族向來崇尚創新創造。從“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文明蘊含著深厚的革新精神。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揭示了創新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指明科學技術本身在文明發展過程中越來越成為內在的、作用不斷強化的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培育創新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基因”,提出“科技自立自強是促進發展大局的根本支撐”等一系列重要論斷,既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革新精神,也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科學技術是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的觀點的創新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深入推動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出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任務,確立2035年建成科技強國的奮斗目標,不斷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充分激發科技人員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有力推進科技自立自強,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了強勁動能。
增進宏觀經濟治理新智慧
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發展,形成了獨具特色且行之有效的治理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習近平經濟思想立足現代國家治理的復雜實踐,創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將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中的治理智慧升華為現代治理理念,為超大規模國家的宏觀經濟治理提供了重要方案,為全球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
完善“執兩用中”的調控藝術。《尚書》中“允執厥中”的治理理念,是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中的調控智慧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市場經濟的高度復雜性,往往需要更加準確地把握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理論成果,深刻揭示出現代國家的經濟職能不僅限于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更在于通過宏觀治理引導經濟發展方向。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科學運用“執兩用中”的平衡智慧,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等更加靈活有效。區間調控將宏觀調控的目標界定為一個合理區間;定向調控精準發力,針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進行針對性調控;相機調控則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靈活調整政策。這體現出“致廣大而盡精微”的治理境界,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為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扎實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創新“食為政首”的保障體系。我國古代素有“食為政首”的認識。然而,傳統安全體系受制于小農經濟基礎和技術條件,保障能力有限,作用主要局限于災荒賑濟。馬克思主義認為,食物的生產是直接生產者的生存和一切生產的首要的條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實施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增強農業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穩定性,強化藏糧于地、藏糧于技,大力發展現代農業,凸顯傳統治理智慧與現代治理能力的辯證統一,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堅實支撐。
暢通“財物流通”的經濟循環。市場是經濟活動的基本平臺。我國古人很早就有了“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的觀念。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經濟循環等理論分析框架都注重經濟循環暢通,推動國民經濟形成螺旋式上升的良性發展。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指出“堅決破除阻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卡點堵點”,著力推動實現產權保護、公平競爭、質量標準等制度的統一,打破要素流動壁壘,打通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堵點,促進傳統意義上的聯通轉化為制度性、系統性的現代聯通,努力建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制度完備、治理完善的高標準市場體系,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以國內大循環的內在穩定性和長期成長性對沖國際循環的不確定性。
開辟生態經濟發展新境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向來尊重自然、熱愛自然,綿延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孕育著豐富的生態文化。”習近平經濟思想立足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實踐,通過馬克思主義生態觀與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的創造性結合,將樸素的哲學觀念升華為系統的現代生態經濟理論,轉化為推動綠色生產力發展壯大的實踐動力,走出了一條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新路,為突破傳統發展觀中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對立的舊有模式提供了中國方案。
運用“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念。“天人合一”構成了中國傳統生態智慧的哲學基石。《易經》中說“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蘊含著按照大自然規律活動的生態智慧。馬克思主義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關系,揭示人與自然辯證統一關系,為“天人合一”提供了科學的客觀物質循環規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等重要論述,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的魂脈,也蘊含著“天人合一”“萬物并育”等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的根脈,將環境視為同人類休戚與共的親密伙伴,揭示生態文明對于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所具有的關鍵意義,突破了“增長極限論”的悲觀預判,超越了部分西方環保主義將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割裂開來的思維窠臼,實現了生態經濟觀的根本性躍升。
發展“取之有度”的利用原則。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強調“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如《孟子》中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體現了樸素的可持續發展思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自然資源作為勞動對象,是構成生產力的基本要素。習近平經濟思想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激活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中的“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原則并用于當代實踐,創新性地發展為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互促共進的綠色發展道路。比如,面對長江流域如何在發展中落實保護的實踐難題,鮮明提出“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引領沿江地區走上“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的正確道路。這將“取之有度,用之有節”,轉化為可操作、可考核的區域協同治理方案,體現了在宏大時空尺度上統籌規劃的系統性,有力矯正了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非此即彼、不可兼得的落后觀念,推動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相得益彰,形成了加快培育和發展綠色生產力的中國經驗。
激活全球經濟增長新動能
中華文明自古以來就秉持開放包容的姿態,積極與世界各國開展交流合作,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從古代絲綢之路的開辟,到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中華文明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一以貫之。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相互尊重、平等合作、互利共贏等,為解決全球性問題、促進全球經濟增長、推動人類社會進步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
弘揚中華文明對外開放的悠久傳統。古人說“通商者,相仁之道也,兩利之道也”,折射出古代中國的對外開放觀念。然而,傳統開放體系受歷史條件限制,其開放程度、制度保障等有限,難以適應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需要。馬克思主義詳細論述了世界貿易、世界市場等問題,闡釋了經濟全球化的本質、邏輯、過程,奠定了我們今天認識經濟全球化的理論基礎。習近平總書記統籌“兩個大局”,強調“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提出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一系列方法論,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通過落實好海南自由貿易港封關運作等舉措打造形態多樣的開放高地,靈活務實拓展經貿伙伴關系網絡,積極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不斷釋放制度型開放紅利,促進國內國際兩個市場更好聯通,推動中國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讓中國在國際經濟合作中實現發展進步。
彰顯“天下為公”的世界情懷。中國先民素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美好期許,以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開展交流合作。習近平總書記以高瞻遠矚的視野、觀照人類的情懷,深刻把握世界各國普遍聯系、相互依存的時代特征,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傳承了“天下大同”“協和萬邦”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刻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的時代之問,強調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我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等合作機制開展廣泛合作,為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注入動力,為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模式,攜手世界各國共同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
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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