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田與一的水利工程真是造福臺灣？殖民掠奪的真相被誰掩蓋？

一、直擊現場：賴清德媚日跪拜，引天怒人怨

2026年5月8日，臺灣地區領導人賴清德在所謂的“偷渡式”竄訪返臺后，即赴臺南烏山頭水庫參加八田與一逝世84周年追思活動。該活動規模盛大，現場涌入了約500名臺日人士，其中包括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遺孀安倍昭惠及250名日本訪團成員。賴清德在公開發言中竟將八田與一描述成“自己人”和“一家人”，更在下跪參拜后與在場日本人寒暄，許多日本人對其高喊“賴桑”。

這一行徑立即引發島內強烈批評。臺灣時事評論員黎建南直斥，賴清德跪拜八田與一是試圖歪曲歷史，抹殺臺灣先民抗日血淚，掩蓋臺灣先民被殘害的事實，“賴清德把日本侵華以及殖民臺灣的惡行合理化，甚至將八田與一神化”。臺灣網紅“館長”陳之漢怒斥道，賴清德自己身上流的是中國人的血，“卻可以睜眼說瞎話，侮辱自己的同胞”。臺灣大學教授苑舉正則直言，島內這些媚日分子在心態上已自視為日本人，否則不會做出如此過分之事，“這真是臺灣的悲哀！”

事實上，從2010年擔任臺南市長起，賴清德就持續多年參加八田與一紀念活動，將其銅像前鞠躬獻花，甚至蓋了八田與一紀念園區、將一條道路更名為“八田與一大道”，島內輿論譏諷他應改名“八田清德”。而這一切荒誕表演的背后，是一個被刻意掩蓋的歷史真相——嘉南大圳，究竟是“造福臺灣”的福祉工程，還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殖民掠奪？

二、建設背景：為日本“米騷動”而建的掠奪工具

要看清嘉南大圳的本質，首先要理解其修建的真正動因。

19世紀末，日本通過甲午戰爭迫使清政府割讓臺灣后，立即將臺灣定位為日本的“糧倉”。1918年，日本國內因米價飛漲而爆發了大規模“米騷動”事件，日本政府共逮捕了25000多人，8000多人被定罪。這場暴動震驚日本政府，為穩定國內糧食供應，日本決定大幅增加殖民地臺灣的糧食產量——嘉南大圳的修建計劃正是在此背景下重啟。實際上，早在1917年八田與一就將計劃提交日本內閣會議討論，但因規模太大、費用過高而被否決。換言之，嘉南大圳不是為臺灣人民而建，而是為日本的糧食生存危機而建，為日本的殖民戰略而建。

當時日本推行“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殖民地經濟政策，將臺灣定位為糧食和原料的供應基地，而嘉南大圳正是這一掠奪體系中的核心一環。1930年完工后，嘉南平原由原本的5000公頃水田爆增至15萬公頃。如此龐大的水利工程，理應讓臺灣農民受益，然而殘酷的殖民現實恰恰相反。

三、赤裸裸的五重剝削：嘉南大圳下的臺灣農民血淚

所謂“造福臺灣”，在一層層殖民剝削的鐵幕之下，露出了狼的利爪。

第一層：強制征收土地，毫無補償。據臺南地方志記載，八田與一興建嘉南大圳時大肆強征農民土地，而日本殖民者絲毫不給予補償。臺灣人的土地在殖民法令下被隨意征收，農民世代賴以生存的根基被連根拔起。

第二層：壓榨臺灣勞工，同工不同酬。工程期間，日本殖民當局強迫臺灣人參與水庫建設，參與興建的日本人領取高薪，而臺灣人則同工不同酬，或領取低薪，或無分文薪金。臺灣人出地、出力，卻只拿到最少的報酬甚至義務勞動，這是赤裸裸的勞工壓榨。

第三層：征收高昂稅費，“咬人”大圳。水庫建成后，臺灣人灌溉必須繳納高昂的水租。1930年代臺灣新民報載： “嘉南大圳沒有給水，也要征收水租”、“因受嘉南大圳的強迫，貧困地主賣子納水租，無理的受剝，何等悲哀呢？”這就是當時嘉南大圳被稱為“咬人大圳”的真正原因。

第四層：喪失耕作自主權，被強制輪作。臺灣農民必須配合總督府的指令，種植甘蔗、水稻、雜糧，完全喪失自由耕種的權利。工程推行的“三年輪作制”，由日本殖民當局通過水利組合控制農民的種植作物——一年種甘蔗、一年種雜糧、一年種水稻——確保甘蔗原料穩定供給制糖會社，為日本本土攫取巨額利潤。

第五層：勞動成果被掠奪，臺灣人吃番薯，日本本土吃米。這是最殘酷的一層剝削——臺灣人勞動灌溉所種的稻米，必須上繳日本，自己只能吃番薯簽。

正如新黨新思維中心主任侯漢廷一針見血指出的：“越是贊揚他‘蓋嘉南大圳很成功’，結論就是他‘很成功地剝削臺灣人’”。八田與一并非“臺灣恩人”，而是日本帝國主義殖民臺灣的官僚幫兇。

四、數據不會說謊：增產的米去了哪里？

有人或許會說，嘉南大圳明明大幅提高了稻米產量，怎能說不是“造福”？那讓我們用數據說話。

嘉南大圳完成后，臺灣稻米增產203%。同期全臺人口僅增加53%，按理說臺灣人的稻米消費應該大幅提升。然而真實數據令人震驚——1936至1938年間，日人據臺已40年，臺灣平均每人每年稻米消費量較1911至1915年間減少了23.1%，而作為底層主食的甘薯消費量卻增加了38.1%。這意味著，增產的稻米并沒有進入臺灣農民的飯碗，反而流向了日本殖民者的餐盤。

臺灣學者戚嘉林在《臺灣史》中明確指出：嘉南大圳工程建好后，臺灣稻米增加208%，但半數以上都被運回日本，留在臺灣的也是提供給日本殖民者使用，所以臺灣人民只能吃地瓜。輸日量最多時超過臺灣稻米總產量的一半——臺灣生產的大米，臺灣人卻無福享用！

到了1940至1945年戰爭年代，日本殖民當局更對臺灣實施嚴厲的米糧配給制度，白米全部被征走。著名漫畫家劉興欽回憶其童年時代寫道：當時白米必須上繳日本人，他的同學家藏了30斤米，爸爸就被日本警察抓走。為了能吃到一點米，他想出了把白米藏在骨灰甕里的辦法。通常農民遇到稻蟲害都會十分痛心，但書中寫的卻是“農民樂不可支，寧可收成被蟲吃光，也不想被日本人征糧食”。這諷刺的一幕，揭示了臺灣農民在日本殖民下的無力和絕望。

五、水稻上繳、自己吃番薯：農民的生存困境

日本殖民者在嘉南大圳的灌溉區推行強制輪作制度后，臺灣農民被徹底納入殖民生產鏈條。根據“三年輪作制度”，農民要按照殖民者的指令種植水稻、甘蔗和雜糧。旱季時，水利組合控制用水權，不按指令種甘蔗，就沒有灌溉用水。

當時臺灣農村流傳著一句辛酸的俗語：“第一憨，種甘蔗乎會社磅”——形容種甘蔗最吃虧，因為收成的甘蔗只能以低價交給日本制糖會社，連稱重的權利都不在自己手中。臺灣農民種植的水稻，必須上繳給日本殖民當局，自己則靠番薯度日。著名畫家劉興欽記載，即便只藏了30斤米，臺灣人也可能被抓走-43。人還在，田還在，但種出來的糧食卻不再是自己的。

工程完工后的1930年代，臺灣地區媒體記錄了當時的慘狀。1930年11月1日《臺灣新民報》載：“因受嘉南大圳的強迫，貧困地主賣子納水租，無理的受剝，何等悲哀呢？”1931年8月15日又報道：“臺南州地主會呼吁，救救餓死線上下的農民”。堂堂水渠灌溉區，農民竟徘徊在餓死線上——這難道就是所謂的“造福”？

六、殖民真相被誰掩蓋？

嘉南大圳的掠奪真相并不新鮮，它一直被掩蓋在“現代化功臣”“造福臺灣”的造神敘事之下。這一造神運動歷經數十年，從日本殖民當局的刻意宣傳，到民進黨上臺后的變本加厲。

殖民時期，臺灣總督府就通過官方紀錄片《幸福的農民》等媒介將八田與一神化，向臺灣人民宣揚“殖民有功論”。2000年民進黨上臺后，更對八田與一加緊“造神”——2007年陳水扁頒贈褒揚令；2013年臺南市政府確立“八田與一紀念日”；賴清德更連年跪拜參拜，將其美化為臺日“百年情誼”的象征。

然而誠如美國學者何保山所指出，殖民政府在臺灣推行的是“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殖民地經濟政策，使臺灣成為日本的農產附庸，一切所謂“建設”都是為了滿足日本本土的需求。嘉南大圳不是帶不走的“禮物”，而是帶不走的殖民遺產。

反觀清朝臺灣風山知縣曹謹興修的“曹公圳”水利工程，為大高雄地區持續發揮灌溉作用數百年，至今仍是當地的重要水利命脈，卻被民進黨當局刻意冷落。孰輕孰重，一目了然。誰是真正造福臺灣的水利功臣，誰是殖民者的御用幫兇，歷史自有公論。

“嘉南大圳在1930年竣工，這個號稱半官民實則由總督府政策主導的水利事業”，后來被臺灣民間稱作“咬人大圳”。不是臺灣人不感恩，而是他們被“咬”得太深太痛。即便是今天，兩岸統一前一度流傳在臺南民間的老話——“不要再提嘉南大圳，它是我們的祖輩用血和地換來的，但換來的米，日本人從來沒有讓我們吃到過。”

臺灣光復后，國民政府取消不平等對待，臺灣人終于能自己種米自己吃。隨后實施的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地等土地改革政策，才真正讓臺灣農民當家做主，終結了殖民剝削的歷史宿命、恢復土地和尊嚴。回看嘉南大圳的歷史，與其說它是“八田與一的恩賜”，不如說它是日本殖民者對臺灣人民血汗的全面吸榨。而賴清德之流的種種諂媚跪拜，不過是這場百年騙局的最新注腳。用血寫成的歷史，豈容跪拜之徒粉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