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國民黨戰俘病死，中央下令徹查：為何發病一天多才送醫

1973年一名國民黨戰俘因病離世，中央為何對延遲一天才送醫啟動徹查？

1973年1月19日傍晚，北京西北郊的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警鈴驟響，一名五十八歲的在押人員突然癲倒在地，面色潮紅、鼻孔滲血，值班醫務員測得血壓高得幾乎量不到上限。警衛沖進縫紉間，一時手足無措，直到二十多分鐘后才將他抬回病房。

病人叫徐遠舉，此前他被安排在縫紉組修改囚衣。有人回憶，當天下午他因一道返工指令與同伴發生口角，甩下一句“各人做各人的事”便不再言語。夜里，他拄著水盆洗了個冷水臉，回到工位剛坐下便大叫一聲撲倒在地。情緒激發、高血壓疊加冬夜冷水刺激，這三重打擊后來被懷疑是致病導火索。

管理所的慣例是先由所醫務室觀察，待生命體征趨穩再轉院。誰也沒料到，這名病史復雜的高血壓患者僅撐了數小時便陷入深度昏迷。20日清晨，他被緊急送往宣武醫院搶救，可顱內出血面積已無法手術，21日凌晨終告不治。

噩耗傳出，中央立即責成衛生部、公安部和監所系統組成聯合調查組，要求“弄清病因與救治經過”。此類關注并不常見，但在知情者看來并不意外。畢竟，徐遠舉在二十多年前的重慶，手染無數革命志士的鮮血；而他本人又是最早一批在戰犯管理所里寫下十幾萬字《我的罪行實錄》的重點對象，他的任何風吹草動都繞不開政治與歷史的雙重敏感。

若將時間撥回到1932年，這位湖北大冶青年剛剛被戴笠網羅進軍統。當時國民黨在“攘外必先安內”的旗號下，加大秘密警察編制，川滇地區更是重中之重。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軍統各地站點擴張，24歲的徐遠舉憑一手酷刑審訊“升格”，先后出任西昌站站長、川康區副區長。重慶大轟炸期間，他專盯左翼報刊，《挺進報》編輯部數次遭破門搜捕，便出自這支隊伍。

1949年春，解放軍突破長江防線，蔣介石密電西南長官公署：“清理在押積案，不留尾巴?！毙爝h舉此時已是第二處處長，手握大權。在松林坡，他主持了對楊虎城將軍一家的滅口。為避人耳目，處室深夜開會提出勒殺或刀刺兩套方案，所有執行者逐一寫下“絕不泄露”字據。9月6日深夜，一行六口被分批帶入小屋，木門反鎖，喊聲撕裂夜空。一個半小時后，現場只剩血跡與泥土。

兩個月后，“11.27”大屠殺更將殘忍推至頂點。渣滓洞牢房里，特務先拆掉鐵門，再用沖鋒槍掃射；白公館那邊，有人問是否留下年僅八歲的宋振中，答復是“誰報仇？”機槍繼續響。歷史檔案顯示，重慶解放前最后四十八小時內，兩處獄所死亡人數超過三百人，徐遠舉坐鎮辦公室，電話線幾乎未曾放下。

12月，徐遠舉搭乘專機南逃昆明。飛機降落時，西南軍區保衛部已守在跑道邊。短促槍聲過后，衣袖被撕成布條的徐遠舉被押解回重慶，再度走進自己設計的白公館鐵門。諷刺意味不言自明。

1951年至1956年，這名戰犯親歷了新中國對在押人員“改造—教育—釋放”三部曲的初始階段。最初，他提出要拆除高墻、取消武裝警戒，每天可以外出散心。管教干部僅回了一句：“先學會守規矩，再談自由?！敝螅麉⑴c掃院子、縫被罩、學習憲法，情緒漸趨平穩。1954年，他動筆寫下第一章《我的罪行實錄》，詳細列出十多年間的每一次抓捕、每一張處決令。研究者注意到，他在自述中多用“參與、奉命”字樣，仍存為自己開脫之意，但不再否認客觀事實。

1956年春，功德林接收第一批西南戰犯。徐遠舉被編進六中隊，白天縫紉，晚上讀歷史資料。有意思的是，他最鐘愛的一篇文章竟是《西安事變記要》，每次閱讀都要長嘆。獄方醫務檔案記載，他患有持續性高血壓，一直靠低鹽飲食和針劑控制。

回到1973年1月的病房，聯合調查組逐條核對當班記錄、藥品登記、警衛口供。關鍵細節浮出水面：1月18日晚上縫好的被套因尺寸錯誤被要求返工，他情緒激憤；19日值勤員發現他連續兩晚用冷水洗臉，體溫驟降又驟升；發病后內部先觀察六小時，擔心急救車顛簸反而加重腦出血，這才決定送院。醫院最終診斷：長期高血壓導致腦血管破裂，死亡性質為疾病。

調查結論呈報中央后，指示僅一句：“重視慢性病監測，吸取教訓。”檔案封存，自此無追加處理。徐遠舉留下的那本《我的罪行實錄》被移交重慶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成為研究軍統西南暴行的重要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