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如今律師屬于高收入“金領(lǐng)”，而明清時期同樣為訴訟出力的訟師為何社會地位卻很低？
正德十六年春，江南某縣衙門前人頭攢動。鼓聲尚未擂響，滿身泥土的佃戶、衣著考究的商客已在廊下排起長隊，眾人簇?fù)碇晃皇謭?zhí)鵝毛筆的瘦長讀書人。有人低聲催促：“先生，快替我寫狀！”他點點頭，提筆蘸墨，三兩行雋永小楷便躍然紙上。號稱“詞場先生”的他，正是此刻最搶手的角色——訟師。儒家講“無訟”，現(xiàn)實卻偏偏“多訟”，這種張力讓訟師應(yīng)運而生。
明初以來，田畝擴(kuò)展、手工業(yè)興起、白銀流通，人口突破一億，江浙、江西這些商業(yè)旺地最先熱鬧。田界爭端、商賈債務(wù)、宗族財產(chǎn)，一樁樁糾紛逼得人們奔走衙門。朱元璋為了教民守法，曾令各地“張掛律條牛角”，但懂字義不等于能寫狀紙。八股文樣的詞章、六部格式的行文，一般莊戶難以下筆，于是落第秀才們找到了新營生，替人執(zhí)筆、查條文、教答詞，聚攏成一支特殊行當(dāng)。
輕微齟齬原本在祠堂里解決。族老排坐，幾句裁斷，拿板凳拍案即可翻篇。可一旦扯到田契、婚約甚至命案，當(dāng)事人難免心虛。“若一語不當(dāng)，挨板子的就是我。”于是訟師被請上場。有人在祠堂門口悄悄遞來紙條：“先生，可否幫我把‘被打’寫成‘被行兇’？”訟師低聲回道：“筆下有度，你只管放心。”寥寥數(shù)語，輕傷頓時成“謀命”，對方立刻心驚。一支筆，左右輸贏，這便是訟師的本事所在。
官府層面更須他們。敲登聞鼓、遞狀紙、上堂對答，每一步皆按程式。成化年間的江西吉安，日訴八九百起，據(jù)《吉安府志》記載，“累歲不能結(jié)”，最令縣令頭疼的恰是狀紙堆成山。若無熟門熟路的訟師，案件根本開不了頭。可他們的存在同時也被視作“放大紛爭”的源頭，連年繁訴讓“息訟”口號顯得蒼白。
明清律例不遺余力地將“教唆詞訟”列為重罪，杖責(zé)、流放乃至充軍隨時降臨。一方面，縣官最忌訴訟數(shù)字飆升，政績看田賦與治安，打官司多了反成失職；另一方面，一些訟師確實喜歡添油加醋，“被歐曰殺，爭財曰劫”，把瑣案寫出滔天大禍，借提成牟利。兩重作用疊加，訟師聲名日益灰暗，社會遂有“種肥田不如告瘦狀”之譏。
把目光拉到今日，律師與訟師的距離并不只隔著四百年。兩者同樣靠文字與口才，卻身處不同制度。現(xiàn)代律師須接受系統(tǒng)法學(xué)教育，通過統(tǒng)一考試，還負(fù)有必需辯護(hù)的義務(wù)；訟師則無門檻，全憑字紙鋪子的師徒相授與個人膽識，說白了是“自由槍手”。欠缺統(tǒng)一規(guī)訓(xùn)，名聲良莠不齊，也難獲官方認(rèn)可。
不過，不能忽視的是，訟師的出現(xiàn)昭示了傳統(tǒng)社會正從純粹的人治緩慢邁向程序化。普通百姓第一次可以借助半職業(yè)化的幫助，把自己的訴求變成正式文書，走進(jìn)公堂。遺憾的是，國家對穩(wěn)定的倚重、科舉體制的擠壓以及訟師自身操守參差，最終把這群人鎖在法律邊緣。清末新政引入西方法律教育后，律師制度逐步成型，舊式訟師漸失市場，只在縣志軼聞中留下影子。
他們的身影早已散入塵埃，可那支記載民間疾苦的毛筆，曾經(jīng)也微微撬動過帝國沉重的法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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