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節專題|寫“安”字的女人

整理/譚麗挪 口述/王錦榮

我叫王錦榮，是搞書畫的，寫字也畫畫。這些年寫得最多的一個字，就是“安”。人家問我，你咋總寫這個字？我說，安就是平安唄。你看這個字，上頭一個屋檐，下頭一個女。女人有個屋檐待著，那就是安。我這一輩子，年輕時候沒有這個屋檐，后來自己給自己蓋了一個。現在七十四了，坐在屋里頭寫寫畫畫，窗戶外面風刮多大，我都不怕了。這就是安。

說起以前的事，得從1976年講起。那一年，通遼招人去霍林河，一個新開發的礦區。說是招三千多人，半夜三點多就起來集合，敲鑼打鼓的。家里人送我，一邊送一邊抹眼淚。可我不懂，我還挺高興——我想著，這回能掙點錢了。

幾十輛大客車，打著旗一路唱歌。半路上走錯了，全是大草原，路就是兩道轍印，繞來繞去，等到了地方都晚上十點多了。車子剛停穩，接我們的人就來了，說歡迎我們。窗外有提著馬燈的影子晃動，還有敲鑼打鼓的聲響。我們迷迷糊糊下了車，緊接著點名、站隊，被分別帶往不同的方向。我被分到汽車隊，帳篷是新搭的，一條大通鋪，我們十幾個人，行李一放，就算安了家。

第二天就開始干活，挖地窨子，蓋房子。晚上睡覺，窗戶上沒有玻璃，拿破氈子蒙上。夏天還好過，蚊蠅多也能對付。冬天就難熬了。早上起來，門推不開，要是大雪把門堵死了，得從窗戶爬出去。過年包餃子，沒有水，把外面的雪鏟鏟，化了和面，就那么吃的。冬天下雪就封山，白毛風一刮，雪不下了，白毛風越刮越使勁，三五米看不清人臉，前腳走，后腳路就沒了。車隊出行，不敢單獨跑，三五臺車一起走，前后照應。那時候野獸多，狼群邪乎。車要是拋錨了，那就是要命的事。

有一回，我跟司機李玉去通遼辦事。走到烏罕大壩，車壞了。正是臘月，解放車沒有暖氣，四處透風。凍得不行，鼻涕流出來凍成了冰碴子，手粘在車門上揭不下來。走不了了。好不容易堅持到了一個板房，是修路工人住的，都是男的。我們去借宿，人家為難了，男同志好辦，你這女同志，沒地方安排啊。后來好不容易找到個地兒，是幾條木板子鋪的，上面有草，離爐子還挺近。有人給我抱了行李，我就睡上去了。好不容易天亮了，我從窩里爬出來，身上沾著干草和狗毛，腿是麻的，胳膊是僵的。吃過飯，站在雪地里，看著遠處灰白的天邊，我那時候就想，能有個安穩的地方睡覺就行。那年我24歲。

還有一回我病了，渾身疼，沒勁兒，起不來床。衛生室沒啥藥，就那么扛著。連長王玉華來看我，偷著塞給我一個蘋果。那個年頭，蘋果不是錢的事，是你買不到。我吃完那個蘋果，好像就精神了，第二天好了。多少年以后我見著王連長，我說，王連長，你那年救了我命啊！她愣了：啥時候的事？我給你蘋果了？我咋不記得了？她真忘了假忘了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吃了病就好了。可我記了一輩子，必須的。

這種日子，人跟人之間反倒近了。三千多人，都是年輕人，有從農村來的，有轉業的軍人。年輕人在一塊兒，難免要談戀愛。后來有了露天電影，去指揮部那邊看，離車隊二里地。冷得要命，也去看。放電影的自己發電，吱吱響，放一段換一個片子。還有大喇叭，放歌、通知、喊話。等建得差不多了，晚上燈一亮，我們住的地方，從遠處看，一排一排的，有人說像“小上海”。那會兒心里頭也挺高興，覺得沒白干。

過年想回家，沒有大客車，就坐“大六輪子”，一種六輪的大卡車。穿大皮襖、大皮褲、大頭鞋，大口罩，后邊看誰也看不出是男是女。三百多公里，一路顛，到家下車不會走道，到家半天說不出話來。我媽說，咱不去了，姑娘，別遭這罪了。我說沒事，這不挺好嗎？現在苦，將來就好了。

那會兒一封信要走好長時間。有啥急事，等信到了，啥都晚了。電話也沒有，后來有了長途，也得搖半天，通了還聽不清。最有意思的是看孩子，我們有了身孕的不能上班，就去幫生了孩子的同事看孩子，同事休完產假正常上班。

艱苦的條件確實考驗人，有的留下來了，有的走了。我留下來了，沒走。在大車隊工會干過，搞宣傳，寫標語，歡迎車隊回來，歡迎光臨之類的條幅也常寫。在土建處待過，跟著蓋過地窨子，蓋過樓房。后來退休了，在家寫寫字、畫點畫。兩個孩子都很爭氣，在礦上上班。女兒對我的愛好特別支持，筆、墨、紙、顏料等都給我備齊。我加入了市書畫家協會，我畫的畫也曾在市里畫展上展出，有的還獲了獎。找我要作品的老鄰居、老戰友，我很樂意送給他們。

我們這代人吃了多少苦，說不完。但大家互相幫襯，誰也不計較。你說“安”是啥？安就是一直努力地活著，活到了幸福安逸的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