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返傭3萬即入刑？律師解讀：并不準確，但滿足這些要件需擔刑責

“5月1日起，保險返傭累計達到3萬元就會被判刑！”近期，這樣一則消息在保險行業內瘋狂傳播，牽動著業內人的神經。

有些保險代理人對此表示支持，也有代理人擔心自己會觸及刑事紅線；消費者則心生疑惑，不清楚自己若索要或接受代理人返還的傭金，是否會面臨法律風險。

這則消息的背后，是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稱“兩高”）聯合發布《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下稱《解釋二》），自5月1日起正式施行。

“‘返傭3萬元即入刑’的說法并不準確。”上海市錦天城律師事務所資深律師李偉華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是否入刑取決于多個法定構成要件，而非單一金額標準。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返傭行為未必構成刑事犯罪，但其仍屬于違反《保險法》及保險監管機構相關規定的行為。一旦查實，相關主體可能面臨相應的監管處罰。因此，保險機構及其銷售人員均須恪守合規經營的基本底線。

保險返傭3萬即入刑？

?保險返傭是指保險代理人、經紀人或銷售人員在銷售保險產品后，將自身從保險公司獲得的傭金部分或全部返還給投保人的行為?。

“最新司法解釋規定，保險銷售中給予、收受返傭、回扣等商業賄賂，數額累計達到3萬元以上，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薄靶乱帉④囯U返傭從普通行業違規升級為商業賄賂犯罪，單筆或累計金額達3萬元即可入刑。”

伴隨著《解釋二》的發布與施行，上述類似說法近期在保險行業內掀起不少討論。

討論焦點集中在《解釋二》中對于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及受賄罪的最新規定。

《解釋二》第八條規定，《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第一百六十四條規定的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定罪量刑標準分別參照受賄罪、行賄罪（單位行賄罪）定罪量刑標準執行。在決定是否追究刑事責任和量刑時，應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和情節，準確評估社會危害性，確保罪責刑相適應。

結合《刑法》及2016年“兩高”發布的《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針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行賄和受賄罪的量刑金額起點為3萬元。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和受賄則按照以上數額標準規定的二倍執行。

而最高人民法院新聞局表示，5月1日開始施行的《解釋二》一大特點即明確對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行賄罪定罪量刑標準分別參照受賄罪、行賄罪（單位行賄罪）定罪量刑標準執行，落實對不同所有制企業依法平等保護。業內人士表示，這意味著《解釋二》將原來《解釋》中對于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和受賄的“二倍執行”標準拉平到了與對國家工作人員相同的定罪量刑標準，即“入刑金額門檻”由此從6萬元降低至3萬元。

那這是否意味著“保險返傭3萬即入刑”？

對此，李偉華表示，這種說法并不準確。“本次《解釋二》并未將所有返傭行為等同于行賄、受賄，也未設置‘返傭3萬元’的絕對入刑門檻?！彼治龇Q，是否構成賄賂類刑事犯罪，核心取決于主體身份、是否利用職務便利謀取利益、財物往來與職務行為的關聯性以及數額與情節等多個法定構成要件，而非單一金額標準。

滿足這些要件將擔刑責

李偉華強調，“保險返傭3萬即入刑”說法的核心問題在于，將返傭這一行業現象與“賄賂類犯罪”直接畫上等號，忽略了法律對賄賂犯罪的嚴格界定，也混淆了違規行為與刑事犯罪的邊界。

李偉華在采訪中詳細解讀了返傭行為可能會被認定為賄賂類犯罪的核心條件。他表示，需要滿足以下多個要件，返傭才可能被認定為賄賂類的刑事犯罪：

從主體要件來說，收受財物一方系國家工作人員、國家機關/國有單位或公司、企業及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即非國家工作人員）；從職務關聯性來說，財物往來需與其職務便利或職務行為存在直接關聯，系對其職務行為的對價或回報；從其目的角度來說，給付財物的目的是為謀取利益；從財物對價性來說，該行為本質上屬于權錢交易，而非合法勞務報酬、合同對價或明示入賬的商業讓利。

李偉華舉例，某私營企業為其員工投保商業健康團體保險時，該企業關鍵崗位人員（即非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保險代理人預先承諾的返傭，進而利用職權將該企業的保險業務交由該代理人承攬。若返傭金額累計達到法定數額標準（如人民幣3萬元以上），且該返傭實質上是其職務行為的對價，旨在促成保險交易，則該行為可能被認定為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相關責任人員可能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反之，如保險代理人向個人保險客戶返還傭金的行為，原則上屬于保險銷售環節的違規行為，違反《保險法》和保險監管有關規定，宜定性為違規銷售，不適合直接定性為刑事犯罪。

同時，從合法傭金、商業返利與賄賂犯罪的邊界角度來看，李偉華認為，如果是交易雙方明示約定、如實入賬的價格讓利，且與職務行為無關，不應輕易定性為刑事犯罪。只有在賬外暗中、與職務行為掛鉤、以謀取利益為目的的回扣、返傭，才可能被認定為商業賄賂，達到法定數額標準時，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另外，以財物等方式賄賂來謀取交易機會或競爭優勢的，也可能被認定為不正當競爭行為，但并不必然觸發刑事責任。

也有業內人士表示，針對非國家工作人員的行賄和受賄罪早已存在，此次《解釋二》僅是將定罪量刑門檻與國家工作人員相關標準“拉齊”。

返傭暗藏多重風險

雖然“返傭3萬即入刑”的說法并不準確，但這并不意味著返傭行為合法合規。李偉華特別提醒，即便返傭行為不觸及刑事紅線，其本身也違反了《保險法》及保險監管部門的相關規定，屬于行業嚴管的違規行為，保險代理人和保險機構仍將面臨嚴厲的行政處罰。

《保險法》明確規定，保險公司及其工作人員、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其從業人員在保險業務活動中不得給予或者承諾給予投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保險合同約定以外的保險費回扣或者其他利益。

業內人士表示，返傭行為會嚴重擾亂保險市場正常秩序，破壞行業公平競爭環境——部分機構或代理人通過返傭搶占市場，會倒逼其他從業者跟風效仿，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最終導致保險產品定價失衡、服務質量下降。

而站在保險客戶角度，李偉華稱，投保人主動索要保險傭金也存在一定風險?！笆紫?，保險返傭違反《保險法》禁止性規定，后續一旦產生糾紛，不合規的利益往來不但可能成為后續服務中的瑕疵，也可能引發個人稅務問題。其次，傭金是營銷員提供長期服務的經濟基礎。返傭會擠壓其生存空間，造成保險代理人的加速淘汰與更迭，最后導致大量保單淪為‘孤兒單’，在理賠、保全等關鍵業務環節失去專業的服務?！崩顐トA分析稱，目前保險監管推行“報行合一”，返傭行為被嚴令禁止，其套利空間已被大大壓縮，還是建議保險消費者將關注點從傭金返還的短期利益轉向產品本身的性價比與保障范圍。

記者梳理近年來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及各地監管分局發布的行政處罰決定書發現，針對保險返傭的處罰從未放松，無論是保險機構還是個人代理人，皆會因返傭行為被依法追責，罰單涵蓋警告、罰款、撤銷任職資格等多種形式。部分情節嚴重的，還會被納入行業黑名單。

例如，2021年7月，原銀保監會山西監管局對一名泰康人壽山西分公司個人保險代理人作出終身禁入保險行業的行政處罰，原因之一就是在銷售保險過程中存在承諾給予投保人保險合同約定以外的利益。

今年一季度，大地財險、平安財險、中國人壽等多家險企的分支機構及相關負責人亦因返傭被監管出具罰單并處以警告、罰款等行政處罰。

除了行政處罰，返傭行為還可能引發民事責任。在北京金融法院去年10月披露的一起保險銷售違規典型案例中，保險銷售人員靳某向投保人承諾贈送金條，后投保人因未收到金條解除保險合同，給保險公司帶來損失。故保險公司將靳某訴至法院，要求其返還傭金并賠償損失，法院判決支持保險公司訴求，靳某需全額返還傭金并承擔相應賠償責任。

針對返傭行為，北京金融法院表示，保險公司需建立健全銷售管理制度與合規流程，明確禁止給予或承諾合同外利益，并強調違規后果，完善監督與問責機制；同時向消費者進行明確、清晰的風險提示。對于銷售人員來說，必須嚴守《保險法》及監管規定，拒絕以任何形式給予、承諾保險合同約定以外的利益，將競爭核心立足于為客戶提供精準的風險保障規劃和優質的售后服務，而非依靠不正當手段短期獲利。而對金融消費者而言，需清晰認知任何形式的“返傭”“返禮”或“額外收益”承諾均為違法違規行為，且背后可能隱藏欺詐風險或產品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