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不救了，美國債務首超GDP，巴菲特準備B計劃，中美資本撤離

你敢信嗎？和平時期美國聯邦債務居然首次超過了自身GDP，上一回出現這種情況還是二戰剛結束湊戰爭經費的時候。現在和那時候完全不一樣，就連股神巴菲特都悄悄留好了后手B計劃，不少中美資今年第一季度，美國公眾持有的聯邦債務占GDP的比重達到100.2%。上次沖過百分百還是1946年，當時的106%全是二戰打仗燒錢燒出來的，戰后美國國防開支快速降下來，不到十年債務率就砍半了。現在的百分百是和平時期攢出來的，美國兩黨在稅收、醫保、社保問題上扯了二十年，既沒有外部沖擊當借口，也沒戰后紅利能用來消化債務。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這個比率到2030年會漲到108%，2036年更是會沖到120%。

本都在往外挪位置，這事藏著不少門道。債務率破百最直接的結果，就是聯邦財政能騰挪的空間越變越小。現在美國每年要付的債務利息已經到1.23萬億美元，第一次超過了國防預算。聯邦政府每收一美元稅，二十六美分都要拿去還利息，剩下七十四美分才夠分給國防、基建、社保這些項目。錢都被利息吃光了，想要新增任何支出，只能砍項目、加稅或者接著借錢，三條路每一條都碰了政治紅線。

砍社保直接動了美國選民的基本盤，砍國防影響美國的全球軍事部署能力，加稅得罪兩黨核心選區的金主利益。參議院2026財年的預算決議里，連個赤字解決方案都沒拿出來。白宮提的2027財年預算，還要求國防開支漲40%，監管機構算了算，這會讓未來十年美國再新增差不多7萬億美元債務。白宮和國會在財政方向上，已經是完全談不攏的狀態。

根子還是出在美國政治的自身特性上，福利支出因為人口老齡化自動漲，國防開支要搞全球競爭被動升，稅收政策又長期偏向減稅不肯增收。三個方向每個都有自己穩固的政治利益聯盟。債務率漲上來真不是哪一屆政府決策失誤搞出來的，是整個美國政治體系在利益分配上達不成共識的結果。這種支出剛性拉滿、收入漲不上來、融資成本還越來越高的財政，能持續運行全靠國際資本一直以低成本往里進，這個核心條件現在已經變了。

變化最顯眼的地方，就是外國官方買家的動作。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2026年4月降到了6826億美元，比2013年的峰值少了快一半。日本、沙特這些其他大買家，也一直在長期減持手里的美債。現在各國調整外匯儲備，都在降信用資產占比、提實物資產占比，說白了就是主權資本在重新定義什么才是真的安全資產。

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國還增持美債參與國際協調。那會的前提是中美經濟高度互補，穩住美國金融市場，確實符合中國出口部門的利益。這個前提早被貿易摩擦、技術限制、投資審查、地緣競爭一點點耗沒了，雙方經濟的互補性都被人為的安全操作削弱得差不多了。中國減持美債不是賭短期利率漲跌的交易操作，就是調整長期資產配置而已。一直增持黃金、擴大本幣結算、簽貨幣互換協議，這些動作說白了就是降低對單一主權信用資產的依賴。

外國官方買家撤退，直接改變了美債市場的需求結構。差不多七成美債在美國國內持有，剩下三成在外國手里，官方買家的屬性和私人投資者完全不一樣。官方買家對收益率沒那么敏感，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和流動性。這類資金開始降低風險敞口之后，市場對利率的敏感度直接上來，融資成本的波動也變大了。五月初三十年期美債收益率重新回到5%，就是需求結構變化最直接的反映。

原來大家公認的主權信用“無風險”設定，現在正在被重新評估。美元資產能當全球公認的安全資產，本來靠三個底子撐著，美國的經濟體量和市場深度，美元在國際支付和儲備里的壟斷份額，美國作為國際規則主要制定者的身份。現在三個底子都在被一點點侵蝕。俄羅斯差不多3000億美元海外資產被凍結的先例，所有做投資怕風險的人都不可能忘了這事。

伯克希爾哈撒韋2026年第一季度的現金儲備，已經到了3973.8億美元，還連著十四個季度凈賣出股票。市場都看得明白，囤這么大規模的現金，就是防系統性風險。普通的周期性風險，比如經濟衰退、利率波動、企業盈利變化，分散行業調調估值就能應對。要是涉及國際規則變化、主權信用重新定價、資產安保成本上升的結構性風險，根本沒有分散風險的工具，只能多囤現金才能穩住。

李嘉誠家族這段時間剛完成英國電訊業務的股權出售，算下來2020年到現在累計套現已經超過3500億港元，賣的資產覆蓋了電訊、電網、港口、鐵路租賃這些領域。長和系對外說投資標準是“尊重合約精神、有完善法律制度保障投資者的國家”，潛臺詞就是現在資產安全不再只靠市場規則保障，越來越看資產所在國的陣營屬性和地緣關系。2026年初巴拿馬政府直接終止了長和旗下子公司運營近三十年的兩個港口特許經營權，長和已經發起了不低于20億美元索賠的法律程序。不管官司結果怎么樣，契約可執行性被地緣政治侵蝕的趨勢，已經明明白白擺出來了。

巴菲特看重的是資產估值處于歷史高位，疊加美國財政不可持續，李嘉誠看的是地緣局勢影響傳統資產的安全。兩個人判斷的出發點不一樣，最后得出的結論卻一模一樣，現在持有現金的機會成本，已經低于持有風險資產可能帶來的損失。

美國債務問題早就從單純的經濟議題變成了安全議題。手里拿著美國國債，等于把部分國家儲備放到美國政策能影響到的范圍里。對和美國存在地緣分歧或者潛在沖突的國家來說，這個風險早就不是理論上的了。現在全球黃金需求漲、本幣結算協議變多、區域金融安排越來越扎實，這些都不是個別國家的策略調整，是很多國家察覺到同一個風險之后，一起做出的分散反應。

美國債務率突破GDP，對自身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影響，直接體現在行動能力上。2026年大概有9.2到10萬億美元國債到期需要續發，全年還要新增差不多2萬億美元債務。現在利率維持高位，外國官方需求又在減弱，美國財政部的融資成本一直在漲。這直接綁住了美國在海外做軍事部署和行動的靈活性。真再來一次經濟下行或者地緣危機，聯邦政府能拿出來用的財政工具，比2008年或者2020年少太多了。債務率40%的時候能搞大規模財政刺激，債務率破百之后，同力度的操作面對的融資條件和市場反應完全不一樣。

對美國的盟友體系來說，債務問題的外溢效應已經在改變聯盟內部的成本分擔。美國一邊要求盟友增加防務開支，一邊自己的財政空間越變越小。北約成員國2025年到2026年一直在增加國防預算，部分原因就是大家都預判美國可能沒法維持原來的承諾水平。這不代表聯盟直接瓦解，就是聯盟內部權力和責任在慢慢重新分配而已。

中美戰略關系早就完成轉型，從原來的“合作中競爭”變成了現在的“競爭中管理風險”。2008年到2016年那會，中美在全球金融危機、氣候變化、反恐這些領域有實實在在的合作基礎，經貿深度捆綁，“穩住美國金融有利于中國出口”是真有現實經濟基礎的判斷。現在美國對華政策已經形成跨黨派共識，技術封鎖、投資審查、關稅都拿來做戰略競爭工具，中國也在外交和儲備管理上慢慢建好了風險隔離機制。中國減持美債、分散儲備，不是為了打擊美元體系，就是降低自己被美國單邊行動波及的影響，說白了就是風險管理，不是要刻意對抗。

全球資本重新定位的過程，速度和規模都要看主要大國能不能在安全和效率之間找到新的平衡點。這個過程大概率會以融資成本慢慢抬升、政策空間持續縮小、盟友體系逐步調整的方式推進。在找到平衡點之前，現金、黃金、能自己說了算的實物資產，肯定是各方都偏愛的選擇。中美資本撤離的趨勢也不會停下來，這本身就是資本流動更深入調整的體現。

參考資料：人民日報 《美國債務高企的風險與外溢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