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證明不是空口白話,她公開了多張聊天截圖。英國《國際商業時報》5月8日報道引用這些材料:確實有人向她開出每條幾千美元的價碼,邀請她為保守派候選人做宣傳,報價按粉絲量分層,頭部大號單條價格更高。她還曬出網紅營銷平臺的任務單,上面白紙黑字要求創作者在指定時間窗口圍繞特定政治議題統一發聲,發布時間、標簽、敘事角度全部定好。
所有記錄中分量最重的一張,來自詹姆斯·布萊爾的私信截圖,顯示他私下請她幫忙轉發抨擊拜登政府的內容。這是直接證據,證明政治競選高層與網絡創作者之間確實存在一對一秘密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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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律角度看,問題遠比道德批評嚴重。美國競選財務法規明確規定,任何人接收政治競選團隊或政治行動委員會支付的資金并為之做推廣,必須向公眾如實披露合作關系,標明是付費內容。拿了政治實體的錢卻讓所有看到內容的人誤以為是獨立思考,就可能踩到競選財務披露規定的紅線。5月上旬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圣克萊爾把對比拉到了更宏觀的層面。她說,在右翼陣營,不管創作者內容多粗糙、觀點多站不住腳,播放量只有幾百次,有些人年收入卻可達幾百萬美元。錢從哪來?不是貼片廣告,不是粉絲打賞,而是通過各類組織和政治行動委員會一層層撥下來的——最終資金源頭往往是需要靠政治渠道保障商業利益的大企業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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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數據指出,一些共和黨背景的咨詢公司專門搭建了任務撮合平臺,金主掛出影響力任務,創作者登錄后像逛貨架一樣挑單子,內容、酬勞和傳播要求一目了然。因為大筆資金兜底,創作者完全不考慮內容質量,唯一需要確保的是錢準時到賬。
進步派媒體,是兩個世界。她說,進步派媒體從誕生起就沒怎么得到大企業資金青睞,幾乎全靠訂閱和捐贈活下來。她講過一段早年經歷:團隊曾整夜加班到凌晨三點趕制籌款方案,材料一份份發給潛在資助人,結果絕大多數連一句婉拒都沒回。這種緊巴巴的活法,和右翼不愁吃喝的滋潤狀態放在一起看,格外諷刺。這并非孤例。早在2024年,美國司法部曾披露一樁案件:與俄羅斯官方背景有關的機構通過田納西州的Tenet Media空殼公司,向多名美國保守派網紅輸送了近千萬美元,要求按指定方向發布內容。公開案卷顯示,其中一個網紅月收入達四十萬美元,還有十萬美元簽約獎勵。結構和圣克萊爾描述的模式幾乎一致。
槍擊案后,圣克萊爾幾乎每天坐在紐約公寓,對著TikTok鏡頭講黑幕,已積累超過七萬七千名每天蹲守等更新的關注者。《華盛頓郵報》刊發專題報道記錄她從“乖巧前線小兵”到與機器決裂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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