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官方陣營、或“支持”政府的古巴聲音,常常營造出一種“社會公正”和人人都能享有、建立在“公平”之上的福祉圖景。可多重危機以及社會階層的最新表現,正在這片土地上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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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巴,人們早已習慣聽到“有饑餓”“我餓了”這樣的說法。當然,這并不是納粹集中營、二戰期間被圍困的列寧格勒,或1895年至1898年反殖民戰爭期間西班牙將軍魏勒在古巴設立的集中營式管制。那我們究竟在說什么?
古巴官方媒體經常提到“糧食安全”和“脆弱性”這兩個詞,它們都屬于某些國際機構的術語體系。前者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每個市鎮都必須自給糧食”這樣的語境中;后者則被用來描述“處于脆弱處境中的人”,也就是公民中的一個廣泛群體——在當下這種掠奪性環境里,經濟條件較差的人。
旅居巴黎的古巴經濟學家佩德羅·蒙雷亞爾認為,與其說“糧食安全”,不如說“糧食不安全”——而官方并未公布相關測量數據。如今真正關鍵的問題是:從每個家庭的處境來看,古巴是否正在走向一種“嚴重糧食不安全”的狀態。
其實,判斷的方法并不復雜。
我一時也想親自做一遍這份問卷,給自己找一個參照。不過在此之前,先說說我是誰:我是一個處境不穩定的勞動者,沒有固定工作,住在哈瓦那附近一座邊緣城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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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這份問卷:你是否擔心過沒有足夠的食物可吃?是,一直如此。
你是否無法吃到健康或有營養的食物?是的。我的日常飲食通常是一些基礎的天然食物,主要從配給商店或農貿市場購買。但我經常感到動物蛋白不足。我不是純素食者。手頭稍微寬裕一點時,我往往會轉向罐頭、加工肉類、“垃圾食品”或現成食品,但這些東西到底健不健康,我其實無從判斷,因為既不知道原料,也不了解制作方式。至于維生素和微量營養素的不足,我靠海外寄來的補充劑來彌補。
你吃的食物種類是否很少?是。我的大多數飯菜都由本地最基本的食物構成:米飯、豆類、意大利面,有時——并不總有——會有一些塊根類作物、水果和沙拉,雞蛋、肉或魚則只是偶爾吃到。偶爾我也會加一點“像樣些”的東西換換口味,但前提是手里有錢,因為價格很高。
你是否不得不省掉一頓飯?是。我已經有十多年不規律吃早餐了。平時只吃午飯和晚飯。少數幾次離家在外時,我能吃上早餐,但在這里通常不吃。手頭寬裕時,我有時會在早晨喝咖啡時配一點糕點,或者吃點“夾了點什么的面包”。
你吃的東西是否少于你認為自己應當吃的量?是。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尤其不完全是總量不夠,而更多是種類不夠。
你家里是否出現過食物吃光的情況?沒有,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徹底斷過。
你是否感到饑餓卻沒有吃東西?是。去年夏天就發生過。當時我靠手頭做的幾份活掙不到多少錢,體重掉了很多。
你是否曾整整一天不吃東西?沒有,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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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蒙雷亞爾的說法,如果第3題到第6題中任何一題回答“是”,就說明存在中度糧食不安全;如果第7題或第8題回答“是”,則說明糧食不安全已經達到嚴重程度。
拋開所有官方說辭,甚至拋開相關立法,這份問卷所測量的,其實就是我們這些身處危機中的人正在經歷的現實。基于類似研究,糧食監測項目在2024年估計,古巴有21%的人口正處于糧食不安全之中。
我只是一個典型案例。我的鄰居中,沒有誰能長期穩定地吃上肉或魚。最好的情況,也不過是買到一只雞、一些碎肉,或者在特殊場合——比如慶祝時——吃上一塊豬排……在我住的街區,看到的就是這些。最常見的動物蛋白來源是雞蛋。至于水果和蔬菜——對一個熱帶國家來說,這多少顯得反常——要么稀缺,要么越來越貴。
蒙雷亞爾指出:“糧食不安全通常是一個沿著嚴重程度階梯逐步推進的過程。”它是一種社會經濟狀態,用來衡量食物短缺,或食物即將耗盡的風險。它是饑餓的前奏,而饑餓會在“糧食不安全嚴重且持續”時顯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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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我們在許多被遺棄的古巴人身上看到的現實:他們翻找垃圾,只為尋一點殘羹剩飯,或者在更好的情況下,找到一些可以回收或轉賣的東西,換取一點微薄收入。它也體現在那些不斷消瘦的熟人、鄰居和朋友身上。它同樣存在于古巴社交媒體上那些充滿日常焦慮的聲音里。
脆弱性,還是貧困?所謂脆弱,是暴露在某種壞結果發生的風險之下;而所謂貧困,則是已經身處一種明確而痛苦的現實。對聯合國來說,脆弱性與糧食安全是一枚硬幣的兩面:脆弱性是原因,不安全是結果。糧食不安全是饑餓的前奏,而饑餓則是“不平等和極端貧困”的后果。
一個國家之所以脆弱,背后原因很多。不過,古巴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階層社會,如今已有不少專家不再回避“貧困”這個詞。你不會在電視上或《格拉瑪報》——古巴機關報——上聽到這個詞,但在古巴國內,圍繞這一主題已經出版了幾本非常出色的學術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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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關塔那摩大學教授哈維爾·佩雷斯·卡普德維拉最近在臉書上指出,官方話語談到“脆弱人群”時,仿佛他們只是“一個規模不大、邊界清晰的群體”。但如果采用國際上經過驗證的視角,脆弱性其實是一種“持續暴露于風險之中且無力應對”的狀態。
在古巴,通貨膨脹、美元化、對匯款或非正規市場的依賴,以及普遍的不穩定狀態,本身就讓無數家庭暴露在“結構性脆弱”之中,哪怕這種狀況并未得到官方承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指出,如果一個家庭50%的收入都用于購買食物,那么其脆弱性就很高,而許多研究都證實,古巴早已遠遠超過這一門檻。
脆弱性還與不穩定密切相關。這種不穩定使人們無法信任未來,也難以建立可靠的人生規劃。同時,交通、醫療、供水、通信、電力等基本公共服務的獲得又常常不穩定,而這無疑影響著生活在這里的大多數古巴人。
因此,如果把“脆弱人群”說成只是少數人,就會遮蔽一種普遍現實:例外已經變成常態,而政府則回避承認脆弱性已經普遍化。卡普德維拉的結論是:“幾乎所有古巴人都是最脆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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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直白地說,就是貧窮。這就是那個要求我們為之赴死的“古巴主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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