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的潛力、張力、角力｜誰在“只有特朗普”的對華政策決策圈中發揮作用

【編者按】

美國總統特朗普將于5月13日至15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值此之際，澎湃新聞國際新聞中心推出“中美關系的潛力、張力、角力”系列報道，全程追蹤特朗普訪華行程，傾聽不同領域、各個圈層的真實聲音，全方位盤點中美關系，呈現潛力、張力和角力并存的圖景。

自再度入主白宮以來，特朗普曾經一度對華擺出了非常強硬的姿態。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掄起名為“解放日關稅”的大棒，其中對中國的關稅稅率一度接近150%，震驚全球。然而，美方的態度很快在中國一系列有力、有理、有節的反制措施下轉向緩和。此后中美之間舉行了多輪經貿磋商，達成了貿易戰的暫時“休戰”。最新一輪經貿磋商也即將于5月12日至13日在韓國舉行。

圖為美國總統特朗普。

去年秋天，五角大樓向特朗普呈上的國防戰略文件草案中，延續過去十年的表述，將中國視為美國面臨的頭號安全威脅。當時就有知情官員對媒體透露，特朗普對此表示反對，并命令五角大樓重新撰寫該文件。在今年1月發表的《國防戰略報告》中對中國采取了較為緩和的論調。該文件的一份非機密版本這樣寫道：“特朗普總統尋求與中國建立穩定的和平、公平的貿易和相互尊重的關系。”

《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先后于去年7月和今年4月刊發文章，討論為何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從強硬轉向緩和。這兩篇文章更多地從中方的反制措施給美國造成的壓力，以及特朗普對訪華的期待切入，但對于特朗普的核心決策圈對其對華政策影響幾乎沒有著墨。

也許，這也正是特朗普2.0的一個顯著特點。

談及這一話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刁大明和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高級研究員、中國項目主任孫韻都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表示，特朗普第二任期與包括特朗普第一任期在內的歷屆美國政府存在很大不同，到目前為止，在對華議題上占主導地位和做最終決定的“只有特朗普本人”。孫韻還指出，本屆政府的對華政策就是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其他人都是扮演的輔助角色。”

在鷹派環繞中的特朗普卻未必會強硬到底

早在特朗普剛剛二度當選總統的2024年年底，美國媒體就盤點了如今特朗普2.0時代的那些鷹派人物——國務卿魯比奧、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邁克·華爾茲、國防部長赫格塞思等人。

但是，報道也指出，這些鷹派人士可能會發現他們與特朗普政府中的抗衡力量有沖突，比如商務部長盧特尼克以及其他不想顛覆對華商業關系的同仁們。而最關鍵的還是特朗普，他在談到中國時“更注重交易而不是意識形態”。《紐約時報》當時就指出，特朗普可能會考慮在對華貿易問題上采取更溫和的態度。

去年7月，《紐約時報》另一篇探討特朗普對華轉向緩和的文章則指出，盧特尼克和魯比奧始終緊跟特朗普的立場，而特朗普更像是一個交易者，而非“國家安全鷹派”，在那之前的幾個月里，國家安全委員會中那些持鷹派立場的成員卻因被指忠誠不夠而遭解職。

媒體這樣的分析存在實際的案例佐證支持。標志性事件是去年4月，曾參與制定以更激進手段阻止中國投資的國安會負責科技事務的高級主任費思（David Feith），以及其他被視為對華強硬派的顧問被特朗普解雇。曾是協調美國政府在科技和中國問題上行動的重要中樞機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技術與國家安全理事會則被解散。

此外，在去年5月，另一位對華鷹派人士——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首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邁克·華爾茲也被解任，并被提名專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曾在“美國在臺協會”任職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簡以榮（Ivan Kanapathy）得以留任，但他的整個團隊，包括負責中國事務的工作人員，都被解雇了。

而另一邊，我們也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中相對務實的一派官員，似乎對特朗普的對華政策調整多少發生了一些作用。《華爾街日報》此前報道就提到，去年4月中方管制稀土出口以反制美方的關稅大棒，令特朗普團隊措手不及。據知情官員透露，財政部長貝森特和其他人呼吁特朗普取消關稅措施，緩和貿易戰，以使這些礦產恢復供應。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鄭永年在今年3月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曾表示，第二任期的特朗普和他的團隊，對中美關系有一種新現實主義的看法。他以美國副總統萬斯和國務卿魯比奧舉例，指出美國年輕一代的政客們，看到了中國實力迅速崛起的過程，認識到中國有足以與美國競爭的能力，這表明他們對中國還是能夠有超越意識形態的實事求是的看法。

刁大明則對澎湃新聞表示，從過去一年多的情況看，在對華議題上，美國政府各部門更像是在進行一場“誰能更有效執行特朗普對華政策”的比賽，“誰更有效執行，可能將來特朗普就更認同誰；特朗普更認同誰，這個人又可能就會影響他的政策。”

在特朗普新任的小圈子里，有兩個人相比于萬斯和魯比奧更值得關注——美國駐華大使龐德偉（David Perdue，戴維·珀杜），雖然在物理距離上離特朗普更遠，但他身處駐華大使的位置，以及他與特朗普的親密關系，或許能使他在對華政策上具備更多的影響力。

另一位是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戴安斯。他2012年當選聯邦眾議員開始從政，2015年起擔任蒙大拿州聯邦參議員。在第一任參議員任期期間，戴安斯就成為特朗普的堅定支持者。而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他與特朗普的公共政策立場吻合度已高達86%。

當然，就如刁大明和孫韻指出的，占主導地位和做最終決定的“只有特朗普本人”。

他的電話直通白宮而非霧谷

關于龐德偉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龐德偉的宣誓就職儀式是在白宮橢圓辦公室舉行的，特朗普親自出席，國務卿魯比奧主持。這是美國大使就職中極為罕見的一幕，也凸顯了特朗普與龐德偉關系的親密。

相比而言，此前兩任駐華大使的宣誓就職儀式就沒那么特別。特朗普第一任期時的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是在艾奧瓦州議會大廈宣誓就職，他本人曾兩次擔任艾奧瓦州州長，是美國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州長，也與中國領導人相識多年。拜登政府的駐華大使伯恩斯的就職儀式則是在國務院由時任副國務卿舍曼主持，并通過X平臺宣布。伯恩斯本人則是一名資深外交官，其在國務院的履歷從非洲起步，并在中東、歐洲和北約等地區和機構任職，還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

“一直以來，美國外交界都有個說法，‘駐外大使抄起電話能打給誰？是霧谷（注：美國國務院所在地）還是白宮？’”刁大明表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龐德偉跟特朗普之間的關系很可能屬于后者，這對特朗普政府在對華及相關議題上的決策來說，“（與電話打到國務院）還是差別很大的。”

在2014年投身政界之前，龐德偉已是在美國企業界擁有四十余年經驗的領袖人物，在法國、新加坡、美國、中國香港等地居住。1992年，在香港期間他曾出任莎莉集團（Sara Lee Corporation）的亞洲業務高級副總裁，負責在中國大陸和香港地區尋找供應商。

2014年，龐德偉在競選佐治亞州聯邦參議員期間，從一個擁抱“全球貿易”的商業人士，轉變為贊同“美國優先”的特朗普支持者。他在參議院盡力維護特朗普的議程，再加上他的堂兄桑尼·珀杜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間被任命為農業部長，這些都令他與特朗普的關系變得密切。

2024年12月，特朗普在社交平臺宣布提名龐德偉擔任駐華大使時表示，龐德偉“40年的國際商業經驗和曾在參議院任職的經歷，將為我們構建與中國的關系帶來寶貴的專業知識”。他強調，龐德偉的忠誠以及他推進本屆政府在亞太地區戰略的能力，“將在實施我維護該地區和平以及與中國領導人建立富有成效的工作關系的戰略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在孫韻看來，龐德偉接替資深外交官出身的伯恩斯，被任命為駐華大使“并不是很令人吃驚的事情”。“建制派外交官或有幾十年任職經歷的外交人士從來不是特朗普挑選大使的首選。” 孫韻對澎湃新聞表示。

2024年12月，再度當選總統不久后，特朗普宣布了多名外交使節提名人選，其中包括多位“幾乎沒有任何外交經驗”的候選人。而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非職業外交官出身的使節任命比例達到46%，遠遠超過被認為是慣例的30%的上限。不過美媒指出，特朗普在提名一些駐關鍵國家的大使時，選擇了相對更有經驗的人選。

孫韻認為，到了第二任期，在選擇駐外大使的問題上，相比于從政經驗，特朗普很大程度上更看重被提名者和他的私人關系。“龐德偉本人曾在中國工作的經歷，在政治上對‘MAGA派’（讓美國再度偉大）比較忠誠。”孫韻對澎湃新聞分析道，“特朗普第二任期上任之初就強調美國最大的國家安全問題就是經貿問題，龐德偉被認為是對特朗普相當忠誠的一個人選，又有商業的背景，又有駐華的經驗，又愿意忠實地執行總統對華的政策，這些考量都是更重要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刁大明也向澎湃新聞表示，從龐德偉的履歷來說，與其說他是從政治人物轉向外交官，不如說他是“從商人轉向了外交官”。“龐德偉長期在商業領域打拼，由他出任駐華大使，更像是特朗普選擇了一個能夠代表特朗普本人，以及他們所共同代表的美國商業利益在中國的代理人或經理人。”刁大明說道。

特朗普與中方溝通的關鍵橋梁

“今天我到了北京。很榮幸能夠代表特朗普總統成為美國駐華大使。我已準備好開始工作，讓美國更安全、更強大，更繁榮。”2025年5月15日，剛剛抵京的新任美國駐華大使龐德偉通過社交平臺發布了這樣一條帖文，而配圖則是他在美國駐華大使館內的第一張自拍照。

2025年5月15日，剛剛抵京的新任美國駐華大使龐德偉在社交平臺上發布了他在美國駐華大使館內的第一張自拍照。

履新半個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會見龐德偉。王毅歡迎龐德偉履新，希望他做中美之間可信的溝通者、分歧的調解者、合作的促進者。

“溝通對于中美關系至關重要。”龐德偉在與王毅會面后，在社交平臺上這樣表示。通過查詢社交平臺，澎湃新聞記者注意到，在華近一年的時間里，除了與王毅會面外，龐德偉還與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王小洪和商務部長王文濤等中國高級官員會面。

刁大明認為龐德偉在獲得提名之后“快速進入了角色”，“就像他給自己起了中文名一樣，給人感覺他極其看重這件事。”履職近一年的時間里，龐德偉既與中國高層進行了很多溝通，也去了不少地方，“而且溝通的議題顯然是美國關注的，比如與王小洪會面，就是為了芬太尼、移民這些話題。”

去年6月之后，龐德偉前往廣州、上海、武漢、沈陽、天津等多地訪問。今年1月，他去香港出席高盛全球宏觀論壇2026。這是他就任駐華大使后首次訪問香港，也是他時隔多年重回這個自己曾經工作與生活過的地方。

而和眾多美國來華人士和機構的頻繁交流則構成了龐德偉大使工作的另一個重要部分。2025年5月，龐德偉先后會見了來華訪問的前任美國駐華大使馬克斯·鮑卡斯（Max Baucus）夫婦及美國學生團體，以及美國谷物協會（U.S. Grains Council）；6月，他又與美國業界協會、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中國美國商會，及上海美國商會進行了“良好會面”。

刁大明向澎湃新聞指出，龐德偉展現出來了這種希望溝通、希望傳話回去的態度，也讓中方更接受他、愿意見他，也給了他在很多議程上進一步與中國高層溝通的機會，恰恰強化了他這種橋梁的作用。而龐德偉在目前美國的對華決策鏈條中也有效地發揮了溝通者和橋梁的作用。

孫韻也認為，龐德偉與特朗普有私人關系，作為駐華大使來講，“他會被認為是更加直接地通往白宮的路徑，肯定能夠起到第一時間溝通的作用，但這并不影響白宮如何決策。”

就在龐德偉赴中國履新的兩個月前，2025年3月，戴安斯訪問北京，成為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啟后首個訪問中國的共和黨陣營高級別官員。據外交部網站消息，當時，國務院總理李強、副總理何立峰、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等分別與其會見。戴安斯表示，美中關系非常重要，雙方應加強對話，“我愿在這方面多做些實事”。路透社此后披露稱，那次訪華前，戴安斯專門與特朗普進行了協調。

戴安斯也是目前共和黨內少有的具有在華工作經驗的政治人物。公開資料顯示，他早年曾就職于寶潔公司，在中國生活六年，擁有獨特的在華工作背景。也正是因為這種政治與商業上的關系，自特朗普首次執政以來十年間，戴安斯已經成為特朗普與中方溝通的關鍵“中間人”。他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就積極參與了中美貿易談判，并作為參議員多次訪問中國。在2019年，戴安斯和當時還是參議員的龐德偉一起訪華，與中方會談。行前兩人還與特朗普、時任財長姆努欽和貿易代表萊特希澤進行了溝通。

今年5月，就在特朗普訪華前一周，戴安斯再度率領一個美國跨黨派參議員代表團來到中國。這次他先到訪上海。5月7日，外長王毅、國務院總理李強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趙樂際先后在北京會見戴安斯及美國參議員代表團。

2026年5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會見來華訪問的美國國會參議員代表團戴安斯一行。

對于被多家外媒稱為“特朗普盟友”（Trump ally）、“特朗普的亞洲事務專家”（Trump’ s Asia expert）的戴安斯的此次訪華，刁大明指出，中方在接待上給予戴安斯的禮遇，說明中方對于在美國政界有一定影響力、對華態度相對比較務實、希望推進穩定的經貿關系的有識之士還是比較重視的。而戴安斯此次率領的是一個跨黨派團隊，也代表了美國兩黨和政界人物一些務實的，至少是希望和中國溝通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得到了中方一定程度的回應。在特朗普即將訪華的背景下，中方此舉也能為訪華營造一個積極的氛圍。

戴安斯在此次訪問后的聲明中直接提到了特朗普訪華，聲明稱，兩黨代表團討論了兩國領導人之間直接、公開溝通的重要性，以及一些重要的國際和國內問題，“希望下周特朗普總統和習近平主席的峰會能夠取得富有成效的成果。”

特朗普也希望中美關系“不要掀起波瀾”

如今，特朗普即將再度踏上中國的土地。自4月以來，包括戴安斯訪華在內，中美在經貿、工商、智庫、人文等各層面也開啟了一連串的密集的交流互動。在中美元首釜山會晤和歷次通話的戰略引領下，兩國關系整體保持平穩可控的總體態勢。然而，特朗普的行事風格卻讓人擔心中美關系在他剩余的兩年多任期內再次陡生變故。

對于特朗普的多變和極大的不確定性可能對中美關系造成的影響，孫韻認為不必過于擔憂。“特朗普最終選擇的是中美關系尋求戰略穩定的方向，大家預料的中美關系風高浪急、要為最壞情況做準備的情況并沒有出現，現實卻是，中美關系在他第二任期以來是趨穩向好的。”因此，孫韻認為，特朗普的不確定性對中美關系不是壞消息，反而是利好消息。

《華爾街日報》的文章也指出，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不同尋常地摒棄了第一任期制定的政策。此前那項由特朗普1.0時期批準、獲兩黨支持的戰略將中國定位為美國最重要的對手。而特朗普2.0框架在美國對華政策、貿易做法和論調上出現重大轉變，其背后的新原則是：不要掀起波瀾。

刁大明分析道，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中美關系雖然仍面臨許多挑戰，但總體保持了穩定，這也是特朗普本人希望看到的局面。他表示，在這樣的情況下，中方甚至可以通過互動去引導和塑造有關政策，“比如我們可以努力讓他在對華政策上保持主動性、保持積極性，讓他感覺自己主導對華政策對美國有利，而如果是他的團隊成員主導的話，就會出現更多不利于美國的事情，不利于‘讓美國偉大’。這樣的話，中美關系中的不確定性也可能被控制到最可控（的程度），中美關系的穩定也可以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