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稟賦的城市,發展路徑和定位也不同。
有的城市因產業集聚而興,有的因交通樞紐而盛,還有一類城市,則因為在大區域協同中成功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連接者”角色,而獲得新的發展動能。
“雙遺之城”河北滄州,正在成為后一種類型的代表。
剛剛過去的“五一”假期,滄州再次迎來客流高峰。來自京津及周邊省市的游客涌入南川老街、大運河非遺展示館、吳橋雜技幻樂城等熱門目的地。這種熱度并非偶然。2025年,滄州接待國內游客5729.53萬人次,同比增長17.9%。其中,京津游客占比達17.8%。
如果將觀察視線從景區移開,深入滄州的產業園區、港口碼頭和公共服務等領域,則會進一步發現,這座城市在京津冀協同發展大局中所扮演的角色,遠不只是文旅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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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橋幻樂城五一開園吸引大量京津游客。 滄州日報社 殷實 攝
01
定位之變
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實施已逾十二年。早期階段,河北環京津城市的主要角色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模式相對單一。但隨著協同發展進入“深水區”,單純的政策洼地和成本優勢已不足以支撐可持續的產業轉移。
一個越來越清晰的共識是:真正的協同發展,必須建立在各揚所長、雙向賦能的基礎上。
滄州較早意識到了這一點,并找準了自身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特色和優勢所在。比如,地處渤海灣穹頂,擁有黃驊港這一天然深水大港;毗鄰雄安新區,是距離雄安最近的出海口;同時擁有較為完備的工業基礎,尤其在綠色化工、管道裝備等領域積淀深厚。而京津雄的核心優勢在于科技創新、資本集聚和高端人才。
正是基于對這種資源稟賦差異的精準把脈,滄州逐漸摸索出一套基于各自比較優勢的分工協作機制。一方面,滄州聚焦打造“京津研發、滄州轉化”品牌,圍繞建設中試熟化基地、搭建高能級研發平臺、新技術場景應用等領域,著力構筑科技成果轉化高地,而京津的實驗室成果需要放大和工藝驗證,滄州恰好有空間、有工人、有化工配套;另一方面,滄州黃驊港將打造為雄安新區“最便捷出海口”,用港口通關的便利性換取雄安外向型產業的集聚需求。這種合作,本質上是產業鏈上下游的自然延伸。
很多人知道,在區域經濟學中,有一個“比較優勢”理論,即每個區域若能專注于自己相對效率最高的領域,通過彼此“交換”就能實現整體發展紅利的最大化。滄州的選擇,一定程度上其實就是對該理論的一種實踐詮釋。它沒有好高騖遠選擇自身并不擅長的領域,或是片面追求“高大上”的產業,而是盡力把自己的長板做到極致。這個選擇看似“退一步”,沒有去夠那些看似更“高端”的東西,但實際上換來的是更大的發展空間。道理很簡單,因為只有在自身稟賦允許的賽道上,才能真正建立起不可替代的競爭力。
這方面,“雄安研發、肅寧轉化”模式就是一個典型代表。2019年,肅寧縣與雄縣攜手搭建雄安新區產業·肅寧協同園區;2022年,這一模式被雄安新區管委會作為傳統產業轉移升級的典型范例,寫入《河北雄安新區傳統產業轉移升級工作的實施方案》。截至目前,園區已落地項目26個,全部為高新技術企業和省市重點項目,其中22個項目已竣工投產。
在這種模式下,雄安側重于研發設計、總部辦公,滄州則主要承擔中試放大、規模化生產等任務。如此分工明確的協作既避免了區域內的同質化競爭,也讓產業轉移和承接具備了更強的內生動力,即企業的“流動”主要是被產業鏈和產業生態所吸引,而不是單純受政策的引導。
另一個典型案例是黃驊港與雄安新區的聯動。黃驊港距離雄安新區核心區約150公里,是天然的“雄安門戶”。2025年,滄州與雄安新區簽署了“大通關”模式落地合作協議,在雄安新區綜合保稅區設立黃驊港服務窗口,將報關、訂艙、查驗等功能前置。同時,兩地海關實現數據互通、監管互認,貨物可在雄安完成查驗后運抵黃驊港直接裝船出海。由此,真正形成了“雄安驗放、抵港直裝”的大通關模式。
這一模式的突破性表現在,用制度創新打通了跨區域物流堵點,讓雄安新區擁有了一個真正“家門口”的出海通道。而滄州也借此實現了港口功能的升級,讓黃驊港從過去以煤炭運輸為主的單一能源港,向服務外向型經濟的綜合貿易港轉型。2025年,黃驊港完成貨物吞吐量3.66億噸,集裝箱吞吐量118.71萬標箱,內外貿集裝箱航線拓展至21條,中歐、中亞國際班列也實現了常態化運行。
可以說,通過扮演好雄安“出海門戶”的角色,不僅使得黃驊港的功能得到顯著拓展,也大大提高了滄州在整個京津冀協同發展格局中的港口樞紐地位,為城市整體能級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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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 滄州日報社 殷實 攝
02
產業之變
如果說“承接”和“聚集”主要代表的是企業的空間位移,那么評價“協同”發展成效的關鍵指標,則還是企業遷入后能否與當地原有的產業生態真正產生“化學反應”,從而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就此來看,近年來滄州的產業發展勢頭,確實體現了“產業鏈、創新鏈、資金鏈、人才鏈”加速融合帶來的發展質效的明顯提升。
以生物醫藥產業為例。在滄州臨港經濟技術開發區的京津冀·滄州生物醫藥產業園,華潤雙鶴、北京協和藥廠、天津醫藥集團等知名藥企已經扎根。據公開報道,目前該園區已聚集醫藥企業70家,初步形成了“醫藥中間體—原料藥—制劑”的完整鏈條。
這些企業能夠順利落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項開全國先河的創新政策——“異地延伸監管”。據悉,常規狀態下,藥企跨省搬遷往往需要重新進行藥品注冊審批,通常耗時達兩至三年,這對企業無疑意味著巨大的市場機會成本。瞄準這一“痛點”,京冀兩地藥監部門向上跑辦爭取,滄州積極協同配合,將監管權限延伸至滄州,使遷入企業依然可以保留北京藥品批準文號,從而實現了“北京藥,滄州產”,大大化解了企業的“后顧之憂”。
當然,如果只看到政策上“變通”能力,仍低估了滄州在產業生態建設上的“真功夫”。因為企業的搬遷只是實現產業協同發展的第一步,要真正讓企業留得住、長得大,還離不開完善的產業鏈配套。對此,園區也開展了一系列的生態打造行動。如在借助北京轉移企業總部科技資源的同時,著力構建起了從研發、中試到產業化的完整、高效的科技創新體系,并持續強化軟、硬件方面的要素支撐,最大程度降低企業發展的綜合成本。這種產業生態的不斷優化,最終也就轉化為“看得見”的企業發展紅利。如華潤雙鶴自2016年落戶以來,年營收已達2億元,納稅近千萬元。
滄州高新區膜產業的加速崛起同樣頗具代表性。2022年,滄州高新區與天津工業大學合作共建研究院,后者擁有全國唯一的分離膜國家重點實驗室。該研究院運行僅三年,已引進33個在研項目,孵化科技企業20家,其中2家躋身規上高新技術企業。在這些項目中,由該研究院孵化的低膜阻低滲氫聚苯硫醚纖維隔膜,打破了國外壟斷,占據國內堿性電解槽制氫30%以上的市場份額。此外,滄州還發起設立了全國首只膜先進材料京津冀創業投資基金,吸引京津社會資本1.35億元,占基金總規模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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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州市天津工業大學研究院 滄州日報社 殷實 攝
也就是說,通過跨圈引入“大腦外援”,滄州在短時間內就成功“孵化”了一個在全國都有著舉足輕重地位的新產業。這足見跨區域協同發展帶來的“化學反應”之強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協同發展中找準差異化定位,給滄州帶來的遠不止于引入和培育了更多的項目與企業。滄州的營商環境、服務標準和開放意識等“軟實力”,也在整個深入協同過程中被持續拉升。
一個不言自明的常識是,一座非中心城市要吸引來自京津的高新技術企業,光靠土地、勞動力等方面的資源優勢是遠遠不夠的。要知道,這些在高能級城市中成長的企業,對政務服務效率、法治環境、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等“軟條件”本身有著更高的敏感度。而為吸引和服務好這些企業,滄州在推進“拿地即開工”、“標準地+承諾制”、跨區域通關互認等改革的過程中,實際上是在用京津雄的標準重塑自己的營商環境和治理能力。
并且,這種能力提升的溢出效應,并不局限于服務好外來企業,本地企業同樣受益于更高效的審批、更規范的監管、更開放的貿易通道。換句話說,滄州在“向下”承接產業外溢的同時,也在“向上”努力接近中心城市的制度水位。可以說,一座非中心城市真正成功地融入區域協同發展,收獲的就不僅是有形的項目和投資,更還有無形的營商環境和治理能力的改善與提升。這或也是協同發展之于非中心城市最具價值的“長期資產”。
數據顯示,僅近三年來,滄州就已累計簽約京津項目180個、總投資708億元,引進落地央企二三級子公司50家。同時,2025年,全市民營經濟增加值突破3200億元,占GDP比重攀升至65.8%。且五年來,滄州62家民營企業入圍河北省民營企業百強各類榜單,上榜數量穩居全省前列。這樣一種對于項目、企業、資金的“強吸引力”,本身可以說就是地方發展生態、營商環境持續提升的現實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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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津冀·滄州生物醫藥產業園內的華潤雙鶴生產線上,工作人員正在進行日常巡檢工作。 滄州日報社 張昊 攝
03
民生之變
產業集聚必然帶來人口集聚。而隨著大批京津企業落戶滄州,數以萬計的管理人員、技術骨干和產業工人等也開始在滄州長期居住。這些人帶來的不僅是勞動力,更伴隨的是對公共服務的更高需求。而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服務能否同步“協同”,也成為考驗協同發展“含金量”的重要一環。
滄州在民生領域的協同發展,同樣表現出了務實的特點。比如,從醫療領域來看,北京協和醫院與滄州市中心醫院的指導共建,就可以看作京津冀醫療協作的一個標桿。
2024年10月,兩院簽署了指導共建框架協議;截至2026年4月30日,協和醫院派出專家1017人次到滄州開展出診、查房、手術和學術指導;雙方建立了遠程會診機制,完成1084例疑難病例會診。同時,共建“神經科轉診示范病房”和“疼痛共建病房”,上轉協和患者242例,下轉107例,形成“疑難重癥上轉北京、康復期下轉滄州”的分級診療閉環。更值得注意的是,還有92項特殊檢驗可直接外送至北京協和醫院實驗室,外送協和檢驗753例,外送協和病理50例,患者在滄州采樣、協和出具報告,免去了往返北京的奔波。累計受益群眾15552人次(義診11247人次)。
這種協作的深度,在全國地市級醫院中并不多見。它的實現,一方面是因為協和有下沉優質醫療資源的內在動力,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推進,滄州本身對于優質醫療服務資源的一體化共享也有了更大的需求。截至目前,滄州已組建京津冀醫聯體27個,57家醫療機構納入京津冀檢驗結果互認范圍,37家醫療機構與京津370家醫療機構實現120項影像檢查資料互認共享。412家定點醫療機構開通普通門診異地直接結算,307家開通門診慢特病異地直接結算。這意味著,在滄州生活的京津籍人員及本地居民,都能在“家門口”享受到“一體化”的醫療服務。
此外,教育領域同樣在加速對接。目前,滄州市屬高校、中等職業學校等與北京師范大學、南開大學等多所京津高校建立了合作關系,在定期開展“周末專家河北行”等交流活動的同時,也選派骨干校長、教師赴京津跟崗研修。此外,還與數十家京津企業簽訂合作協議共建實習實訓基地,助力為本地產業培養適配人才。
養老和勞務合作則是另一條隱性的協作、融合紐帶。數據顯示,目前已有2.47萬名京津及周邊省份老年人選擇來滄養老,多家養老機構被確定為京津冀養老服務協同發展試點機構;勞務協作方面,滄州已累計向京津輸送“河北福嫂”1.19萬人次,這一服務品牌已在京津市場建立起了良好口碑。
觀察這些民生領域的協同進展,可以發現一個清晰的邏輯鏈條,即產業協同帶動了人口的“破圈”流動,人口流動又加快了公共服務的跨區域共建共享,而公共服務的協同提升反過來又繼續增強了區域的吸引力。
更進一步看,醫療、教育、就業等方面的民生“共享”蛋糕不斷做大,也是在增強協同發展的凝聚力和民眾認同感,從而為更深層次的協同、合作,強化文化、心理層面的基礎支撐。這一點的重要性不容低估。一方面,協同發展,歸根結底是要提升民眾的獲得感;另一方面,也只有通過實實在在的民生“共享”紅利強化民眾的認同,協同發展才會有更強的內在動力。
04
格局之變
從早期高速、鐵路、港口建設等基礎設施互聯,到園區共建、研發轉化等產業承接與創新協作的深化,再到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的共享,可以說滄州通過積極融入京津冀協同發展大局,已經從區域內單純的地理節點,真正變成了一個擁有更強綜合承載力與輻射力的多功能樞紐。
促成這種蝶變的關鍵因素之一,其實就是滄州成功找到了自己在更大區域內參與分工協作的價值坐標。比如,對雄安新區而言,滄州是最近的出海口和產業轉化基地;對京津而言,滄州是科技成果中試轉化的承載地和產業外溢的承接地,同時也是市民休閑康養的后花園。而對滄州自身來說,這種角色的確立,也意味著不再是被動等待資源“外溢”,而更是主動參與到區域價值創造的過程中,由此真正實現“強身健體”。
并且,目前這些進展還只是一種階段性成果。2026年,滄州確立了新的發展目標:全年簽約京津項目不少于50個、總投資100億元以上,引進京津技術合同成交額突破100億元。同時,雄商高鐵預計年內通車,滄州西部將實現高鐵直達雄安,納入雄安1小時交通圈;衡港高鐵、津濰高鐵也在加快推進。隨著這些產業協作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持續深化,滄州在京津冀協同中的發展空間相信將進一步擴大。
當然,如何避免產業承接中的同質化競爭,如何進一步提升公共服務供給的質量和均衡性,如何在吸引外部人才的同時也培育更多本地人才?這些問題也仍需要在持續的制度創新中和不斷深化的協作中尋找答案。
但有一個趨勢已經很明確,那就是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進入“下半場”的今天,滄州這座擁有千年文脈的“雙遺之城”,正以一種更自信的姿態融入一個更大的發展格局,由此打開新的發展想象空間,并為非中心城市參與區域協同發展,提供一個有參考意義的新樣本。
澎湃新聞記者 鄭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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