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8萬彩禮被38.8萬“截胡”，如何破解困境？

28.8萬彩禮被38.8萬“截胡”，這是昨天半月談《一場婚禮，還在掏空三代人嗎？》文中的內容。于是巧哥寫了一篇5000多字的長文，都是復述巧哥十多年以前發表在人民網、中國青年報、中國保險報、紅網等官媒上的評論文章里觀點。

想不到，這樣的文幾個小時也無法查看了。

《半月談》說，一位受訪者說，2021年他出價28.8萬元彩禮娶媳婦，結果被另一個出價38.8萬元的“截胡”了。這就是一些地方婚姻市場競爭的殘酷寫照。表面上看高額彩禮似乎抬高了女性的“身價”，實際上其基礎是女性在“婚姻市場”中的“稀缺性”，而非其獨立人格和能力被認可。女性被異化為一種可以用價格標定的“商品”，其價值與彩禮數額直接掛鉤。這是一種典型的物化。

說這是“物化”，我看說得還輕了。這就是婚姻市場上的“招投標”，只不過標的物是一個人的終身，招標方是女方父母，評標標準不是人品、不是感情，而是誰出的錢多。

半月談還說：治理高額彩禮，還要重視城鎮化帶來的生活壓力，降低農民進城安居的成本。審慎反思過度依賴“縣城城鎮化”的模式。讓有能力進城的進城，沒能力進城的在農村完成勞動力再生產。

《半月談》也指出了問題和“病因”：“結婚窮三代”，高額彩禮引發了連鎖反應，老人被后代婚姻負擔捆綁，年輕人的生育意愿被成本抑制。高額彩禮已非單純的民俗問題、道德問題，而是涉及人口結構、城鎮化路徑、家庭倫理、基層治理的系統性社會問題。

可問題來了：怎么解決？文中沒有講如何解決，也沒講破解之策，那么巧哥今天就來說說如何破解。

這些年從上到下喊了多少遍“移風易俗”，文件發了一大摞，標語貼滿了村口，可彩禮該漲還是漲，該“截胡”還是“截胡”。

為什么？還是沒有找到好的對策。

彩禮為何居高不下，應是人口結構、教育資源分配、城鎮化路徑疊加之后的“并發癥”。

你不把這三大病灶同時開刀，光在彩禮數額上做文章，那是摁著牛頭喝水，牛不喝你還能咋地？

先說出生性別比失衡。這是彩禮起飛的第一推動力。推行計劃生育，一家只生一個，可“傳宗接代”“養兒防老”的老觀念還在。結果是什么？

經歷過的都懂，結果多出來三千萬男性。

這三千萬人要結婚，可姑娘就那么多，市場規律最簡單的一課就是：供不應求，價格上漲，這不是什么高深的經濟學。

一些地方彩禮攀高，從幾萬到幾十萬，因為這些地方當年性別比失衡最嚴重。你到那些村子里走一走，一個自然村莊幾十個光棍漢蹲在墻根曬太陽，連媒人都不愿意進村。這種情況下你跟他講“不要攀比”，他跟你說“只要能娶上，傾家也認”。

這不是覺悟問題，而是生存問題。

所以第一刀必須砍向性別選擇。但這把刀如今已經鈍了，當年該生的人已經生出來了，三千萬光棍已經站在了婚戀市場上，這就叫歷史欠帳。

第二：教育資源向城市過度集中。這事兒很多人沒意識到跟彩禮有什么關系。

巧哥告訴你，關系大了。現在的邏輯鏈條是這樣的：好老師都進了城，鄉村學校從一村一校變成一鄉鎮一校，孩子上學要跑十幾里路。可哪個家長愿意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那就咬咬牙，到縣城買房。

買了房，一家人的根就從農村拔出來了，生活費、房貸、物業費、暖氣費，哪樣不是錢？這時候兒子要結婚，女方開口就是“縣城有房嗎”。你說有，但那是你們老兩口住的。不行，得再買一套。

《半月淡》報道說，農村家庭為兒子結婚普遍要花60到100萬，這里面大頭是什么？不是那個十幾萬的彩禮，是房子。房子才是真正的“吞金獸”。而房子為什么成了標配？因為教育資源把全家人都綁架進了縣城。

優質教育資源向城市傾斜，帶來了一個被嚴重低估的后果。農村男孩的升學率在加速下降。女孩比男孩早熟，小學初中階段就能拉開差距，考高中的比例女孩明顯高于男孩。男孩考不上高中就去讀職校，或者直接打工，而女孩考上高中、考上大學、進了城，眼界開了，工作有了，你再讓她嫁回那個連自來水都不穩定的村莊，這有可能嗎？

她們寧可在城市里“剩著”，也不愿回去。這就造成了一個結構性矛盾：鄉村留不住女孩，城市又容不下男孩，兩頭一夾，光棍越來越多，彩禮自然水漲船高。這不是什么道德滑坡，這是教育資源配置失衡帶來的“人口虹吸效應”。

在昨天的文章中，說到當年巧哥發表的《寒門學子底輸在哪里》，該文選載在2013年11月出版的，厲以寧、艾豐、石軍共同主編的《時論中國：為中國留下深度思想印記》一書。厲以寧是北大教授、著名經濟學家，艾豐曾任經濟日報總編輯，石軍是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可見這本書的權威性。

第三，城鎮化路徑是不是跑偏了？我們這些年搞的城鎮化，說白了就是“縣城城鎮化”。不管你離城市多遠，都要把農民往城里趕。可問題是，你把他趕進去，他住得下嗎？

他在城里找不到穩定的工作，沒有體面的收入，買不起商品房的戶口，享受不到城里人的社保。他只能做“兩棲人”，春節回村，平時在城里打工，老了回村種地。這種城市化不僅沒有解決農民的出路，反而掏空了他們的家底。

為了在縣城買一套房，一個農村家庭三代人的積蓄全部填進去，老人六十多歲還在工地上搬磚，就為了幫兒子還房貸。這時候你還指望他拿什么降低彩禮？

所以，高額彩禮的根子不在彩禮本身，如果不從根子上動刀，光靠發文件、搞倡議、樹典型，那就是隔靴搔癢。

那怎么動刀？巧哥不客氣地說，得下幾劑猛藥。

第一：承認現實，不搞“一刀切”式的移風易俗。現在有些地方搞“彩禮限高”，規定不能超過多少萬，超過的就通報批評。這有用嗎？你限了明面的彩禮，人家改叫“恩養費”“奶水錢”，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與其搞這種形式主義，不如把重點放在降低婚姻的總體成本上。比如，能不能在縣城大規模建設保障性租賃住房，專門針對農村進城年輕人？能不能把教育資源向鄉鎮一級回流，讓人不必非在縣城買房才能上好學校？

第二：重新審視城鎮化路徑。不是所有人都適合進城，也不是所有人都想進城。

《半月談》說得好，“讓有能力進城的進城，沒能力進城的在農村完成勞動力再生產”。

這話說得對，但怎么落地？你得讓留在農村的人也能體面地生活。農村的基礎設施要不要補？鄉里的學校要不要留幾個好老師？村里的衛生所能不能看常見病？如果農村的生活質量上不去，年輕人憑什么留下？

現在的情況是，留在農村意味著被時代拋棄，進了城意味著被房貸壓垮。拿不起彩禮的打光棍，拿得起彩禮，如今也有不少農村青年不結婚了，原因就是壓力大。

其實提高農村老人養老金，讓農村老人看得起病，這也是在減輕農村年輕人的負擔。

第三：打通農村資產變現通道。為什么農民進城那么難？為什么他們不敢放棄農村戶口？因為宅基地、耕地只有使用權，他所有的家當在農村都是一堆不能交易的東西。一所房子在村里不值幾個錢，在大城市就值幾百萬，這是巨大的資產鴻溝。

如今不少地方在探索宅基地的有序退出機制，在讓耕地經營權流轉起來，同時還讓農民進可退，當在城市生活有難處，就退回鄉村，這才是真正為農民著想。

第四：教育資源的逆向配置。這可能是最難的一刀，因為優質資源向城市集中是不可逆的趨勢。但你至少可以在縣級層面做文章。比如，在鄉鎮仍然保留初中，并且配些真正有水平的老師？能不能通過提高鄉村教師待遇來留住人？

現在的情況是，稍微有點能力的老師都往縣城調，鄉村學校越來越少。這樣的狀況，怎么可能不逼著農民進城買房？教育不均衡，婚姻成本就降不下來。

第五：要改變評價體系。地方政府為什么拼命推進城鎮化？因為城鎮化率是政績，GDP是政績，而農村的空心化、光棍問題、留守兒童問題，統統不在考核指標里。什么時候我們把“農村家庭的婚姻幸福感”“農村青年的成家率”也納入評價體系，什么時候這個問題才真正有人管。

說到底，高額彩禮不是哪個家庭的貪婪，而是一個時代的陣痛。我們只有承認現實，面對現實，才能解決問題。

解藥不在彩禮本身，喊了這么多年的“移風易俗”，該換個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