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狹窄的通道》：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

首先說明，這本書不是小黃書，完整的譯名是《狹窄的通道：國家、社會與自由的命運》，這是繼 2012 年《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之后，達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羅賓遜（James Robinson）兩人再度聯手的重磅著作，于2019年出版。

在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狹窄的通道》（The Narrow Corridor）中，“專制利維坦”（Despotic Leviathan）是一種“有能力的掠奪”，同時也是是一個極具張力的概念。

它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獨裁（極權）政府”，而是一個高效率、高組織化、但缺乏社會制衡的龐然大物。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維度深度拆解這個“精密收割機”的運作邏輯及其最終的悖論。

1、專制利維坦的“效率紅利”：為什么它能創造奇跡？

在經濟發展的早期或“追趕階段”，有能力的專制國家往往比民主國家看起來更有活力。

（1）克服“公地悲劇”：它可以強行整合碎片化的資源。例如，在基礎設施建設、大規模工業布局上，它能無視地方利益團體的阻礙，實現最優的硬件配置。這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

（2）降低交易成本：強大的國家能力提供了“暴力壟斷”下的極端秩序。在這種環境下，只要你順從權力，你不需要擔心街頭犯罪、軍閥混戰或法律的極端低效，這種“確定的不自由”在一段時間內反而能吸引追求穩定的資本。

（3）強制性原始積累：它能通過剪刀差、低福利政策或行政手段，強行壓低消費，將資源集中到國家認為重要的戰略領域（如重工業或高科技園區）。

2、“收割機”的運作邏輯：抽干活力的三種方式

當國家能力極強且不受制約時，這種“能力”會轉化為一種精密的掠奪機制：

（1）行政性替代市場：當系統發現某個行業（現金奶牛）極其賺錢時，專制利維坦傾向于通過行政命令、準入許可或直接持股，將民間活力收編。這并不是消滅財富，而是將“利潤驅動”轉變為“權力意志驅動”。當行政命令又無法替代市場時，它又有可能會消滅這個市場。

（2）恐懼誘發的平庸化：強大的國家能力意味著它有能力監控和懲罰任何“越軌”行為。在創新領域，失敗是常態，挑戰權威是前提；但在專制利維坦下，“安全”比“創新”更重要。企業家和知識分子會形成自我審查，將精力從風險巨大的原創研究轉向討好權力的尋租行為。

（3）社會原子化：為了維持統治，專制利維坦會利用其強大的組織能力，拆解任何自發的社會組織（工會、商會、獨立媒體）。結果是社會失去了自愈和糾錯能力，所有問題只能依賴于最高層的決策。

3、致命的“阻礙”：創新階段的紅燈

為什么這種模式在進入“前沿創新”階段時會突然失靈？阿西莫格魯提出了一個核心觀點：紅皇后效應（The Red Queen Effect）。

在“狹窄的通道”中，只有當國家能力（利維坦）和社會力量（民眾）同步增長、互相制衡時，才能產生真正的持久繁榮。而專制利維坦打破了這種平衡：

（1）制度僵化與“路徑依賴”：強大的官僚系統由于過去幾十年靠“強力干預”獲得了成功，會產生巨大的慣性。當經濟需要放權時，既得利益集團（官僚和權貴）會利用強大的國家能力去鎖死現狀，防止權力流失。

（2）資源的“負向擠出”：隨著國家能力進一步膨脹，它需要消耗更多的資源來維持其監控和管理系統。這導致社會財富更多地流向非生產性的“維穩”和“行政”開支，而非研發投入。

“有能力的掠奪”最危險的地方在于它的虛假繁榮。它給觀察者一種錯覺：似乎不需要自由也能實現現代化。是不是有很多人是這種觀點呢？

但從系統論角度看，這種模式本質上是在“消耗社會信任”來換取“短期硬件產出”。一旦技術紅利耗盡，進入必須依靠“人的創造力”的深水區時，那個曾經保護發展的“強力國家”，就會像一層厚厚的鐵殼，讓內部的生命力窒息。

過去我們認為“無能力”是國家失敗的主因，但阿西莫格魯提醒我們，“有能力但不受控”的國家，其失敗往往更具毀滅性。因為它在崩潰前，會先耗盡社會最后一點自我更新的基因。

阿西莫格魯認為，有國家正試圖證明“不需要社會制衡也能實現現代化”，而他的書卻在論證這不可能。

掠奪性制度為了維持權力，必然會控制“思想”。如果一本書在分析及拆解該制度的運作邏輯，那么該書本身就會被視為一種威脅。

此外，中國媒體《經濟觀察報》也在2020年發表過針對此書的看法。

該報指出：近些年來，在考察世界歷史時，思想探索涉及的一個領域，是在多元文化的框架下，價值觀念的歷史發展。人類歷史發展，不僅展示不同的生產方式、社會形態，也呈現豐富多彩的文化觀念。早期的部族社會中，就已經存在一些約束人際關系的行為標準。后來，發展為成套的倫理戒律（規范社會中人群的行為），以及道德原則（深入個人的內心省視）。不同文化中的人們建構了不同的價值體系，它們各自言而有理，順理成章，既有共同性，也有不相容之處。價值觀的沖突，是許多民族、國家之間多次戰爭的重要原因。

英國哲學家洛克開創了以自由為核心的價值觀。自由的意義是：人們“在自然法的范圍內，按照他們認為合適的辦法，決定他們的行動和處理他們的財產和人身，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許可或聽命于任何人的意志?！保ā墩摗は缕罚?。承續洛克的思想家們提煉出在自由的基礎上的一套普世價值。按伯林的說法，“普世價值……是那些被很多人在絕大多數地方和情況下、在幾乎所有的時間里、實際上共同認可的、無論是否在他們的行為中明確表現出來的價值”（《伯林談話錄》）。

這導致一種信念：不同國家的歷史發展的路徑不同而前景趨同。

哲學家福山提出“歷史的終結”的著名論斷，其含義是：自由民主制將成為所有國家政府的唯一形式、而且是最后的形式。自那以后的歷史進程看來在挑戰這個論斷。近年歐美許多國家中涌現的反自由民主的民粹潮流，其他地區一些國家的發展也出現動蕩反復。

這就引發本文要考察的主題：人類歷史發展的路徑是否有不同指向？反之，不同國家、民族是否都會走上同一通道，趨向（公認的）理想狀態？這是一個難度極大的理論課題。而且，對于學者提出的各種答案，一定會有爭議。

最近出版的一本新書，德隆·阿西莫格魯與詹姆斯·羅賓遜合著的《TheNarrowCorridor》（暫譯為《狹窄的通道》，下文簡稱“《通道》”），提供了他們的研究結果。阿西莫格魯是MIT經濟學教授，羅賓遜是芝加哥大學政治科學與經濟學教授。他們還曾合著《國家為什么會失敗》（WhyNationsFail），那是一本廣受好評也多有爭議的書。

在《通道》一書中，兩位作者考察了全球范圍眾多歷史實例，描繪了這樣一幅圖景：各國歷史發展呈現不同路徑趨勢；如果說，理想狀態是以個人自由為核心、富有活力的社會與有效有力的政府達到良好的平衡，那么，通向這個目標的，是一條狹窄的通道。走上這條道路涉及各國的起點條件，以后的發展呈現路徑依賴性，上路與沿路跋涉中充滿反復試錯、多種較量、妥協平衡。

本文借助他們提供的理論框架和概括的范疇，引用此書和其他來源的資料，綜述對歷史的一種粗線條的解讀。期望是，提供一種啟發性的視角和看法，既與現實契合，又有助于識古鑒今。

三種利維坦與一條狹窄的通道

《通道》作者從洛克定義的“自由”的視角看歷史，聚焦于一個關鍵因素——政府控制社會的力量，與社會約束政府的能力，這兩方面的較量和平衡，來考察歷史發展的路徑。顯然可見，人類社會從部族到建立國家、隨后政府建制的發展，遵循多種路徑，呈現多樣的形態。他們在這樣的歷史歧趨中，識別、概括出三種有代表性的形式，三個范疇，稱之為三種“利維坦”。《通道》作者用“利維坦”指稱集中權力的國家政權（Centralizedstate）。與國家政權相對應的是由人和規范構成“社會”。人包括上層精英和平民大眾，規范包括指導、約束人們的行動而被普遍接受的規則與信念，以及實存的建制（家族部族、社會團體、地方機構，等等）。在《通道》一書中，利維坦并不等同于“專制”，但利維坦的集中權力和洛克“自由”概念中的個人權利，形成一種對峙。一方面，個人權利需要政府保護，另一方面，個人、社會需要抵制政府取得全面控制的支配地位從而導致個人自由的喪失。

這種對峙關系縱貫人類歷史。有些部族始終沒能建立國家政權，例如尼日利亞的蒂夫部族，有些國家有政府存在但政府不能正常運作，例如黎巴嫩。這些屬于“缺位的利維坦”范疇。有些國家的政府掌握了全面控制社會的力量，例如古代中國自秦始皇以來的中央集權帝制，是“專制的利維坦”范疇的顯例。還有一些國家，政府履行了美國憲法首句所言“樹立正義，保障國內安寧，提供共同防務，促進公共福利”的責任，人民享受著自由和各種權利，又通過選舉問責制度控制政府。這是自由的社會與負責有效的政府的結合的狀態。這個范疇，利用熟知的“關在籠子里的政府”的說法，稱為“籠中的利維坦”，原文ShackledLeviathan，即“戴鐐的利維坦”，其代表國家是美國、英國。

人類歷史發展的多種路徑中，通向“籠中的利維坦”的道路，位于“缺位的利維坦”和“專制的利維坦”之間，是一條狹窄的通道。三條道路并不趨同。一個國家、社會可以轉向、轉型，從一條道路拐向另一條道路。換道是困難的，但不是不可能。

下文將考察一些實例。

蒂夫：拒絕建立國家政權的部族

世界上存在一些氏族、部落，維持著傳統形態而沒有建立國家政權。非洲西部尼日利亞的蒂夫部族（現在人口六百多萬）是一例。

蒂夫社會建立在按血緣關系組成的家族、氏族、部族的基礎上，依照傳統的規范運作。一個突出特點是，那里不存在任何等級制的權力建構。有酋長，但酋長缺乏公認的指揮和支配他人的權力。根深蒂固的社會規范促使人們對權力保持高度警惕，愿意采取行動反對任何擴權的人。

1914年英國殖民者試圖在這里建立國家政權，培養“進步的酋長（pro－gressivechiefs）”充任行政官員，履行行政職務——維護治安、收稅、組織勞工修公路鐵路，等等。蒂夫民眾對此不滿，發起抗爭，到1939年，整個地區陷入癱瘓。反叛勢力的核心是一個Nyambua教派，其首領Kokwa有巫術，可以提供符咒以防止一種毒素“mbatsva”。在蒂夫語言中mbatsva意為權力，特別是支配他人的權力。這種毒素會在人心中成長，使身染毒素的人去支配他人、殺人、挖墳吃尸。這種巫術屬于部族規范的一部分。邪惡毒素mbatsva有雙重含義：既指掌權者又指“吸血鬼”。蒂夫民眾基于這種規范對新出現的掌權者（進步的酋長）以及整套政權系統的反叛，最終導致英國殖民者的國家建設計劃破產。

蒂夫規范中的“掌權者-吸血鬼”觀念具有特定的巫術含義。但是，把權力機構及掌權者與某種邪惡事物聯系起來，卻是世界普遍現象。怪獸利維坦就是一個，還有猛虎餓狼兇龍和其他妖魔鬼怪。這種聯系廣泛存在于全球各地早期人類的神話、傳說、宗教、信仰之中，構成社會規范的一部分。規范的這一部分內容，就蒂夫這個例子看，阻礙了國家政權的建立，造成“缺位的利維坦”。

缺乏有效政府的情況，還有一種類別：存在國家政府，得到國際承認，享有聯合國席位，但政府沒有治理能力，不能為人民提供權利保障、福利支持。這種情況稱作“紙糊的利維坦（paperleviathan）”。這種紙糊的利維坦，徒具虛名的國家政權，在當今世界并不少見。

雅典：自由民主國家的雛形

希臘的獨特之處是，很早就形成了眾多自治的城邦。雅典是其中的典型。在山岡上建立了衛城，居高可見整個城邦的范圍。衛城有王的住所宮殿，神的住所神廟，以及公共集會的場所。政制是從部落制進化而來，保留了一些固有習俗和權利規范。當政者在作公共決策時，要咨詢權貴、首領的意見，后者組成一個定期的商議會（council）。城邦是一個共同體，城邦公民參與選舉和重大決策，執政官對城邦共同體負責。城邦有收稅、司法等行政功能，擁有軍隊抵御外敵，組織在露天舉行的運動會、藝術演出和公共集會。公元前621年執政官德拉古頒布了第一部成文法律。

希臘城邦中存在人類社會必定面對的種種問題，諸如政治、經濟上爭紛，民眾的各種不滿和抗爭。到公元前6世紀的雅典，政體的權力結構發生向權貴的傾斜，世襲貴族 (Eupatridae，希臘語“好爸爸生的”)控制了政權。雖然在這些權貴內部仍然是民主體制，但一般民眾（公民）缺乏對城邦事務的影響力。更糟糕的是，平原土地被大家族占有。遇到困難時，平民借貸常常以自己及家人作抵押。付不起租金，還不起貸款，就被債主收為奴隸或賣到外邦為奴。因苛刻的債權關系而喪失公民權，引起平民極大不滿。

公元前594年梭倫當選執政官。當時，雅典存在眾多黨派，就像存在多種地形一樣：有山嶺黨人，強烈傾向民主；有平原黨人，其中許多屬于名門望族，最具寡頭傾向；有海岸黨人，他們傾向中庸的混合體制。梭倫有經商、率軍打仗的經歷，還是詩人。富人支持他，因為他是富人，窮人支持他，因為他正直。

梭倫執政后實行了史上著名的“梭倫改革”，主要內容包括：解除債務、公民身份與政體改革、選舉方法改革。

梭倫改革的成功之處是：既滿足平民的政治、經濟要求，又不激烈損害精英階層的利益；既加強國家政權的建制，又確保民眾、社會對政權機構、官員的約束和控制。權貴和平民雙方都曾經要梭倫實行獨裁而壓制對方。但梭倫采取了中間路線，維持政權和社會兩股力量的平衡，使雅典政體成為“籠中的利維坦”。梭倫改革的路徑，正是朝向那個模式的“狹窄的通道”。

梭倫改革之后百年間，雅典達到鼎盛時代。

英國：走上通道的過程

考察英國的歷史，要從羅馬帝國的崩潰講起。

公元475年，日耳曼“蠻族”攻陷羅馬城，羅馬帝國滅亡。在此前后，日耳曼部族之一的法蘭克人在現在法國范圍建立強大王國。其他一些日耳曼部族，盎格魯、薩克森、諾曼人等，先后進入不列顛島，建立了一些相互征戰的王國。1066年，法蘭克王國境內的諾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率軍占領英國，成為英格蘭國王。

羅馬陷落后四五百年期間，在西歐大陸和英倫三島，歷史發展受到兩股力量的主導。一個是日耳曼部族的規范傳統，一個是羅馬帝國的建制遺產。

日耳曼部族的規范的要素是議事會，那是一種參與式的政體。王服從其規則，咨詢社會各方人士意見，確保重要決策得到普遍認同。

羅馬帝國建制是集中權力的國家政權，有整套的行政機構與職能官員，從事司法、稅收及其他事務。

這兩股力量確定了“籠中的利維坦”模式。日耳曼人把議事會帶到英倫三島。盎格魯-薩克森人把議事會稱作“witan”，王位繼承由它決定。例如，871年，島西南的Wessex王國對此有如下記錄：“無人可以自封為王，但人民可以選擇合意者為王；但是一旦尊定為王，他就享有支配人民的地位。”議事會“witan”具備立法功能，王需服從法律。

英國歷史遵循這種路徑，逐步健全政權機構和法律，由議事會發展出議會，由法律約束君主的原則導致了“大憲章”，“大憲章”的精髓是限制王權，那是現代英國制度的發端。

從大憲章到光榮革命，到現代自由民主政體，英國走的是相對溫和的演進路徑。這與1789年法國大革命及以后多次激烈震蕩的過程，對比彰著。但是，不可忽視的是，英國在沿著“籠中的利維坦”通道行進的過程中，政權與社會力量的競爭和較量一路延續下來，也曾有激烈的行動。

在英國的普通法中，婦女不具有獨立人格和權利。按1765年一位著名法學家的總結，如下：“通過婚姻，丈夫和妻子在法律上成為一個人：那就是，在婚姻中這個婦女的人格和法律的存在就終止了。”社會在改變。自由主義思想家約翰·密爾1869年就發表《婦女的屈從地位》一文，主張男女的權利和資格平等。1903年英國婦女開始組織起來，請愿、游行、示威，把自己拴在議會大廈外的欄桿上，在監獄絕食，甚至焚燒首相的夏宅。堅持了十年，到1913年，政府（立法、行政機構）沒有采取行動。6月4日，一位女權運動的重要人物艾米麗·戴維森（EmilyDavison），在一個重大賽馬會上，揮舞女權運動的紫、白、綠旗幟，沖向屬于英王喬治五世的賽馬，人仰馬翻。四天后，艾米麗·戴維森因傷去世。五年后，英國婦女爭得選舉權。但這還只是局部的勝利，選舉權只限于三十歲以上婦女。到1928年，所有成年婦女才終于爭得選舉權。

本來，實施普選權（不止對婦女，而且對所有公民）是個人自由的實現，也是關鎖利維坦的進展，同時，它還是改進政體、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舉措。但是，顯然，自由的擴展不易，政體的改進艱難。這是一個仍在持續的過程。

美國：政府與社會力量的反復較量與平衡

美國的發展承繼英國路徑，從一開始就走在通向“籠中的利維坦”的通道上。美國革命中兩句響亮的口號，“無代表，不納稅”，“不自由，毋寧死”，都帶有鮮明的英國色彩。前者是“大憲章”精神，政府征稅需得到民意代表同意，北美殖民地人民在英國議會沒有代表，因此人們就拒絕納稅。后者則是洛克闡發的自由概念的體現，也是英國歷史展現的理想精神的感召。

對美國歷史，有一種很普及的粗線條敘事：從“五月花”契約到美國憲法，奠定了美國政體基礎。憲法是各方代表反復衡量各種因素、包括理想原則與現實約束而制定出來的（近乎）完美的產品。它體現了自由、分權制約、民主選舉等最重要的原則。自那以后，美國沿著它確定的道路前進。

實際的歷史比這種敘事更復雜。美國道路并非坦途，同樣充滿政權與社會的對峙折沖。因為憲法是體現美國“籠中的利維坦”政體最重要的文件。

從一個最明顯的問題說起：建立國家的首要目的是保護人民和社會，但1787年制定的憲法中沒有保障個人權利的條款。并非建國元勛們對此認識不足：主導制定聯邦憲法的麥迪遜（后來任第四任總統）建國前參與制定的弗吉尼亞州憲法中就包括麥迪遜支持權利法案；而是他們有審慎的政治考量：建國是首要目標，為了確保憲法得到三分之二的州的批準而生效，在憲法中舍棄有爭議而影響通過的內容。與此同時，麥迪遜、漢密爾頓（第一任聯邦財政部長）、杰伊（第一任聯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合作寫了《聯邦黨人文集》，對修憲、創建聯邦政府做出重大貢獻。憲法通過后，在第一屆國會上，麥迪遜提出“權利法案”，1789年在國會通過，1791年，其中的十項條款成為憲法修正案。現在，這些權利法案條款成為美國憲法的光彩亮點。

接下來，還有一個法理難題。1833年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權利法案中不得侵犯人身自由、不得限制言論自由等等規定，只適用于聯邦政府的行動。按照美國憲法，凡是憲法未明晰表述屬于聯邦政府的權力，就屬于“他者”——人民、州政府等。憲法對于聯邦政府的明確規定，并不自動就適用于州政府。按照以上判決的解釋，州政府不受聯邦“權利法案”的約束。后來，有些州通過了自己的“權利法案”。但在南方蓄奴州，黑人奴隸就不享受“權利法案”條款規定的各項公民權利。

1865年林肯領導北方軍在內戰中戰勝蓄奴州南軍。1868年，國會通過憲法修正案第十四條，宣布：“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實施限制合眾國公民的特權或豁免權的法律；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在州管轄范圍內，也不得拒絕給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護?！卑凑f，這就終止了奴隸制，并把原有的權利法案條款的適用性擴展到各州了。但是，事情并未到此為止。

聯邦最高法院在隨后的一系列判例中宣稱，憲法規定了州政府不得做一些事（例如與外國締結條約、發行貨幣，等等），州政府享有除此以外的權力。特別地，州政府享有“治安權（policepow－er）”，而治安權范圍廣泛，包括在安全、健康、道德、教育等領域的權力。這樣，州政府享有的治安權又被用來架空憲法修正案對個人權利的保障。

直到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中，形勢才發生實質性轉變。聯邦最高法院在1961至1966年間的一系列判案中，逐項判定憲法修正案的條款（人身保護，正當程序，等等）適用于州法庭訴訟。

聯想到美國婦女直到1920年美國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通過才爭得投票權，歷史的教訓是：自由權利的落實，委實艱難。

現在來談問題的另一側面：聯邦政府建制的擴展改進。憲法有聯邦政府三權分立、聯邦和州權力劃分等規定，但未提供關于聯邦建制的更具體條款。早期，因為它規定聯邦政府不得征收直接稅，其中最重要的是所得稅，聯邦政府就缺乏重要財源。聯邦政府可以征收間接稅，例如關稅，進口關稅由本國進口商在海關繳納。聯邦沒有中央銀行。聯邦不發行貨幣，市面流通商業銀行發行的多種貨幣。聯邦也沒有在國家的一些重要領域設置機構、享有權力。這些是后來逐步演進改變的。

聯邦建制和權力的擴展遭到強力的抵抗反制。突出的例子是富蘭克林·羅斯?？偨y被判違憲的事件。1930年代，在金融危機導致的大蕭條中，羅斯福總統實行“新政”，其核心是三個R：救濟（Relief）、復興（Recovery）和改革（Re－form）。羅斯福力圖擴大聯邦政府的權力、新建一些聯邦機構，實現救國濟民的目標。他取得重大成功，但他的一些改革舉措，包括控制價格、設定最低工資、管控農業、工業等等，也被阻止。新政反對派一次一次把他告上法庭，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多次判他違憲。

由于羅斯福總統的強烈抗爭，由于他的反蕭條政策取得實效而得到民眾支持，也由于聯邦建制確實需要改進，1937年以后最高法院改變態度，不再成為新政的阻力。羅斯福新政留下了豐富遺產，例如在社會保障、醫保、濟貧等領域的聯邦機構法規保留至今，為民眾福祉、國家安定作貢獻。

在美國，試圖擴展國家政權的權力，哪怕出于良好的、合理的動機，也實屬不易。更不要說，任何要實行公有制的計劃經濟，或者實行獨裁專制，那樣的企圖，必定被社會力量依憲法挫敗。

對涉及國計民生的一些要務，聯邦政府權力有限。但美國發展出一種“特色的”公私伙伴關系（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成就顯著。例如，要修建連接東西海岸的鐵路，聯邦政府既無權也無錢。它的解決方案是：聯邦政府向鐵路公司提供貸款擔保以及鐵路沿線一定寬度的土地所有權。公司用貸款修鐵路，建成后，又出賣沿線一些土地。開發商進而建造了鐵路沿線的許多城鎮社區。

美國很幸運，一開始就走上了那條“狹窄的通道”，建立了“籠中的利維坦”政府。那并不是勝利的頂點，而是長途跋涉的開端。成功之處是，在政府與社會兩股力量推動下，個人自由得以擴展，國家建制功能得到改進。其中有曲折，但是大體上，演進體現了良性互動，二者維持著恰當平衡。這個過程還在繼續，也面臨挑戰和可能的曲折?，F在美國社會高度關注而激烈爭議的事項有：聯邦政府是否有權立法限制個人擁槍的自由，聯邦政府是否有權建立全民醫保，聯邦總統是否能夠規避國會、法院和行政建制的約束而專斷獨行。最終會達成的結果并非顯然。

進出通道的歷史契機

有一些外因，例如戰爭、經濟危機，會促發、推動國家政權建立。同一個外因對不同國家的路徑走向的影響有不同。外因也會促使國家轉道。有的國家還曾經多次轉道。下面舉一些例子說明這種動態。

瑞士、德國的建國都受戰爭威脅、軍事動員的推動。但是，瑞士和普魯士的反應不同，一個發展成“籠中的利維坦”，一個建成了“專制的利維坦”。

瑞士的日耳曼人長期名義上隸屬羅馬帝國，實際上分為十三個自治的州。他們有自己的議事會政體，極端重視自由、獨立。為了對抗外敵，1291年，三個州簽訂聯邦條約，建立了集中權力以對內保障秩序，對外聯合御敵。其他自治州隨后加入進來，形成瑞士聯邦。由于國家小，瑞士得以實行與雅典城邦相似的民主體制，重大事項經常由公投決定，公民高度參與，法治完整，社會活躍。

德國十九世紀后半葉仍然沒有統一，境內邦國林立，周邊強鄰環繞。為了對抗外來戰爭威脅，普魯士首相俾斯麥依賴容克權貴支持，通過一系列鐵血戰爭統一德國，建立了軍國主義專制的德意志帝國。

戰爭也導致德國的轉道。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魏瑪共和國成立，德國轉而走上自由民主道路。二次大戰德國再敗后，西德由美英法軍占領，東德被蘇軍占領，走入了不同的體制。東德人民不屈地抗爭，西德人和西方世界伸以援手，蘇聯戈爾巴喬夫以“開放性思維”實行重組改革，這些合力的作用，導致三十年前柏林墻倒塌。后來德國統一，全境建立“籠中的利維坦”政體。

經濟危機是另外一個重要因素。1929年美國金融崩潰導致1930年代大蕭條。上面曾提到羅斯福新政的一些舉措?，F在再考察德國和瑞典在應對經濟危機中如何建設了不同政權體制。

在世界經濟危機沖擊下，希特勒利用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的蠱惑宣傳和褐衫沖鋒隊的街頭暴力，在精英（包括在軍隊、行政機構、法律系統、學術界和工商界等各方面的頭面人物）和民粹大眾雙重支持下，通過不完整的議會選舉，上臺任總理。這就順著“滑溜的坡度”再一次把德國拖離“籠中的利維坦”通道。納粹元首的第三帝國成為真正的噬人怪獸，給全世界帶來重大災難。

瑞典的路子是擴大政府與加強社會二者結合。當時，瑞典各級政府由全民（意為男性公民）投票選出，政局由瑞典社民工黨（SAP）主導。與許多其他社會主義政黨不同，它拒絕實行國有化政策。而且，它努力爭取到工會、農民、工商界的聯盟支持，實施了許多政府管控經濟、擴大社會福利的措施。這些措施給勞工提供利益，也給工商企業帶來好處。舉工資管制為例。政府通過社會談判設定行業工資水準（做同樣工作的人得同樣的工資）。高效率企業與其他企業付給工人同樣的工資，這就為高效企業提供高額利潤的機會和創新動因。后來，政府發展成為“從搖籃到墳墓的照看者”。發達的民主、高度的社會動員和廣泛的民眾參與，防止了哈耶克擔心警告的由政府擴權而導致的“通向奴役之路”，也保障了當一些政策出現明顯弊病時（例如高福利導致高財政赤字而難以為繼的情況），選民可以投票給替代政黨來進行改革。瑞典就成功地實行了改革，糾正了體制弊端。現在瑞典、挪威、丹麥等國的“北歐模式”，顯示了“籠中的利維坦”在政府與社會兩股力量的一種特定平衡狀態，政府的作用比美英國家更大。這些國家近年來在自由、民主、人民福祉、政府廉政以及經濟競爭力等各方面都位于世界前列。

還有一些獨特的歷史事件也會促發發政體發展，改變國家政權與社會的平衡。地理大發現（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迪亞士發現從歐洲通過好望角向東的航線）就是一例。它對英國和西班牙-葡萄牙產生不同的影響。在英國，王室權貴的權力本來已經受到約束，國際貿易增長的好處主要由工商業主獲得。自由貿易促進英國經濟增長，也使英國社會的權力結構更加向社會一邊傾斜。另一方面，西班牙-葡萄牙的專制君主仍然大權在握，得以在新大陸的巴西、阿根廷等國建立軍事權貴政體，以重商主義貿易大量獲取黃金白銀。這種貿易使本國王室權貴更富裕、更有權、甚至更加專制。

拉美許多國家（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多次發生軍事專制和民主體制的交替，是在發展路徑上換道的例子。這些國家都繼承了西班牙-葡萄牙政體的一些專制要素（特別是軍人專制集團junta）。它們走上那條狹窄的通道，又順著“滑溜的坡度”離開。

實際上，歐洲人到新大陸，建立北美的英國殖民地和南美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被看作是人類歷史上的難得的大規模制度實驗。北美的自然資源、當時土著人的經濟發展水平都不優于南美。迄今的業績對比，彰顯建設“籠中的利維坦”政體那條路徑的優越性。

歷史多岐路，道路阻且長

人類需要建立國家政權，防止“一切人對一切人”“狼一樣的斗爭”。一方面，一旦建立了政權，就產生了政府成為支配社會的巨獸利維坦的可能性。國家政權自我膨脹有深刻的原因：權貴精英、掌權者們，有權力貪欲，有自利動機（積累財富、欺壓他人等等），還有“理性的自負”（認為可以按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最優地”管控全民和社會）。另一方面，人類從本性上拒絕那種支配一切的國家政權。這也有深刻的原因：作為單個的人，人有不可分離的權利（人身、財產、追求幸福等等），作為社會的人，人處于一定的社會關系、群體之中，有不同的群體訴求和利益，因此不能容忍政權、權貴、某些群體對他們的侵犯。

世界各國政權和社會之間的平衡呈現多種形態，世界歷史的發展存在多種路徑。在歷史歧趨中，有那么一條狹窄的通道，也是一條開放的通道。走在那條通道上的國家，政府是“籠中的利維坦”，人民享有自由，社會具有活力。迄今實證的最好的形態，是市場機制加人權法治加民主體制。確實，當今世界是多元的，眾多民族、國家仍然走在不同岐路上，還有很多國家尚未走上通向“籠中的利維坦”那條通道。

人類總在追求理想。人類共享普世價值。這將推動歷史前進。人類在探索科學新知識，擴展創新技術，在全球化過程中日益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專制政體面對的鉗制、顛覆力量，不僅來自歷史形成的傳統規范，更來自在現代化演進過程中逐漸壯大的公民社會。歷史發展具備了更多的可能性。歷史否定宿命，歷史提供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