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修改失蹤數據為4萬，家屬怒斥世界杯

美洲人權委員會關于失蹤問題的報告，再次讓民間團體與辛鮑姆政府正面交鋒。該國際機構承認墨西哥正面臨一場人道主義危機，并在一場發布會上將這一現象界定為“普遍性”和“無差別性”。這場發布會進一步加深了受害者與國家之間的疏離。

不久前，在墨西哥城，一張并不常見的畫面出現了：同一張桌子兩端，一邊坐著克勞迪婭·辛鮑姆政府兩名負責人權事務的高級官員阿圖羅·梅迪納和恩里克·奧喬亞，另一邊坐著比比亞娜·門多薩。她是瓜納華托州“直到找到你”團體的發言人，8年來一直在尋找失蹤的兄弟曼努埃爾。

坐在中間的是美洲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安德烈婭·波恰克，她試圖充當雙方之間的橋梁。對面則是那些母親、父親、姨媽和姐妹，她們穿著多次參加搜尋時穿過的T恤，喊著令人心碎的口號，聲音疲憊卻堅定。“我已經找了女兒21年，這個國家還有哪個受害者能抱有希望？”西爾維婭·奧爾蒂斯這樣質問官員。

美洲人權委員會最新發布的墨西哥失蹤問題報告承認，該國存在“人道主義危機”。這場報告發布，已經成為受害者與政府最新一次正面沖突的現場。

這一判斷，進一步延續了聯合國強迫失蹤問題委員會自去年以來提出的看法，也因此引發了與辛鮑姆政府的沖突。與聯合國機構不同的是，美洲人權委員會這次成功讓政府代表坐到了受害者面前。

波恰克表示：“在這樣一份措辭嚴厲的報告發布會上，能讓官員坐到桌前，本身就是讓人感到一絲希望的第一步。”她同時也是該委員會負責墨西哥事務的報告員。美洲人權委員會已向政府提出40項建議，以應對這場緊急局勢。

在首都記憶與寬容博物館內，兩個墨西哥在這個星期一相遇，也發生了碰撞。圍繞這個國家最嚴峻的危機，核心問題是：面對全國數以萬計的失蹤者，究竟做了什么來找到他們？

表面上看，政府與民間搜尋團體幾乎沒有任何共識。幾個月前，辛鮑姆政府對數據作出重新解釋，將國家登記冊中的132000起失蹤案件，下調為43000名“實際上仍下落不明的人”。政府還為其一系列立法調整辯護，稱這些變化是搜尋工作所必需的。

而在另一端，搜尋者認為這種下調數字的做法令人憤怒。她們覺得自己沒有得到國家保護，甚至因為尋找家人而面臨被殺害、被失蹤的風險，因此要求政府拿出真正的策略。

在這樣的背景下，本周一的會面注定不會輕松。阿圖羅·梅迪納對搜尋者表示，“墨西哥國家承認你們的痛苦與勇氣，并重申將堅定不移地與大家共同努力”。

內政部人權事務副部長說：“辛鮑姆要求我們把失蹤人員問題作為國家優先事項來處理。對墨西哥政府來說，談論失蹤人員問題，就是觸碰一道傷口。”

外交部多邊事務與人權副部長恩里克·奧喬亞則表示，“這份報告為完善現有策略提供了機會”。他說：“我們承認這一禍害的嚴重性。看法可以不同，但這件事既不能否認，也不能淡化。只有在真正合作的框架下，我們才能取得進展。”

但這些官員的話，在家屬聽來“像是一記打在肝上的重拳”。比比亞娜·門多薩說：“這是一個從來沒有聽過我們聲音的國家。現在再來談要和受害者合作，聽起來令人羞恥，因為他們為了迎接一屆足球世界杯，竟然把所有失蹤人員的信息卡都遮蓋起來了。”

她還說：“在一個多任期的時間里，他們甚至連5分鐘都沒有尊嚴地接見過我們，現在卻還要炫耀所謂的任何進展，這實在太不體面。”

格蕾絲·費爾南德斯正在尋找她的兄弟丹·赫雷梅爾。后者于2008年在科阿韋拉州失蹤。她要求美洲人權委員會核實，這40項建議是否真的會被落實。

活動人士埃利亞娜·加西亞則反問：“說真的，你們真覺得他們有現實可能去落實這些建議嗎？連具有約束力的美洲人權法院判決，他們都沒有執行。”她還提醒說，大多數搜尋建議其實很多年前就已經提出，“既沒有預防，也沒有公共政策”。

西爾維婭·奧爾蒂斯自2004年以來一直在尋找女兒斯特凡妮·桑切斯。她說：“21年來，我一直在聽他們說會做到、會聽我們說話……他們真的會做嗎？請相信我，我已經很累了，但我還是繼續去野外搜尋。夠了，我們正在死去。”

報告聚焦2018年以來的失蹤案件。為撰寫這份報告，美洲人權委員會研究了19份既有報告、16場聽證會，向18個民間組織和墨西哥國家發出問卷，收集了50份證詞，并采訪了國家搜尋委員會的高級官員。整個研究還參考了學術成果和新聞報道。

報告承認，國家近年來，尤其是在搜尋領域，推動了一些“制度和規范層面的進展”，但同時認定這些進展“仍然不足”。

美洲人權委員會強調，預防措施缺乏成效，高暴力水平持續存在，民眾對當局缺乏信任，結構性有罪不罰依舊嚴重，這些因素導致95%的案件始終得不到解決。該委員會表示愿向政府提供技術協助，并警告說，要走出這場危機，必須“強化制度”，并拆解“與有組織犯罪相互勾連的網絡”。

該國際機構指出，“失蹤影響著墨西哥的整個家庭，其中有些家庭幾乎失去了所有成員”。報告舉例提到，韋拉克魯斯州的瑪麗亞·埃雷拉有4個孩子失蹤；又如瓜納華托州的巴拉哈斯一家，女兒盧皮塔于2020年失蹤，兒子哈維爾則在一年后遇害，此前他在一處秘密墳場中找到了妹妹的遺體，那里還有另外80具尸體。

辛鮑姆政府圍繞這場危機展開的敘事爭奪，始于去年。當時，聯合國強迫失蹤問題委員會認定，墨西哥的失蹤現象是一種“系統性且普遍存在”的做法，因此啟動了所謂第34條機制。這一機制允許將相關問題上報聯合國大會。

這一舉措遭到政府和執政黨國家復興運動黨的一致拒絕。總統甚至指責該委員會“帶有一種傾向”，目的在于“批評墨西哥政府”。外交部則將那份報告斥為“有傾向性”“缺乏法律嚴謹性”“片面”且“帶有偏見”。

失蹤問題已成為辛鮑姆安全戰略中的一塊絆腳石。政府可以宣稱，全國大多數犯罪指標都在下降，其中兇殺案下降超過40%；但失蹤案件的趨勢仍在上升。

這也促使行政當局宣布，正試圖尋找一種更有效的失蹤登記方式，以便更好應對這一問題。家屬要求政府少一些對數字的執著，多一些實際搜尋行動。

她接著說：“因為我們在美洲人權委員會也同樣堅持：他們是活著被帶走的，我們要他們活著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