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風暴里為女性辯護的律師，決定養(yǎng)一個“不好惹”的女兒

身著法官袍的杰西卡，游走在職業(yè)法官和家庭母職兩種身份之間，在兒子的一個涉性侵案件里，她面臨著法庭公正和母性的艱難抉擇。

這是舞臺劇《非窮盡列舉》最令人揪心的故事核心，它呈現(xiàn)了一個律政精英母親的復雜困境：對于這位女法官來說，她意識到自己所處的文化環(huán)境受到性別刻板印象的污染。與此同時，她也是一個女性主義者、一個母親，又天然有著維護兒子的母性。

《非窮盡列舉》劇照

“為什么這樣一個有著女性主義思想的母親，兒子身上還是會發(fā)生這樣令人唏噓的事情？如果她是受害女孩的母親，還會如此糾結嗎？如果我是這個男孩的母親，我會做得比女主角更好嗎？我不確定。”

李瑩看完這部電影，共情女主角的同時，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如同杰西卡，她同樣是一位站在風暴眼當中的律政母親。

從2002年開始，她投入到婦女法律研究領域。作為一個婦女兒童權益保護律師，李瑩承辦過500余起涉及性別歧視、針對婦女暴力等領域的案件。她周遭有著許多陷在苦難之中的女性。在而立之年，她毅然放棄公務員的飯碗，選擇走上這條艱難的道路。

當她成為一個成年女子的母親，她時常會不由自主代入她所代理案件的當事人的母親的角色，因而心痛：“如果這是我的女兒，我會怎么做？”

電影沒有答案，生活也沒有假設。對李瑩來說，律師和母親的雙重身份像是相輔相成的關系：成為母親，讓李瑩對女性處境有了更具體、更感同身受的使命感；而律師的維權實踐，驅使她更堅定地走在樸素的法律正義之路，站在風暴眼當中，勇敢堅定地為構建沒有歧視和暴力的世界而努力，等待著春暖花開。

生女兒，讓她生出盔甲

李瑩回頭看自己的來時路，感慨命運齒輪的轉向，或許是有冥冥之中的玄機。

生于1968年的李瑩，在湘西小城沅陵成長，曾經(jīng)是留守兒童。早早守寡的外婆用沅江般悠長的愛給了她溫暖的童年。她印象中湘西小城碼頭的掠影大多是背著沉重背簍負重前行的婦女，她們在家中沉默，忍受男人打罵。在她的記憶里，農(nóng)村女性不能上桌吃飯是常態(tài)，她的嬸嬸也被叔叔家暴。

李瑩六歲時，曾眼見一個背著沉重背簍、勞累的母親靠著一輛卡車的車輪歇息，司機沒注意，發(fā)動汽車時將她卷入車底，磚塊染上了血跡，慘案的場景在李瑩的記憶不時閃現(xiàn)。

等她回到在廣西邊遠地區(qū)工作的父母身邊時，她也目睹不少女性同學、鄰居因貧困挨餓，早早輟學、年少嫁人。這些女性境遇深深刺痛了李瑩，她隱隱希望自己有能力可以幫助周遭的女人。

后來，知識改變了她的命運，她成為1987年高考當中的幸運者。四年后，她以優(yōu)異成績被分配到北京某局政策法規(guī)處，成了一名公務員。

她34歲之前的經(jīng)歷，是絕大多數(shù)同齡人所欽羨的。她也有了家庭，成了一個女孩的母親。在那個階段，她并沒有想過后面的抉擇與她過往的經(jīng)歷有所回應。

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對她而言有種強烈的意識啟蒙和精神召喚。她選擇放棄公務員職位，回校園攻讀法律碩士學位。機緣之下，她投身在北大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成為一名婦女兒童權益保護律師。進入這一領域10年后，她建立了一家具有正式法律資格的民間公益機構。

20年前，李瑩首次在美國參加相關國際會議。（圖/受訪者供圖）

在她還沒成為律師前，只生一個女兒對她來說曾是對抗傳統(tǒng)生育觀念的冒險決定。婆家深受重男輕女傳統(tǒng)觀念影響，在當?shù)剜l(xiāng)村的民俗和家族環(huán)境里，頭胎的女兒常被送養(yǎng)至遠房親戚家。當時李瑩得知后，進入隨時準備戰(zhàn)斗的狀態(tài)。“我就等著她（婆婆），等著戰(zhàn)斗，她如果敢跟我提，我必然是不同意的，一定要保護女兒。”

在遠離婆家的城市，她避開了這場戰(zhàn)斗。婆婆自始至終不敢跟她提及這件事，但將壓力轉移到其他兒媳身上。李瑩慶幸自己的丈夫跟自己擁有相同的價值觀，沒有給到她壓力，而且是盡自己所能地以愛養(yǎng)育女兒。“我們并沒有主動將這層枷鎖套在自己身上，我想讓女兒自己能夠生出盔甲，可以保護自己。”

成為母親，讓李瑩有了推己及人的共情力。與律師職業(yè)強調(diào)的理性不同，“母親”的身份既讓她擁有更多私域的感性，也是20年來她堅持走在法律這條道路上最柔軟的燃料。“我作為一個女兒的母親，幫別人的女兒的同時，我想萬一我女兒需要幫助，也希望有人能幫到她。”

作者：李瑩

出版社：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出品方：華中明法

出版年：2023-5-1

她還記得正式成為執(zhí)業(yè)律師時接到的第一個案子。那名中年女性的胳膊上的繃帶因為長期奔波而變了顏色。她的丈夫在當?shù)負涡☆I導，把她的胳膊都打斷了，并把她趕出家門，她像鞏俐演的秋菊那樣找各部門為自己討回公道。時隔22年，李瑩還記得對方找上門求助時，她的傷口因長時間無法及時換藥而感染、發(fā)臭。她滿身疲憊，但眼里的倔強深深刻在李瑩的腦海里。

她見過各種各樣的悲劇。一名性侵案受害人的母親受到傳統(tǒng)貞操觀念影響，感到羞恥，結案兩年后急匆匆將19歲的女兒嫁給山村里40多歲的男人；也有母親為了改善生活環(huán)境，將未成年的女兒送養(yǎng)給不熟悉的加害人。這些都令她感到唏噓不已，“在傳統(tǒng)的觀念枷鎖下，女性總容易變成犧牲品。我希望盡我所能在法律上還給這些女孩公道，但我們依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李瑩接觸過的家暴案件里，基本上施暴者都不是初犯。等到受害人找上門請求法律援助時，家暴大多已經(jīng)持續(xù)了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受害人籠罩在陰影之下。近些年來，李瑩發(fā)現(xiàn)家暴案件當中精神暴力導致的創(chuàng)傷也開始逐漸顯見。

四五年前，一名95后年輕女性因為受到家暴來到李瑩的辦公室，李瑩察覺到她有強烈的受虐婦女綜合征跡象，一談起丈夫的名字她就渾身發(fā)抖，談到家暴情節(jié)，她甚至會驚恐地看著門口，擔心施暴者隨時過來。“我記得她當時驚恐的眼神。她跟我女兒差不多年紀。當時我想，如果這是我女兒的話，我真的心疼死了。”

為母親和女兒而戰(zhàn)

在婦女兒童維權這條路上，李瑩是國內(nèi)走在前頭的探路人。10年前，曾有媒體記者問李瑩是否認同“女權律師”的標簽，她回答：并不愿意將這件事標簽化。回望這20年的職業(yè)生涯，女性每每推門而進，多會帶來自己的故事，李瑩會用社會性別理念分析、審視女性的角色和命運，對性別平等也有了更深的認識。

李瑩時常會為事件受害者輾轉難眠。（圖/李瑩微博截圖）

母親的身份和共情力在無形深處為李瑩的律師生涯打開了“女性視角”，她對案件當中的糾纏難斷的親密關系和復雜人性有著深刻的理解。

她還記得2016年接到的一起家暴案件里，備受丈夫暴力傷害的冬梅多次逃跑、流產(chǎn)，最后在各方的幫助下，付出了極大努力和代價終于離婚出走，卻在半個月后主動選擇回到了曾經(jīng)的施暴者身邊。

法律援助的同事哭著說：“現(xiàn)在又回到了原點。”可李瑩不這么認為，她覺得問題的關鍵在于要理解受害者難以離開的根源，是母性本身。“我們不能譴責冬梅不夠勇敢出走，回到暴力環(huán)境，而是要反思和理解她為什么要回去。我覺得母性沒有錯，她最小的兒子才三歲，正需要母親照顧，判給家暴的父親，冬梅怎么能心安？如果司法能夠給她足夠支持，能把兩個孩子都判給她撫養(yǎng)，她也不會回去了。”

李瑩認為，“曾經(jīng)的施暴者和冬梅都清楚知道，她背后有我們的支撐，我們給到冬梅的是一種賦能，讓她知道自己能做決定，選擇自己的生活。盡管回到原來的環(huán)境，他們之間的權力關系是發(fā)生了轉變的。”

10年后，她偶然得知冬梅的大女兒選擇報考了社工專業(yè)，這一切有了代際的延續(xù)。“在黑暗的14歲，大女兒親眼看到了法律如何站在她和她媽媽前面幫助她們，給她們帶來過力量。”從這個意義上看，李瑩覺得過往發(fā)生的事情似乎都聯(lián)結了起來，最終形成了讓人感動的閉環(huán)。

李瑩參加公益平臺系列的媒體研討會。（圖/受訪者供圖）

走過這么多年，李瑩欣慰地看到婦女兒童權利的進步，她認為反家暴的關鍵在于構建新的性別文化，如今性別平等意識依然有努力的空間。

她曾經(jīng)觀摩過一次心理咨詢師培訓，老師提到妻子嘮叨導致丈夫家暴，解決辦法應是“改變妻子的溝通方式，減少嘮叨”，大部分學員都表示贊同，李瑩并不錯愕，這就是大家對傳統(tǒng)性別觀念集體無意識的表現(xiàn)。

“嘮叨只是一個表象，實質(zhì)上是男女社會性別角色的問題，背后是承擔了家庭責任的女性希望被看見和理解的渴望和期待。停止嘮叨也不會從根源上切斷男性的家暴行為，如果男方不去改變，權力關系沒有被阻斷。”

如今常被談論的“完美受害人”議題，也曾出現(xiàn)在李瑩接觸的性騷擾案件里。她曾反駁一名檢察官朋友對受害者的質(zhì)疑：“被害人的反應有標準答案嗎？既然沒有標準答案，為什么被害人一定要按照我們認為的那樣行動呢？”

在律師職業(yè)生涯里，李瑩多次站在了他人家庭和親密關系的風暴眼，她深感社會環(huán)境依舊存在著難以撼動的性別規(guī)訓，也在反思性別教育對子女成長的重要性。

據(jù)李瑩的觀察，施害者大多受到“有毒的男子氣概”的熏陶，在親密關系中常強調(diào)掌控欲，且極度容易因權力失衡而失控。

施害者的母親也似乎有著某種共性：深受傳統(tǒng)的性別文化和婚戀觀束縛，缺乏與子女相處的邊界感，過度保護、控制和干預，深度介入子女的婚姻生活，養(yǎng)成了缺乏獨立人格的“巨嬰”。李瑩曾在法庭看到一名將近80歲的母親給40多歲的家暴施暴者興致勃勃地代理辯護，施暴者卻事不關己地坐在一旁，她深感震驚。

李瑩陪女兒在海邊玩耍。（圖/受訪者供圖）

“缺乏對個體的尊重和邊界感，是很多家庭親子關系失衡的核心原因。”對女兒的性別教育里，李瑩認為關鍵詞是“尊重”。

李瑩拒絕“女孩要乖巧文靜”這樣傳統(tǒng)的性別規(guī)訓，注重培養(yǎng)和尊重她的天性。察覺到女兒喜歡探索沙堆，她親自去運沙子，在家后的小院子堆了沙堆給她玩。“我女兒小時候挺淘，喜歡到處爬，我們家的床就是她的蹦床。我對她的養(yǎng)育沒有那么精細，而是讓她更多與大自然接觸。我希望保持她對社會的好奇心。”

與尊重有關的深層意識，還包括建立自我的安全邊界，即便是在與父母的關系中。在女兒很小的時候，李瑩與丈夫就強調(diào)進女兒房門必須要敲門的基本禮儀規(guī)則。“很多父母可能會覺得為什么彼此之間要搞得這么生分，可這就是邊界意識，父母沒有天然的權力，需要對個體彼此尊重。”

另外，她認為從小培養(yǎng)女兒對物質(zhì)和金錢的意識也是關鍵的功課。她盡自己所能滿足女兒的物質(zhì)需求，希望她不被物質(zhì)匱乏感所困，在成長過程中更能安穩(wěn)守住自己的安全邊界。

李瑩與女兒到土耳其旅行的合照。（圖/受訪者供圖）

與此同時，她也不希望女兒對物質(zhì)和經(jīng)濟追求過于敏感，當她滿足女兒的物質(zhì)需求時，總會避免強調(diào)物質(zhì)的金錢價值，希望她能超越金錢的表面去看待更實在的價值。尤其在女兒小升初面臨擇校時，為了讓她更純粹地選擇自己喜歡的學校，而非為了讓父母省錢委屈自己，她與丈夫商量后，扛下了這份經(jīng)濟壓力，直到初中畢業(yè)后，才告訴女兒真相。

或許因為行業(yè)的特殊性，李瑩看到了不少極端社會案件中的危機。在女兒的安全意識教育上，李瑩有著較強的職業(yè)敏感度。令她慶幸的是，女兒似乎很早就有巧妙應對的機敏和警覺。

在女兒八九歲時，她獨自在家，陌生人以查水電表為由敲門，她謊稱父母在睡覺，等他們醒了之后再去物業(yè)溝通。“我只提前跟她說過，如果有陌生人敲門就讓她給爸爸媽媽打電話，必須得到同意才可以。但我沒想到她用了更安全巧妙的應對理由，因為她說擔心如果陌生人知道家長不在家，強行進來怎么辦。”

那天李瑩專門請了女兒吃了一頓烤肉，夸女兒太棒了，雖然他們向來教女兒不要撒謊，但她認為，在必要時為了保護自己，女兒也可以這么做。

非典型母親的虧欠和使命

20年來，游走在職業(yè)律師和母親兩者之間的李瑩，也試過自我拉扯。她在職業(yè)案件當中為很多女人撐過傘，卻在很多時刻因為想要平衡兩種身份，對女兒產(chǎn)生過虧欠感。

轉行做律師后，從女兒讀四年級開始，她無法像以往那樣盡可能花精力陪伴、不缺席孩子成長的每個重要時間節(jié)點，此后母女共處的記憶從“連續(xù)”變成了“碎片化”。“這方面我很感恩我先生，幸好他填補了我的空白，毫無意外地支持和理解我的工作，出現(xiàn)和陪伴了孩子成長的每個節(jié)點。我們都在家庭當中，用自己的方式共同發(fā)力。”

女兒的青春期來了的時候，李瑩愧疚于自己沒有在女兒初潮到來時陪伴、溝通。她透過女兒好朋友的母親才得知，女兒為不知道如何處理初潮而求助。李瑩察覺到了女兒對自己缺乏陪伴交流的抱怨和叛逆的情緒，她及時調(diào)整，積極與女兒溝通、修復關系，即便再忙也不再缺席重要時刻。

李瑩與女兒和母親的旅行合影。（圖/受訪者供圖）

傳統(tǒng)家庭內(nèi)部的性別分工總讓母職套上表面完美、實則沉重的束縛。在李瑩眼里，家庭分工模式并沒有標準的答案，也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家庭通過溝通和磨合形成了生活的“有序”。在家庭事務上，她與丈夫達成默契，以購買社會服務的方式來協(xié)助；而在孩子的陪伴和教育上，她與丈夫各司其職，協(xié)調(diào)合作。

女兒后來到美國的一所大學留學，成了紐約某家醫(yī)院的職業(yè)藥劑師，她逐漸理解李瑩對職業(yè)的投入和使命感。李瑩對于親密關系平等和理性的觀念，在言傳身教當中也感染了女兒。“我跟她會交流經(jīng)驗和觀點，親密關系的底線是平等和尊重。真正的平等并不是一方的控制或者主導。”

李瑩在泰國參加聯(lián)合國婦女署。（圖/受訪者供圖）

令她欣慰的是，女兒對于親密關系有著成熟和理性的觀念。大一留學時期，一個外校的男孩從1500公里外開車到學校追求她，女兒用一個趣味的比喻回應了他們的關系。“她說自己是一顆蘿卜，男孩認為她是一顆白菜，他們不合適，我聽完放心了，知道她在這段關系里很理性，不會因為表面的行動而輕易感動。”

女兒最后選擇與大學相戀7年之久的同學走進了婚姻。在這個過程當中，李瑩坦言，即便自己是從事婦女兒童維權、有著豐富經(jīng)驗的律師，也不免帶上母親的擔憂和焦慮，建議女兒理性審視這段關系是否適合走進婚姻，考慮當下女性的社會時鐘等現(xiàn)實情況。

“我不由自主會陷入刻板印象給出作為母親的建議，但我女兒不以為然，她對于這個問題的看法更成熟，說共同走過的這些年，于雙方而言付出是平等的，她并不是天然的弱者，也不認為女孩就是被選擇、被物化的狀態(tài)。”

聽完這段話，李瑩意識到代際之間的性別觀念已然變化，這是讓她欣慰和欣賞的。“女兒是優(yōu)秀的、自信的，能抵御傳統(tǒng)世俗觀念侵蝕、把控自己人生的人。”如今女兒雖然在大洋彼岸，但每次視頻里女兒體貼溫暖的話留在了她最柔軟的地方，也給了她最大的力量。

“她的出生讓我的選擇和堅持加上了‘母親’這樣一個重重的砝碼，我是為千千萬萬的女兒們而戰(zhàn)。”在她看來，母親的角色是豐滿、具體的，“身教”比“言傳”更有力量。當女兒愿意支持她的工作，協(xié)助她做相關的社會性別調(diào)研，努力用自己的專業(yè)和行動在異國幫助別人時，這一切似乎也有了某種意義上的閉環(huán)。

李瑩將“為婦女和兒童打官司”看成是自己今生的宿命。20多年，她實實在在看到了婦女兒童權利在法律和制度上的進步和完善。但她始終覺得，這一切并不是一蹴而就，構建新的性別觀念依舊任重而道遠。

被問到“你的使命感來源是什么”時，李瑩講述了一個曾經(jīng)擊中自己的寓言故事：“有個小孩在海邊，看著大海潮漲潮落，隨著海水退潮，一些魚總會滯留在了沙灘邊上。他堅持不斷地把每條魚扔回海里。很多人不解對他說‘沙灘上還有這么多魚，你也救不過來’。但他繼續(xù)邊扔邊說，這條小魚會在意。”

如同這個男孩，李瑩的路還在繼續(xù)。

李瑩依舊走在婦女兒童維權律師之路上。（圖/受訪者供圖）

封面 | 由受訪者提供

校對 | 遇見

排版 | 胡辰瓊

運營 | 陳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