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藝術史中的非典型美學》聚焦西方五百年藝術史中十位“非典型”藝術家，包括喬爾喬內、勃魯蓋爾、普桑、維米爾、大衛、弗里德里希、蒙克、埃舍爾等，通過細膩的筆觸，解讀每位藝術家的話語及其藝術作品的精微細節，由此展開發散思維式的美學漫步，楬橥了文藝復興以來西方藝術及美學觀念的演變歷史。
《藝術史中的非典型美學》，周憲 著,黃怒波 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本書以“非典型”的藝術史寫法，以及打通視覺文化、藝術史與美學的跨學科視野，靈巧地勾勒出西方藝術的大傳統（“源”與“流”），為理解藝術史與美學的交互影響提供了新路徑，有助于讀者在視覺文化興盛的時代去思考“觀看的技藝”。
>>內文選讀：
北方的蒙娜麗莎
提到維米爾，人們最經常聯想到的便是他名垂青史的肖像畫《戴珍珠耳環的少女》。這幅尺幅很小、主題簡單的作品充滿了迷人的魅力，以至于有人認定它可與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比肩，甚至用“北方的蒙娜麗莎”來贊譽這幅畫。但有關這幅畫的一系列問題令人迷惑，藝術史家們常常為這幅畫為何有如此魅力傷透腦筋。
1995年，《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在美國華盛頓國家美術館展出，這幅畫前面人頭攢動，人氣空前。1999年，作家特蕾西·雪佛蘭的小說《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刊行，很快成為暢銷書。2003年，英國導演韋伯拍攝了同名電影，將小說搬上了銀屏，電影獲得了奧斯卡獎的提名。維米爾及其作品一時間成為藝術界、學術界、出版界、影視界的熱點。雪佛蘭曾寫道：“當你想到蒙娜麗莎時，她也在看著你，但她并不迷人——她坐在畫面背景前沉默寡言。然而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也在那里——她和我們之間卻是毫無阻隔。她有一種難以置信的魔力般的敞開特點，同時又充滿了神秘感——正是這些使她變得如此具有魅力。”這段話道出了“北方的蒙娜麗莎”與達·芬奇的《蒙娜麗莎》的天壤之別。蒙娜麗莎是一個養尊處優的貴婦人，姿態端莊卻顯得扭捏造作，她和普通觀者之間存在著某種看不見的鴻溝；但戴珍珠耳環的少女雖身世不明，卻像是鄰家女孩一樣樸素可愛，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
海牙莫里茨皇家美術館陳列《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的展廳
畫中少女為何人？這是一個引發了許多猜測的難題。有文獻表明，當時荷蘭許多畫家出于經濟上的考慮，無力雇傭專業模特，所以他們多用自己家人來做模特。因此有一種看法認為，畫中的少女其實就是維米爾的大女兒瑪利亞，那年她12歲。另一種推測是少女乃是維米爾的贊助人凡·萊文的女兒馬達萊娜，她和瑪利亞同年，是維米爾的鄰家女孩，因此維米爾請她來做模特也在情理之中。有科學家團隊對這幅畫的細節作了X射線掃描，發現維米爾對少女的眼睫毛作了非常精細的處理，這種細節性的精細處理使人確信，他所描繪的不會是一個想象中的理想人物，一定是一個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人物。此外，確信畫中少女為維米爾大女兒瑪利亞的研究者還發現，維米爾的另外兩幅作品《繪畫藝術》和《戴珍珠項鏈的女青年》，也同樣是以瑪利亞為模特的，因為這些形象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由此便引申出來藝術史上關于使用家人做模特的不同方式的討論，對此，藝術史家阿爾珀斯寫道：
正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在維米爾的繪畫中，他有效地把女性形象的再現與其他藝術家所關注的緊張氣氛區別開來（在維米爾的繪畫中，女主人和女仆公開明確地相互串通，而不是我們在馬斯作品中看到的集中于表現她們的身份問題）。所以，把家人用作自己的模特，與在家里將女性扮作模特是兩回事。戴博爾向我們展現的是一個女性紡線的德行，而維米爾則是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女性在家中擺姿的德行。
阿爾珀斯認為，將家人用作模特，不過是簡單記錄他們的日常生活行為，而將家人扮作模特，則是強調某些情態的藝術呈現。在《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中，少女的頭飾是一個值得玩味的符號，一般認為該頭飾的裝束并不是荷蘭當時本土的風俗，也有人認為應是土耳其少女的裝束。這表明，在維米爾看來，繪畫作為一門藝術，關鍵之處是如何藝術地呈現，而不是直接地鏡像反映。所以，維米爾描繪女性的許多作品都把如何藝術地再現作為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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