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燕姿停工雞娃：新加坡孩子變少，但教育為何越來越卷？

在我們常人思維里，如果出生的孩子少了，那么，孩子未來的壓力應該會小不少。

實際上，是這樣嗎？

新加坡的情況就很值得看看。

2026年2月，新加坡副總理顏金勇在國會公布了2025年的總和生育率——0.87，全年新生人口大概只有2.75萬。

連續多年生育率下滑的新加坡，讓新加坡也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列。

隨著出生人口萎縮，“招生難”的問題首當其沖。新加坡里空蕩蕩的教室，迫使當地教育部開始大量合并縮減政府學校的開設數量。

從經濟學角度看，出生人口數量減少，意味著未來每個學生理論上可以獲得更多的人均教育資源——更小的班級規模、更充裕的師資配置、更少的競爭對手。

那么問題來了：出生人口在減少，孩子的學習壓力會降低嗎？

新加坡用現實情況回答了這個問題。

在2026年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中，新加坡高等教育再次刷新紀錄：七所高等教育學府的共116項學術課程入榜，其中76個學科排名上升，提升率居全球首位。

新加坡可謂是全球進步最快的高等教育體系，從硬核工科到前沿AI，從人文社科到藝術設計，新加坡高校在多個領域定義了“全球頂尖”。

新加坡用短短幾十年，就把“教育”做成了自己的金字招牌。

如果只用一個字描述新加坡的教育體系，唯“卷”可以精準形容。

華語樂壇天后孫燕姿（新加坡籍），也為自家小孩“小升初”考試費盡心神，不惜停工一年也要專心雞娃。

有中國粉絲不解，“為什么孩子明年的考試，今年就要扔下一切專心陪娃呢？”

那是因為沒有一個新加坡父母，逃得過“小六會考”。

小六會考（簡稱PSLE），指的是學生6歲進入小學，經過6年學習后，在小學六年級參加全國統一的小六會考。

新加坡教育體系像是一個巨大的“漏斗”，每次關鍵考試都是一次篩選，決定孩子未來的升學去向，乃至后續職業發展關鍵影響因素，PSLE更是重中之重。

PSLE以后的中學分流大致有幾種路徑，就讀時間和發展方向各不相同：

• 成績拔尖的學生（前5%）：

進入六年制的“直通車課程”（IP），無需參加O水準考試，直接備戰A水準考試或者IB/AP等國際課程考試，目標直指新加坡頂尖大學和海外名校。

可以說是進入IP計劃的同學，就相當于走入直達名校的“綠色通道”，校友也都是未來各行各界的“精英人士”。

• 成績中游的學生（約50%）：

進入四年學制的特快課程（Express），課程教學內容兼顧學術和實用性，學生會在中四參加O水準考試，根據成績和興趣可升學至JC（初級學院）進Poly（理工學院）或ITE（工藝教育學院）。

JC（2年學制）以學術為導向，為大學深造做準備；Poly（3年學制），以應用學習與實踐技能為導向，培養面向特定行業的專業人才；ITE（2-3年學制），以技能學習為導向，課設緊密圍繞行業需求設計，可獲取職業資格。

• 成績下游的學生（剩余45%）：

分別進入五年制的普通學術班（NA）或四年制的普通工藝班（NT）。

NA學生需在中四參與N水準考試，中五參與O水準考試，最后進入理工學院（預科班）或ITE；NT學生需參與N水準考試，成績達到要求可以進入ITE。

這意味著在PSLE之后，受制于孩子所能接觸的教育資源和學習氛圍，其學術軌跡基本劃定。成績直接決定孩子會進入哪一層次的中學、接受什么級別的課程、甚至影響未來的大學選擇和職業方向。

所以在新加坡人的眼里，PSLE考試的分量就如同中國學生的高考，只是備考年齡前置到12歲。

這種“一考定終身、一步落人后”的教育格局，催生了全球最龐大的補習產業之一。在新加坡，補習早已不是落后生的“補救措施”，而是貫穿整個學習生涯的“標準配置”。

為了在這場分流中勝出，新加坡的家長和學生都投入巨大，無論是心力還是經濟層面。

根據新加坡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新加坡小學生課外補習參與率高達89%，家長用于子女教育的平均月支出已占家庭收入的34%。平均每名中小學生的年度補習支出超過3600新元（將近2萬人民幣），部分高收入家庭每月補習支出可達162.6新元，是低收入家庭的4.5倍。

一旦踏上這場“升學競賽”，沒有家長愿意讓孩子落于人后，孩子也不敢停止奔跑。

近幾年來新加坡出生人口越來越少，教室里越來越空，可是家長們從錢包掏出去的補習費用卻不減反增。

為什么孩子少了，學習競爭程度還那么激烈？

第一個原因，名校供不應求，競爭邏輯不變。

當高薪行業和知名企業的準入門檻依舊是“名校畢業生優先”，那么這場頂尖教育資源的萬人“廝殺”大戰就無法避免。

從小升初的角度來看，每年能進入萊佛士書院、南洋女子中學等9所頂尖自主中學的考生，僅占小六會考總人數的約7.3%。不管這屆考生數量有多少，7.3%的錄取率就像是一道存亡線，讓家長和孩子都前仆后繼。

申請大學呢？更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只有極少部分學霸才能走上社會通俗意義認定的“名校精英軌道”。

以QS世界大學排名全球第8的新加坡國立大學為例，本科錄取率僅5%-10%，像熱門專業如計算機學院錄取率更是低于5%。

第二個原因，國際生瘋狂涌入，加劇本土學生內卷。

這幾年，新加坡憑借申請靈活、簽證方便、學校排名高等優勢，成為亞洲學子的熱門留學選擇。

作為一個全球化的教育中心，新加坡吸引著大量他國優秀學生前來求學。根據QS TOP Universities的最新數據，新加坡國立大學錄取學生中，國際生比例36%，約12057人，其中本科生約4581人。

在新加坡《2025人口簡報》的數據統計中，發現新加坡的非居民人口規模約為191萬人，其中持學生簽證的人口占比約5%。也就是說，新加坡約有9.5萬名國際學生，數量不小。

隨著國際生申請新加坡大學的人數越來越多，進一步擴大了新加坡本地學生的競爭激烈程度。

第三個原因，怕輸文化深植，家庭期望加注。

有“亞洲四小龍”之稱的新加坡，雖然是發達國家，但領土面積和資源極其有限。新加坡國土面積約735.7平方公里，上海是它的8倍，北京是它的23倍。

“沒資源就不能犯錯”刻進了國民的集體潛意識，大規模彌漫著“一步錯，步步錯”的社會性焦慮。

正因如此，“怕輸文化”讓家長們擔心的不是孩子一兩次考試成績的落后，而是焦慮孩子錯失人生關鍵階段可扭轉“命運”的機會。

“家里只有一個孩子，所以絕不能失敗”。

疊加少子化的深層影響，讓每個家庭的孩子承載了更高密度的教育投入和期望，一代人的教育成敗直接關系到家庭社會地位乃至階層的流動。

這場精英教育的選拔機制殘酷又激烈，每個家庭都不愿自己的孩子成為競爭中的失意者，這種“怕輸文化”，既是社會性焦慮的來源，也是教育壓力的永動機。

為了擁有一份好的工作，就要去一所好的大學。要去一所好的大學，就要去一所好的中學。要去一所好的中學，小升初的“小六會考”就要各科成績拔尖……

在這樣的游戲法則下，誰早一天擠進名校，誰就在這場人生競賽中搶占了先機。

這也就導致在“少子化”的背景下，新加坡這一代青少年的學習壓力無法僅從家庭內部解決。

為此，新加坡近年來持續對基礎教育進行大刀闊斧地改革，打破過早“精英分流”的弊病，也在不斷地改革：

• 弱化應試，改革評價體系

新加坡教育部打破“唯分數論”的評價體系，PSLE采用積分等級制，弱化分數，強調學生個體進步。強化“為生活而學習”的理念，減少大考數量，現如今中小學所有年級取消年中考試，將寶貴的課堂時間還給教學本身，減少師生兩端的應試負擔。

2027年起，O水準與N水準考試將合并為統一的新加坡-劍橋中學教育證書(SEC)考試，終結傳統分流制度遺留的評價差異。

2028年起，新加坡初級學院的入學要求也做了下調，從六科縮減至五科，合格分數線對應調整為16分及以下，bonus points上限從4分降至3分。

• 科目編班取代成績分流制

新加坡基礎教育長期實行按成績分班的制度分流制，但這種做法容易標簽化學生、加劇焦慮?，F全面實施“科目編班制”，學生可根據自己在不同學科的能力選擇不同難度等級課程。

比如可在數學選高級課程，英語選基礎課程，而不是一鍋燉直接被分流至“快班”或“慢班”里學習所有課程。

• 優化升學通道和選拔方式

新加坡教育擴大直接招生計劃，鼓勵學生憑借體育、藝術、科技、社區服務等特長進入理想學府。

同時放寬政策門檻，2026年起，小六會考華文成績優異者可直接在中一修讀高華，強化雙語優勢；2027年起，學生可留在原校參與高才課程，無需轉校，校內外均有強化課程，評估方式更全面。

• 教學理念和方式雙軌創新

新加坡教育部引導各校采取“少教多學”理念，開發校本課程，空出10-20%課時用于特色課程和興趣發展，采用探究式、項目式、協作式等多樣教學法。

校方還鼓勵學生自主探索興趣領域，中學、高中定期設定居家學習日。同時，緊跟時代發展融入更多科技元素，AI、編程、數字素養等成為新課程亮點。

• 嚴格限定“校園鎖機時間”

為了從根本上改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自2026年1月起，新加坡在全國中學實施了范圍極廣的手機禁令。該禁令不僅覆蓋上課時間，更延伸到了課間休息、課外活動等非上課時段，要求學生在此期間統一“鎖機”，從物理上隔絕對學業和睡眠的干擾。

同時，教育部還利用技術手段，將學生學習設備的自動關閉時間從晚上11點提前至10點30分，以保障學生基本睡眠時長。

這一套“組合拳”，是新加坡教育部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希望從源頭來解決“少子高壓”的學習問題，打破“唯成績論”精英選拔體系的唯一性，增加培養孩子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多元性。

對于普通家庭而言，名校窄門并未因總人口的減少而放寬，通往精英教育的賽道依舊擁擠不堪。

背后邏輯是：只要企業招人依舊看重候選人的學校背景，只要好學校供不應求，只要通往好學校的路徑依舊是考試，那么加注在孩子肩膀上的學習壓力就難以卸負。

同樣是“少子化背景”的學習內卷國家——韓國，又是怎么做的呢？

一抓娃娃，二抓源頭，三抓未來。

韓國政府直接從娃娃抓起，推動立法：完全禁止私立教育機構向3歲以下的兒童提供認知學習課程；對于3歲以上兒童，相關補習時長被嚴格限制在每天3小時以內。

2025年起，韓國政府推行了新一輪高考改革，嚴禁再出現那些依賴于大學知識點或復雜解題技巧的“殺手題”。

以硬性規定要求高考考卷必須嚴格依托于高中的公立教育大綱，以此打破學生必須依賴高價課外補習機構才能破解難題的社會觀念，試圖重塑高考的公平性。

2026年起，韓國在高中實行了靈活的學分制改革：對于選修科目，學生獲取學分的標準在某種程度上只看出勤率。

但效果如何，還不得而知。

“僧多粥少”是一場難以徹底解決的社會困境，想要減輕未來一代的身心負擔，關鍵在于從根本上改變全社會對“好僧”與“好粥”的社會評價標準——從單一維度的“唯成績論”，過渡到多元維度的“自我實現”。

進入AI時代，未來社會的基本邏輯都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或許未來一代的孩子們可以“快樂學習”，而非“囿于應試”，家長們也能松一口氣，跳脫出“雞娃”的焦慮怪圈。

畢竟，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是兩百多年前就開始的人類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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