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韋廷安獲得平反，張震向中央提出建議：能否正式發個文件

你敢信嗎？一個17歲入黨、跟著黨組織從廣西打到淮北的年輕黨員，身先士卒負傷都不肯下火線，最后居然死在自己人的槍下。臨刑前他沒喊私怨，只拼盡全力喊出一句共產黨萬歲，口袋里還揣著給黨中央的血書申訴，字字泣血。這樁沉冤一埋就是幾十年，直到1983年才迎來關鍵性的轉機。

韋廷安1920年生在廣西羅城的貧苦農家，打小就聰明，從私塾讀到縣城小學，成績一直穩居前列。1935年他考上柳州中學，遇上改變自己一生的領路人，在進步教師的引導下啃了不少進步書刊，革命的種子早早扎了根。1937年，來柳州重建黨組織的陶保桓看中了這個積極向上的小伙子，同年6月，17歲的韋廷安順利入黨，從此把全部身家交給了革命事業。

抗戰爆發后廣西招學生軍上前線，韋廷安二話不說報了名，跟著大部隊開到安徽抗日前線，炮火里都敢沖上去做宣傳慰問。后來他跟著部隊落腳霍邱，還當選了學生軍地下黨支部的委員，之后又回廣西做抗戰宣傳，把前方的戰績和日寇的暴行擺到鄉親們面前，狠狠提振了大家的抗日信心。1939年他當上學生軍第二中隊的黨支部書記，不到一年就把黨員發展到三十多人，反共高潮到來后，他帶著一路進步群眾撤到淮北新四軍根據地，還改了個名字叫韋非。

到了新四軍，韋廷安先去抗大四分校學習，結業后分到八路軍第四縱隊當連指導員，他干活拼，對戰友好，打仗還敢沖，很快就評上了模范指導員。板橋集戰斗的時候，他身先士卒帶隊沖鋒，中彈負傷都不肯下火線，硬扛著打完了整場仗。皖南事變后他升成了副教導員，眼看著前途一片光明，誰能想到厄運馬上就找上門了。

1941年7月，韋廷安和十幾個原廣西學生軍的干部一起被抓，沒等他反應過來，就被扣上了莫須有的托派帽子。這事兒說到底就是個叛徒搞的鬼，當時四師鋤奸部的偵察科副科長趙大萬被日軍俘虜后叛變，鬼子放他回來搞破壞，他就捏了個廣西學生軍全是托派的謊言。為了圓謊，他搞逼供信，前前后后牽連了兩百多個廣西籍同志，56個人被錯殺，韋廷安被抓后受盡拷打，從頭到尾只認一句話，我是共產主義者，我沒有罪。

后來趙大萬搞的太出格，引起了華中局的注意，上級早就明說這個案子靠不住，不少被抓的同志都重新分配了工作。可韋廷安因為當過學生軍的支部書記，還被誣陷想逃跑，一直被關著沒放。1942年冬日軍掃蕩，部隊轉移的時候，趙大萬直接下令槍斃了韋廷安，那年他才22歲，臨刑前還拼盡全力喊了共產黨萬歲，口袋里的申訴書浸滿了鮮血。

沒過多長時間趙大萬就暴露了，他策劃投敵被發現，干脆直接跑去當了漢奸，抗戰勝利后被抓出來槍決，真真是惡有惡報。趙大萬叛變后，大家就開始懷疑這案子有問題，1943年四師就專門安排人復查，查出來確實是冤案，不少同志都平了反恢復了黨籍。那時候還在打仗，環境亂糟糟的，韋廷安的案子沒來得及徹底了結，這一放就是幾十年。

1962年韋廷安的老戰友給劉少奇寫信申訴，信轉去了中組部，最后也沒了下文。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撥亂反正，不少當年蒙冤的同志又開始往上反映，韋廷安的老戰友田克給廣西區黨委和中組部都寫了信，請求復查這個案子。這封信最后轉到了韋廷安生前所在的21集團軍手里，軍黨委非常重視，立刻開始挨個找人核實情況。

當年的老領導張勁夫出來作證，明確說廣西學生軍的黨組織關系是當年安徽省工委正式認可的，韋廷安確實是正經的共產黨員。張震將軍也親自出面作證，他說韋廷安打仗負傷，堅強得很，從來沒認過那個莫須有的罪名，臨刑喊共產黨萬歲，這事錯不了，就該平反。1981年底，21集團軍黨委正式做出決定，給韋廷安徹底平反，恢復黨籍，追認為革命烈士。

1981年12月張震去廣西檢察工作，特意約了鄭少東等三個當年冤案的親歷者見面。三個當年蒙冤幸存的老人，知道這是難得的機會，連夜寫出了沉甸甸的申訴報告，請求中央給整個新四軍四師的托派冤案做個全案平反結論。1983年12月，張震帶著這份浸滿無數冤魂血淚的報告向中央做了詳細匯報，明確說這就是一起嚴重的冤假錯案，鄭重提出建議，能不能給整個案子正式發個平反文件。

中央同意了張震的建議，中組部和總政治部抽了精干力量專門調查，花了近一年時間把案子查的明明白白。1984年10月，兩個部門聯合發文，給1941年那樁所謂的托派案件徹底平反。從韋廷安蒙冤去世到全案昭雪，整整四十三年，沉冤終得雪，哪怕來的晚了點，終究還是來了。

參考資料：《張震回憶錄》 廣西學生軍“托派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