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外交困境：115大使空缺，女婿任特使

唐納德·特朗普第二屆政府上任后，美國大使職位的空缺率高得異乎尋常。在主要盟國以及與紛爭相關的核心國家，也持續處于沒有正式大使的狀態，以“特使”為中心的外交模式正得到加強。

當地時間14日，《華爾街日報》（WSJ）援引美國外交服務協會的資料報道稱，在美國全部的195個大使職位中，有115個是空缺的。空缺率達到59%。這與往屆政府相比也處于高位。

在特朗普第一屆政府同期，全部的188個大使職位中有45個空缺，空缺率為24%。而在巴拉克·奧巴馬第二屆政府時期的2015年，187個大使職位中僅有12個空缺。

從地區來看，非洲地區的空缺情況尤為突出。非洲51個國家中，有37個國家沒有美國大使。在中東，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伊拉克等主要國家的大使職位也空缺著。俄羅斯和烏克蘭也沒有任命正式大使。駐韓國美國大使職位也已空缺超過一年。特朗普總統提名的候選人米歇爾·斯蒂爾將于本月20日參加參議院人事聽證會。

大使職位空缺的背景被認為是緩慢的提名程序和國會的批準延遲。《華爾街日報》分析稱，國務卿馬可·魯比奧去年12月將約30名職業外交官出身的大使召回本國，也對此產生了影響。

外交界擔憂，如果沒有正式大使，僅以臨時代辦體制運作，可能會削弱與駐在國政府高層的接觸能力或危機應對能力。有意見指出，如果沒有大使的頭銜和政治分量，美國在該國的影響力可能會減弱。

特朗普政府則持大使空缺不會對外交政策推進造成大問題的立場。特朗普總統正在利用史蒂夫·維特科普和賈里德·庫什納等親信作為特使，同時管理伊朗談判、烏克蘭戰爭等多個懸案。

國務院發言人表示，現政府正專注于推進“美國優先主義”外交議題，同時也在為安排職業大使而重組相關委員會。《華爾街日報》稱，目前等待參議院批準的大使提名人選超過20名。

這種接近六成的驚人空缺率，絕非尋常的管理疏忽所能解釋。它更像是一種刻意為之的“外科手術”，旨在重構美國外交的權力運行邏輯。特朗普政府正以一種近乎粗暴的方式，將傳統、龐大且有時略顯僵化的職業外交官體系邊緣化，轉而圍繞總統信任的少數核心圈層，打造一個更加靈活、直接聽命于白宮的“特使帝國”。

傳統上，美國大使職位分為兩類：職業外交官與政治任命。后者通常是總統的競選金主、親密盟友或政策顧問，被派往重要或舒適的盟國；而前者則在全球各地，尤其是艱苦或局勢復雜的地區，憑借專業素養維護美國利益。特朗普第一任期已表現出對職業外交官體系的不信任，第二屆政府將約30名職業大使召回，可視為這種不信任的巔峰。這直接導致了在非洲、中東等關鍵但非“舒適”地區的職務大量空缺。

其背后的邏輯清晰而現實：職業外交官代表著國務院的傳統與官僚體系，他們的報告和評估可能不符合白宮的政治敘事或“美國優先”的即時戰術需求。而“特使”，如庫什納，他們無需經歷漫長的國會聽證與批準，不受傳統外交禮儀的過多束縛，能夠以總統私人代表的身份，進行快速、秘密、且目標極其明確的交易式外交。無論是推動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還是試圖在俄烏之間斡旋，庫什納等人的行動都繞開了傳統外交渠道，直接對總統負責。

支持者或許會稱，這種模式剔除了官僚主義的低效，讓外交決策更直接、更靈活。在應對突發危機時，一位手握總統信任的特使，其行動速度確實可能快于需要層層匯報的大使館。其弊端同樣巨大且危險。

是外交信譽的透支。大使的正式任命，象征著美國對該國關系的重視與承諾的莊重性。長期空缺，尤其是對韓國、沙特等核心盟友而言，會被解讀為輕慢甚至忽視。這無疑會侵蝕盟友的信任基礎，迫使它們更多地進行“避險”操作，甚至為其他大國的影響力滲透打開空間。美國在非洲大片區域的“存在真空”，正是地緣政治競爭對手求之不得的機遇。

最后，是“人治”外交的不可預測性。特使中心制將外交成敗高度系于個人能力與總統的個人關系上。一旦總統更迭，或特使失寵，整個外交布局可能瞬間歸零，缺乏制度性的傳承與緩沖。而傳統外交官體系，盡管有其弊病，卻提供了基本的政策連續性與穩定性。

特朗普政府的外交“空窗”現象，實質上是一場關于21世紀外交本質的豪賭。它賭的是在全球化退潮、大國競爭加劇的當下，傳統、全面的雙邊關系建設已不如針對具體議題的、交易性的、快節奏的“項目管理”來得重要。它將外交從一項需要長期培育的“系統工程”，簡化為一連串可以單獨計價、談判的“商業合同”。

這場豪賭的結局尚難預料。短期內，在特定議題上，它可能憑借其靈活性取得一些突破。但長期來看，這種掏空制度根基、透支信譽資本、將國與國關系過度人格化的做法，很可能在削弱美國全球領導力的“軟實力”基礎。外交不僅僅是達成交易，更是構建共識、管理分歧、建立韌性的網絡。當遍布全球的使館網絡因失去“船長”而逐漸失靈，美國在下一個不可預知的全球危機中，可能會發現自己手中可打的牌，遠比想象中要少。

最終，美國外交的這場“實驗”提醒所有觀察者：在追求效率與可控性的同時，不能遺忘那些構成國家長期影響力的、看似笨重卻不可或缺的制度支柱。世界正在見證，一個超級大國是如何以“精簡”之名，對自己遍布全球的神經網絡進行一場高風險的手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