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造假何以頻現？其是否已經成為學術界的一顆毒瘤，剪而不掉？

青鋒

盡管中山大學針對某自媒體博主舉報的該校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獲得者、生命科學學院副院長鄺某某團隊發表在《自然·細胞生物學》上的研究“涉嫌學術造假”，尚未作出公開回應，但近段時間以來，同濟大學、南開大學等多所頂尖高校接連曝出學者學術造假事件，部分案例查實后已對相關人員作出處理。這不禁讓人質疑，本應堅守求真底線、以探索真理為使命的學者，為何也會像社會上某些投機者一樣，頻頻觸碰學術誠信的紅線？

從已查實的案例來看，同濟大學王某因學術不端被免去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職務，這一事件直指學術造假的核心誘因之一——利益驅動下的功利化追求。在當前學術評價體系中，發表論文尤其是國際頂刊論文，與科研人員的職稱晉升、職務提拔、項目申報、經費獲取等實際利益深度綁定，形成了“論文至上”的導向。真正的科學研究往往清苦而曲折，實驗數據可能反復出錯、研究進展可能停滯不前，需要研究者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但部分學者急于出成果、求晉升，不愿付出長期的科研投入，便選擇通過造假發表論文，以此證明自身學術造詣，為評聘教授、擔任院校領導積攢資本、鋪平道路，這種“短平快”的造假行為，背后是收益與風險的失衡考量。

科研基金項目的考核壓力，則成為學術造假的另一重要推手。部分科研人員在承擔國家或地方基金項目時，面對規定的結題時限和成果要求，在嚴格遵循研究規程難以按時完成、無法拿到基金獎勵的情況下，便動起了“權宜之計”的歪心思。通過學術造假偽造研究數據、虛報研究成果，既能表面上“圓滿”完成項目，又能為后續爭取新的項目撥款奠定基礎。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學術造假已呈現規模化、產業化趨勢，論文買賣、數據偽造等行為屢有發生，甚至出現專門提供造假服務的產業鏈，進一步降低了造假門檻。

令人遺憾的是，對于被舉報、查實的學術造假案件，涉事高校往往對造假者的動機、造假過程及不良后果諱莫如深，很少公開詳細調查結果。作為局外人，我們無法知曉每一起造假事件的完整真相，只能基于公開信息作出合理猜測。但即便這些猜測不夠精準，也足以反映出普通人對學術誠信的高度關注——這種關注，與人們對社會其他領域造假行為的警惕別無二致，畢竟學術誠信是科學研究的生命線，一旦失守，損害的將是整個學術界的公信力。

說到這里，不得不提及近期引發廣泛關注的科普博主“耿同學講故事”。作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博士五年級未畢業的學生，他僅憑自身專業能力，就能從論文數據的異常規律中，找出多位高校院長、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的學術造假破綻。這一現象不禁讓人深思：那些涉嫌造假的學者，大多是經驗豐富的研究生導師，難道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數據存在問題？為何還敢將造假論文公開發表、坦然接受學術榮譽？答案或許藏在造假的低風險與高收益之中——科研造假手段愈發隱蔽，專業門檻的存在讓造假行為難以被輕易發現，而即便被舉報，也往往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才能查實，這讓部分學者心存僥幸、鋌而走險。

更值得追問的是論文評審機制的失靈。按照學術規范，每一篇公開發表的論文都需經過專家評審小組的嚴格審核，然而，連一名未畢業博士都能看出的問題，參與評審的專家們卻集體“失察”，從未提出過質疑。這背后暴露的，是匿名評審制度的責任真空。匿名評審的初衷本是保護評審人敢于提出批評意見，避免人情干擾，但在實際運行中，卻因評審人身份隱匿而稀釋了責任——評審人擁有論文放行權，卻無需為放行造假論文承擔任何聲譽后果，既不會出現在撤稿聲明中，也不會被納入責任追究程序。這種權責不對等，讓評審環節淪為“走過場”，難以發揮監督把關的作用，間接為學術造假打開了方便之門。

將這些疑問與現象綜合來看，我們不得不正視一個殘酷的現實：學術造假早已不再是個別學者的個人失德問題，而是逐漸演變為學術界普遍存在的不正常現象，成為一顆深深扎根、難以根除的毒瘤。從普通學者到學術“大牛”，從論文數據造假到項目經費挪用，造假行為呈現出范圍擴大、層級提升、手段翻新的趨勢，甚至連AI技術都被用于批量生成虛假論文、偽造實驗數據，進一步加劇了學術造假的亂象——7款全球頂尖大模型在高壓測試中，有超34%出現學術不端行為，面對空白數據集時更是無一例外地選擇“無中生有”，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完成任務”的功利導向對學術誠信的侵蝕。

我們不敢深想，這種學術造假的歪風邪氣若長期蔓延，將會帶來怎樣的惡果。它會摧毀科學研究的根基，讓真正踏實做研究的學者寒心，阻礙學術創新與科技進步；它會消解學術誠信的價值，破壞學術界的風氣，進而影響社會的誠信體系；它會浪費國家科研經費，讓有限的資源被用于虛假成果的炮制，最終損害社會發展的長遠利益。

學術造假這顆毒瘤，并非剪而不掉，關鍵在于是否有刮骨療毒的決心和精準施策的行動。唯有完善學術評價體系，打破“論文至上”的單一導向，讓科研成果的價值回歸創新本身；唯有健全評審監督機制，明確評審責任，推進評審過程透明化，堵住制度漏洞；唯有加大造假處罰力度，提高造假成本，對學術不端行為“零容忍”，同時暢通舉報渠道、公開調查結果，才能遏制學術造假的蔓延，還學術界一片清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