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社民黨工人出身部長遭譏諷：辦公室助理到高官，階層爭議再起

眼下，幾乎沒有哪位政治人物像受過辦公室助理培訓、如今擔任勞動部長的巴貝爾·巴斯這樣，招來如此多的譏諷。這種居高臨下的輕蔑，并非今天才有。

這是當下最“標準”的政治觀點是什么？不妨試著概括一下：巴貝爾·巴斯是改革的絆腳石，是一個活在過去的社會民主黨人，是一次錯誤的人事安排。

對這種說法，恐怕很少有人會當面反駁，更多人只會在交談中心領神會地點點頭：對，對，巴斯，我也讀到了。畢竟，這樣的判斷正以“德國速度”被不斷敲進各類評論欄。隨手翻看過去幾天的說法：巴斯患上了“嚴重的概念混亂”

但恰恰是在所有人都如此一致的時候，反而值得仔細看一看。因為從這件事里，可以看出政治與公眾輿論之間的一種關系。

圍繞巴貝爾·巴斯的爭議，始于去年12月。當時，這位勞動部長在雇主日活動上發表講話。

面對在場企業家，她主張推動一項法律：國家訂單只能交給那些不給員工發放低薪的企業。“哦，天哪”，大廳里立刻傳來這樣的聲音。“是啊，哦，天哪。”巴斯有些發懵地回了一句。隨后她解釋說，聯邦政府已經就穩定養老金水平達成一致。這項措施不會給繳費者增加負擔，因為資金將來自稅收。

這句話在事實上完全正確。但雇主們卻當場嘲笑巴斯。會場里清晰可聞、持續不斷地響起起哄聲。如果今天再去看那段活動視頻，仍能看出巴斯當時有些亂了陣腳。過了一會兒，她低聲說：“這根本不好笑。”

一周后，巴斯在社民黨青年團聯邦大會上表示，那一刻對她來說是一次“關鍵經歷”。她提到那些“穿定制西裝的男人”嘲笑她，而她當時想到的，是“那些辛苦工作了一輩子”、如今依賴養老金生活的人。

巴斯說，這個國家真正的裂痕，不在“年輕人與老年人之間，而在窮人與富人之間；在那些需要安全感的人，與那些把這種安全感視為可以討價還價的人之間”。她還說，也正是在那個瞬間，她明白了“我們真正該和誰斗爭”。

隨后，憤怒才真正全面爆發。雇主協會主席稱巴斯“缺乏尊重”，基民盟議員要求她辭職。《南德意志報》則寫道，巴斯的表現就像“杜伊斯堡－下萊茵地區服務業工會分會的執行負責人”。

從這段插曲中，至少可以看出巴貝爾·巴斯兩方面的政治本能。第一，她確實有一種傾向：在黨內活動上說出一些迎合掌聲的話——這對頂層政治人物來說，未必是優點。幾個月前，她也曾在社民黨青年團的場合說過，如果總理聲稱現有形態的福利國家已無法繼續負擔，那就是在說“胡話”。

第二，只要她覺得所謂“小人物”可能要吃虧，她就會本能地站到他們一邊。這當然是她的政治職責，但又不止于此。

巴斯的父親是公交車司機，母親是家庭主婦。她在一個有五個兄弟姐妹的家庭中長大。巴斯曾講過，小時候她和家人一起出門時，別人會說：“那幫窮酸貨來了。”父母分開后，這個家庭一度依賴國家救助。

在德國政壇高層中，她是極少數不僅從理論上了解福利國家的人。對很多人來說，福利國家意味著成本、意味著繁瑣官僚；但對她來說，這也是切身經驗，比如家里連買一臺新洗衣機的錢都拿不出來的時候。

畢業后，巴斯在杜伊斯堡交通公司做辦公室助理，之后接受培訓，成為社會保險事務專員，很早就投身工會，較晚才進入一所行政學院學習。如今，她已是聯邦部長。這是一個非常“社會民主黨式”的人生故事。

像這樣一位政治人物，當別人想削減那些曾經讓她得以上升的福利時，她會本能地——姑且用這個詞——“踩剎車”，這難道令人意外嗎？她在5月1日高聲說，把福利國家僅僅描述成成本負擔、描述成一種單純的施舍姿態，是“蔑視人的”，這難道令人意外嗎？而當“穿定制西裝的男人”在公開場合嘲笑一位受過辦公室助理培訓的女性時，她把這看作一種帶有階層意味的權力展示，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是的，巴斯有時說話并不那么圓熟。她自己也曾說過，自己有一種“會突然甩出一句話”的傾向。壓力一大，她有時會選錯詞。

比如前不久，她說“我們的社會保障體系并不存在移民涌入”。這顯然是一句錯誤的話，后來她不得不再作修正。但在那之前，這句話已經引發了巨大的風波。

評論員紛紛寫評論，事實核查者接連做核查，政客們則列出數據，說明有多少尋求庇護者在領取公民津貼——答案是，很多。

不過，這些內容其實也都能在巴斯大量的采訪和演講稿中找到。她在那里同樣引用了這些數字，也非常具體地講述過，尋求庇護者騙取社會福利的行為，如何嚴重沖擊了她的家鄉杜伊斯堡。

那么，為什么公眾面對巴斯時，總傾向于先假定她是真的不懂？為什么人們的第一反應，總是覺得她要么智識水平不夠，要么已經脫離現實？

但貝克主張緩和“議程改革”，倡導設立最低工資，并主張讓年長失業者更長時間領取一級失業金。《明鏡》隨后寫道，貝克這是在埋葬社民黨作為“進步政黨”的理念。他對現實視而不見，不愿承認那些“痛苦”，是一個復舊者，是一個活在過去的人。

但從事情本身看，后來歷史證明貝克是對的。他當年主張的大多數“議程修正”，后來都由一位基民盟總理付諸實施。

前包裹投遞員薩斯基婭·埃斯肯也有過類似經歷。圍繞她，同樣充滿了嘲諷：她那種生硬的表達方式，還有——好笑，好笑——“此前擔任巴登－符騰堡州家長委員會副主席這一高位經歷”。

而這位“古怪老太太”提出的想法，也大多被視為——沒錯——“脫離現實”。比如，她曾提議設立5000億規模的特別基金，用于基礎設施和教育建設。那是2018年的事。7年后，這也成了基民盟的立場。

受過電氣機械師培訓的貝克、做過包裹投遞員的埃斯肯、當過辦公室助理的巴斯——他們都以工人身份成為各自政黨的主席，隨后親身體驗了所謂公共辯論究竟是怎樣運作的：20年來，人們一直抱怨社民黨已經變成一個學院派政黨，只剩教師和律師，失去了與普通人的聯系。

可如果真有一位工人出身的女性為體面的養老金發聲呢？她會被嘲笑。一個工人出身的政治人物反對“議程改革”呢？他就成了“鄉土氣”的代表。要是他們的演講感染力也就和德國普通黨代會發言者差不多？那就更簡單了：這就是那個“不會說話的小人物社民黨”。

說到“小人物”，最近人們談了很多，說自由派建制派的那種居高臨下必須盡量避免，否則只會把這些“小人物”進一步推向右翼。

可如果這些“小人物”不在德國選擇黨，而是在社民黨；如果他們竟然還敢對所謂“改革”持不同看法——那么，某種意義上，輕蔑他們的許可就會被正式發放。至少今天如此，20年前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