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脈華章｜在博物館中，上海聯結世界

明天又是“5·18國際博物館日”，每到這一天來臨，總會讓人重新思考：在今天，博物館意味著什么？

在上海，這個答案正寫在一座座博物館與美術館的策展中：從上海博物館持續推進“對話世界”系列，到浦東美術館、西岸美術館不斷引入國際藝術展覽，再到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將全球議題帶入本地討論，海派藝術館的“今日”系列，這些文化機構早已不只是展示作品的場所，也成為上海與世界連接的窗口。

2026年國際博物館日以“博物館：聯結世界的橋梁”（Museums Uniting a Divided World）為主題。在上海，這種“聯結”尤為具體明顯：在一次次展覽的相遇中，有著大視野的上海既在觀看世界，也正在成為世界觀看中國的一扇窗口。

2025年8月，上海博物館“古埃及文明大展”觀眾在參觀圖坦卡蒙雕像。

作為中國最早與世界建立現代文化聯系的城市之一，上海始終是中西文明交流的重要現場。從20世紀初徐悲鴻、林風眠、劉海粟等留法藝術家帶回現代主義經驗，到今天國際藝術機構持續在此落地合作，城市始終通過文化不斷與世界發生聯系。

近年來，這種聯系在博物館與美術館中呈現得尤為集中。無論是國際大展、雙年展機制，還是影像交流與公共文化實踐，所連接的早已不只是作品與觀眾，而是不同文明、歷史經驗與生活方式在同一空間中的相遇。博物館（美術館）因此不再只是展示的容器，而逐漸成為一座城市與世界展開對話的現場。它們所連接的，不僅是作品與觀眾，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明、不同歷史經驗與不同生活方式的相遇。

第十五屆上海雙年展，阿洛拉和卡薩迪利亞作品《森之幻影》，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

從“看世界”到“與世界對話”

近年來，上海國際大展最明顯的變化，是不再只是“把世界帶來”，而是在嘗試重新組織觀看世界的方式。

這一點在上海博物館體現得尤為清晰。近年來，其“對話世界”文物藝術大展系列接連出現多個現象級項目：從“從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國國家美術館珍藏展”，到“金字塔之巔：古埃及文明大展”，再到即將于2026年7月啟幕的“世界樹之巔：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已經不僅是一個展覽品牌，而是上海在全球文明版圖中的一次主動發聲。

2023年，“從波提切利到梵高”率先引爆觀展熱潮。展覽匯集英國國家美術館館藏，橫跨文藝復興至印象派。對觀眾而言，重要的不僅是波提切利、拉斐爾、卡拉瓦喬、梵高等名作齊聚，更在于第一次在同一空間中完整理解歐洲繪畫史的內部演變。

2023年，上海博物館，“從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國國家美術館珍藏展”展覽現場卡拉瓦喬的作品

這種“完整觀看”的經驗，恰恰也是2025年浦東美術館“締造現代：來自法國巴黎奧賽博物館的藝術瑰寶”引發百萬人觀展的重要原因。比起在社交媒體上不斷刷到梵高或莫奈的作品圖像，原作之間的并置讓觀眾看到一個時代如何生成：工業革命如何改變城市，現代生活如何進入畫面，印象派如何打破學院體系，后印象派又如何重新呈現情感。

浦東美術館“奧賽展”明星展品之一，米勒《拾穗者》，其周圍環繞著同時代藝術家的創作

在圖像無限復制的時代，展覽重新恢復了原作之間的關系。博物館成為一座橋梁，不是簡單把名作“運來”，而是讓被切割的歷史重新連接。

上博幾年前的“對話達·芬奇——文藝復興與東方美學藝術特展”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文明對話”意識。中意雙方各拿出18件藝術珍品，開展跨時空、跨地域的藝術對話。2025年的“印象·派對——POLA美術館藏印象派藝術大展”則強調東亞視角下的現代藝術傳播。POLA美術館的館藏折射了近代日本吸收歐洲現代藝術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也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藝術家們學習現代藝術的經驗，在上海的展出，也讓觀眾看到亞洲國家如何參與西方現代藝術體系的建構。

上海博物館“POLA美術館藏印象派藝術大展”中，關于中國藝術的部分。

更為明顯的是在“古埃及文明大展”和即將開啟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中，其展現的不只是異域文明本身，而是將中國與古埃及文明、美洲古文明間建立起關聯。不同文明在上海碰撞，上海成為看世界的窗口。

即將在上海博物館“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中展出的“玉米神貝殼胸飾”

在浦東美術館即將推出的“喬治·莫蘭迪：獨白”，也打破了過去單一借展模式，展出的逾200件作品匯集全球39個機構和私人收藏。相較奧賽展提供的歷史結構，莫蘭迪展更像一次進入個人精神世界的旅程：通過一個幾乎終生未離開博洛尼亞的藝術家，理解另一種現代性：安靜、內省、對日常事物的持續凝視。

從古典文明到印象派，從莫蘭迪到美洲古文明，上海的展覽逐漸形成一個新的方法：通過不同文明之間的比較，重新理解“世界”本身。

莫蘭迪，《靜物》，1962年（將于浦東美術館“喬治·莫蘭迪：獨白”展出）

從“引進”到共同講述

博物館成為橋梁，還意味著敘述方式的改變。

過去，國際大展更多意味著“借展”，把海外成熟敘事搬到中國。如今，上海各場館正在嘗試共同書寫。

最典型的是“金字塔之巔：古埃及文明大展”。這一展覽的意義，并不僅在于體量龐大，而在于上博不再沿用歐美埃及學框架，而是由中國團隊主導策劃，將古埃及文明重新納入中國語境理解。

上海博物館“古埃及文明大展”展覽現場

中國文物被有意識地穿插其中，與埃及文明形成對照。展覽因此不再是觀看“遙遠他者”，而是借助另一個文明重新理解自己。古埃及在上海的出現，不只是走進展廳，也激發了后續中國學者參與埃及考古的合作項目。從展覽到考古，橋梁由此延伸到知識生產。即將于2026年7月開幕的“世界樹之巔：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則意味著上海博物館“對話世界文明”的版圖進一步擴展。

類似的變化，也出現在上海世博會博物館。

作為國際展覽局唯一官方博物館，世博會博物館并非資源型博物館，卻在近年來逐步建立全球合作網絡。從與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合作展示日本文物，到與英國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合作舉辦“威廉·莫里斯”展、再到“希臘人”、“羅馬·羅馬”等聚焦西方古典文明，顯見的是世博會博物館在資源配置上所作的努力，逐步擴大“朋友圈”，與世界知名博物館建立長期互信關系。

上海世博會博物館，“‘希臘人’：從阿伽門農到亞歷山大”展出的金花冠

從單純的國際巡展，到“引進展的原創性表達”，用新的創造呈現展覽的不同面貌。比如，“希臘人”延續了公眾在古埃及展后對于古典文明的興趣，而“羅馬·羅馬”則將古典帝國與城市制度、公共生活相連接，讓歷史經驗在今天仍然可感。

上海世博會博物館“羅馬 羅馬：從奧林匹斯到卡皮托利”展覽現場

這種能力，也體現在上博“百物看中國”系列。近年來“镕古鑄新：宋元明清銅器展”赴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展出，使中國不再只是引進方，也成為主動輸出文化敘事的一方。

橋梁的另一端，不只是把世界引進來，也讓中國走出去。一路走來的底氣，來自上博始于1980年代，很早就起步的國際文化交流活動，是中國大陸的博物館中走在最前沿的。這決定了上博的基因中，從來不缺國際視野和國際資源；同時也源自新時期上博人民廣場館作為“世界文明館”的新定位，它將成為“中國看世界”的重要窗口。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镕古鑄新：宋元明清銅器展”展覽現場

在藝術史中，看見彼此影響

相比文博系統強調文明整體，美術館則更直接作用于藝術史。

如果說浦東美術館以經典藝術史搭建基礎認知，那么西岸美術館則讓觀眾進入藝術史未完成的部分。

自2019年與蓬皮杜中心合作以來，西岸引入的不是單純名作回顧，而是思想內部的生成過程。從野獸派、立體主義到達達主義，再到激浪派，觀眾看到的是藝術如何不斷突破自身邊界。

這與浦東美術館形成有趣對照。浦東美術館更像一套藝術史基礎教育，讓人理解經典如何形成；西岸美術館則不斷打破經典，提醒藝術史本身仍在變化。

這種差異，恰恰構成橋梁的兩端。

比如在浦東美術館，“非常畢加索”可以被置于此前展覽脈絡中理解：前有普拉多的西班牙繪畫傳統，后有奧賽中的塞尚與德加，再加上大洋洲藝術展對非西方視覺體系的引入，畢加索由此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多重文化交匯的結果。

浦東美術館“非常畢加索”展覽開幕日，保羅·史密斯在現場導覽

不只呈現現代藝術，西岸美術館也與上海博物館合作，將中國古代文物與西方現代主義藝術并陳，提示歐洲現代藝術也曾向東方觀看。2023年的“本源之畫——超現實主義與東方”和2021年的“抽象藝術先驅：康定斯基”，分別把中國古代繪畫、青銅器與西方現代藝術放在同一敘事結構中。

西岸美術館“抽象藝術先驅：康定斯基”展覽現場，來自蓬皮杜中心的康定斯基作品與上海博物館的青銅器共同展出

這一互文關系，恰好回應百年前的歷史：當徐悲鴻、林風眠將西方藝術帶回中國時，東方是學習者；而今天，中國文物也成為解釋西方現代藝術的重要線索。

“偶然！激浪派！”展覽現場，黃永砅作品《無題》（1991-1992年）

與此同時，西岸的“偶然！激浪派！”則把黃永砯、耿建翌等納入全球實驗藝術史，提示中國藝術家并非接受者，而是參與者。先鋒藝術在上海的呈現，也在某種意義上回到它的“另一原點”——一個百年來持續吸納世界思想的港口城市。

今年西岸美術館舉辦的“雙手知道——希拉·希克斯&施慧雙個展”，則提供了更柔性的連接方式。看似最日常的織物，也成為連接不同文化傳統的線索。

海派藝術館“今日德國”展覽

地處上海閔行區的海派藝術館自主策劃的高品質學術系列展覽品牌“今日”系列自2023年亮相以來，便憑借高瞻遠矚的學術定位與開放包容的姿態，成功構建起藝術與公眾、傳統與當代、地域與世界之間多維度的對話橋梁，先后推出了“今日意大利”“今日維也納”直到今年的“今日德國”展覽。

聯結時間：讓歷史在當下繼續發生

橋梁連接的不只是空間，也連接時間。歷史從來不是被封存，而是在當下重新發生。

2025年底與西岸美術館與蓬皮杜中心合作的展覽“偶然！激浪派！”把黃永砯、耿建翌等中國藝術家納入全球實驗藝術譜系，使20世紀的先鋒經驗在今天中國當代藝術中繼續延展。

這一維度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尤為鮮明。作為上海雙年展主場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持續把全球現實議題帶入本地公共討論。

從“社會工廠”到“宇宙電影”，再到今年春天落幕的第十五屆雙年展“花兒聽到蜜蜂了嗎？”，雙年展并不試圖提供固定結論，而是通過藝術回應現實中的復雜處境。近年來關于離散、遷徙、環境、跨物種關系等議題，在上海雙年展中不斷被重新提出。它們并非西方當代藝術議題的簡單移植，而是在上海這一人口流動與文化交匯之地獲得新的解釋。

第十五屆上海雙年展中弗朗西斯·埃利斯作品《兒童游戲》

這種轉譯能力，恰恰是橋梁的意義。上海并不是被動接受世界議題，而是在自身經驗中重新理解它們：移民城市的記憶、港口城市的開放、不斷更新的社會結構，使國際問題在本地語境中獲得共鳴。

拓展到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十余年來，圍繞“城市與建筑研究系列”。其先后推出關于讓·努維爾、貝聿銘、阿爾瓦羅·西扎等建筑師的研究展，將建筑放回社會背景之中討論。建筑成為連接藝術史、社會史與公共經驗的節點。

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貝聿銘：人生如建筑”展覽現場，2025年

而在更微觀層面，這種跨文化經驗的聯結也體現在具體作品之中。4月，上海多倫現代美術館舉辦“面具之下——中意當代影像藝術交流展”，匯集中意藝術家的影像作品。其中，安德烈·卡瓦祖蒂與陸元敏的并置尤其耐人尋味。一位以外來者目光記錄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一位以本地經驗拍攝世紀之交的上海。兩個鏡頭中的面孔彼此交疊，也提示著上海始終是不同文化相遇之地，一座在歷史中不斷搭建通向世界橋梁的城市。

上海多倫現代美術館“面具之下——中意當代影像藝術交流展”現場，陸元敏和意大利人老安在作品前交流。

博物館（美術館）因此并非把歷史放進玻璃柜，而是讓不同時間重新相遇。古文明、戰后先鋒、當代社會經驗，在觀眾觀看過程中彼此交錯。

浦東美術館“那不勒斯國家考古博物館珍藏展”展覽現場，《斜倚的阿佛洛狄忒》

回看這些展覽實踐，一個趨勢日漸清晰：上海的博物館和美術館，正在從展示空間轉向知識生產與公共交流的現場，通過國際合作重看世界藝術史，通過雙年展回應當代議題，也通過文明發展和城市經驗連接現實生活。上海因此并非只是“引進展”城市，而是在逐漸形成一種新的文化方法：通過展覽的講述理解世界，也重新理解自己。

浦東美術館“奧賽展”中，一位來自深圳觀眾的速寫本，以繪畫的方式記錄了展覽作品

同時，通過上海博物館等也將中國文物帶往世界；古埃及項目延伸到考古合作，使中國從旁觀者轉為參與者。城市不再只是接收世界，也在向世界講述中國。

可以說，在上海，國際博物館日所說的“聯結世界的橋梁”，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一次次具體發生的相遇：巴黎與上海，埃及與中國，意大利與中國，過去與未來，展廳與街道。

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將藝術家法布里斯·伊貝爾作品《城市·森林》作品帶到上海陸家嘴地鐵站

在一次次展覽的相遇中，上海既在觀看世界，也正在成為世界觀看中國的一扇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