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PUA是代際成長的一記回旋鏢嗎？

202期主持人 李欣媛

短視頻平臺最近流行起了一類拍攝風：圍繞“小時候被PUA的話術”，讓孩子來接下半句。于是，家庭中常見的情感勒索表述，突然有了別的視角方向——“你長大了”后面不再是“翅膀硬了”，而是“你變成了很厲害的人，我為你驕傲”；“這是我的家”后面不再是“不聽話就滾出去”，而是“這也是你的家，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

這個親子互動梗的輻射范圍不斷擴大：有人向異國伴侶提問，以此解構東亞教育思維；也有女生讓男友接自己從小聽到的話，引發對性別關系的反思。這種隔空問答，為拍攝者提供了遲到的治愈瞬間，也重新點燃了關于家庭言語暴力的討論。

“小時候被PUA的話”（圖源：抖音）

家庭關系的討論幾乎每年都會出現在流行文化盤點中。為什么我們年復一年地討論這些話題？而這些持續的討論又在當下帶來了哪些新思考？

01 暴力話語背后的歷史性

王百臻：在這次公共敘事狂歡中，其它所反駁或指向的話術，早具有某種經典性，并在大眾內心深處被固定為可識別的“訓誡腳本”。

我搜索了那些更早的、人們想反駁或對抗的表達，比如“你長大了”后面通常所銜接的“翅膀硬了”，發現這是一個頗為傳統的暴力性表達。蒲松齡有一部民間說唱作品叫《聊齋俚曲集》，其中有一篇《墻頭記》，就有非常類似的表達：“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叫大怪，一個叫二怪。因他翅膀硬了，終日淘氣，早早分他出去。”讀到這里，我意識到，在清代，人們對這一表達的情感色彩和基調，可能已經與今天高度相似。

《聊齋俚曲集》
蒲松齡 著
齊魯書社 2018-08

如今這種集體狂歡試圖消解的，可能是從清代就已出現，并在嚴肅文學、民間文學以及日常家庭實踐中不斷固化、最終成為一種近乎俚語的東西。這些暴力話語的歷史可能比我們想象的要長得多，并且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了自身的經典化。從這個角度看，我們面對的已不是一句隨意的話或梗，而是某種鑲嵌或固化在語言系統深處的暴力象征。而這場狂歡要消解的，正是一種普及度極高、具有國民性的暴力話語。

徐魯青：我沒想到蒲松齡那個時代就已經出現了“翅膀硬了”的說法。可見創造一個隱喻、固化它，并讓大眾一提起它就聯想到特定的事情，需要非常漫長的時間。

但我也在想，清朝時說的“翅膀硬了”，與小時候父母對我說的“翅膀硬了”，以及現在一個10后孩子聽到的“翅膀硬了”，語境會不會有微妙的不同？因為幾百年間，家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之前安孟竹覺得原生家庭應該放在歷史中看待。大家之所以討論原生家庭，是因為上一輩人不懂得如何談論痛苦，無法表達自己的情緒，于是將這些情緒壓力施加到下一代身上，這導致80后、90后承受了非常多的原生家庭創傷。

國產劇《危險關系》（圖源：豆瓣）

但同時，80、90后的家庭結構又有相似之處。改革開放后，父母可能從國有單位進入市場。他們變得非常忙碌，父親可能常年在外賺錢、經商或打工，從不管家；母親則留在家里，類似喪偶式育兒，對孩子寄予厚望，充滿控制欲，許多家庭都有類似的結構。即便如此，在不同的家庭結構中，大家反復提及同一句話，說明它應該也存在一些心理上的共性。

王鵬凱：“翅膀硬了”存在于一個非常東亞的語境。我們與家庭的關系非常緊密，家庭是最小的社會單元，直接影響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翅膀硬了”的潛臺詞是：你覺得自己可以獨立于家庭單元之外了，或者你試圖逃離家庭內部的權力關系，不再服從管教。這句話很難在西方語境中聽到，因為在西方文化中，父母是期盼孩子獨立出去的，不會將孩子的獨立表述為負面，這體現了語境的差異。

在中國，這種表述之所以在年輕一代中被改寫或重新敘述，也與家庭關系的變化直接相關。閻云翔曾提出“家庭關系的倒轉”（upside down），即過去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權力關系：家中最年長的長輩擁有最高話語權，家庭資源由他們管理和掌控。但進入新世紀，特別是2010年代以后，家庭關系發生了倒轉，最年輕的一代人擁有了最多話語權和家庭資源，他們從小的成長過程中，全家之力都被用于托舉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年輕人的話語權上升。原來那種“你需要服從管教，不能自以為是翅膀硬了”的話語，其效力會相對削弱，但并非完全消失，只是在權力轉換的過程中，它會發生新的變化。

02 數字時代下的私密創傷

李欣媛：過去的私密創傷，更多是我們自己私下討論、反思或消化，但現在，它發展成了一種具有公共敘事特征的討論。大家是否認同這個表述——它正變得越來越公共化，吸引了大量討論，甚至成為一種潮流。每年都有許多類似的文化梗從中衍生出來，比如去年的“絲瓜湯”。

絲瓜湯梗（圖源：小紅書@累子）

在我看來，這與數字時代的影響有關。社交平臺或短視頻平臺成為了人們訴說痛苦、拆解痛苦的窗口。話題的轉評贊以及算法推薦，讓人們迅速形成共鳴，這個過程中，大家會集中討論。除此之外，網絡輿論的推動也加速了傳播。從好的方面看，這確實會激發集體覺醒，比如我可能以前沒有意識到自己在遭受傷害，但現在知道了，并會進一步思考原因。但有時我也會想，這個過程中，討論是否會被流量異化？

徐魯青：這是一個新出現的現象嗎？我感覺它已經存在很久了。初中時刷豆瓣，有一個很火的小組叫“父母皆禍害”，成員非常多，微博上也很流行討論過年回家遭親戚盤問之類的話題。我印象里這種現象與短視頻的出現不一定有強關聯。

李欣媛：以前像豆瓣小組這樣的討論，局限于特定話題，但短視頻擴大了傳播范圍，并加入了流行文化的梗。以前我們討論具體事件，不會將其延伸至娛樂化，但現在一個話題借助網絡迷因的影響傳播，導致討論脫離事情的本質。有些人看到這個梗，不會聯想到原生家庭傷痛，只會覺得好玩。在這個過程中，具體事件似乎不再被討論，焦點更多集中在娛樂性傳播上。

王鵬凱：我認為這牽涉到我們對待創傷的方式。我看短視頻較少，但有一個感覺：近年來許多影視、文學作品都想討論創傷問題。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現象。在東亞社會中，創傷常常與羞恥感聯系在一起，個人不愿公開談論自己的創傷，這可能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的普遍語境，即使現在出現了一些新動態，我們仍有一種慣性，回避直接談論或處理創傷。

最近一部很火的韓國電影《世界的主人》也在處理創傷問題。影片呈現了微妙一點，環境并不鼓勵你直接談論創傷，當你說出來后，別人要么覺得太嚴肅，會接不住，要么過于正經地對待。女主角珠仁，她不愿意在日常生活中提及這些創傷，想過一種全新的生活，但創傷一直存在，她只能在洗車的噪音之中才能真正發泄自己。我最近還看了劉玉玲主演的電影《柔似蜜》，講一對華人母子在美國的故事。片中的東亞社群即使身處美國環境，依然對家庭創傷非常回避，即便在親密語境中也是如此，甚至在心理咨詢師面前，當事人也很難開口談論，這或許是東亞語境的一個特殊問題。

電影《世界的主人》（圖源：豆瓣）

不過，最近幾年出現了一個新動態：大家開始樂于公開談論創傷，并且是以一種新的方式。我不確定這種方式是用新語言重新定義和敘述創傷，還是仍然是一種回避。這種趨勢不局限于短視頻，可能更是一種文化心理的變化。過去幾年，世界范圍內的文化語境中，都有一種“書寫創傷”的趨勢，尤其是文學寫作，像是王鷗行這樣的離散作者。前段時間，美國華人學者凱瑟琳·劉（Catherine Liu）在一個采訪中提到，她認為現在存在一種“創傷文化”，從作家、演員到政客，公眾人物主動在公眾面前袒露自己的創傷和脆弱，這種行為被視為一種展現“本真性”的方式。但凱瑟琳·劉對此提出批評，她認為這會讓人們過于關注個體創傷層面，而忽視了創傷的社會性成因。

徐魯青：鵬凱剛才說的讓我想到小紅書上有一個梗：剛開始約會時怎樣，后來談到原生家庭后，關系就進入了下一階段。感覺袒露自己在原生家庭中受到的創傷，成了關系進一步加深的標志。

其實，無論是早年豆瓣的“父母皆禍害”小組，還是現在短視頻里的討論，大家發現并確認彼此有共同的創傷，會感覺好受一些，是因為意識到別人也在經歷這些。小紅書上有個標簽叫“把自己重新養一遍”，大家用這種方式來修復創傷，而且是組團修復，用一些固定的方式來修復各自不同的創傷。比如報以前爸媽舍不得給自己報的興趣班，買小時候想要但父母不給買的東西。

王百臻：這種對創傷的反芻或表達，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有時會成為一種社交貨幣，或是在某些時候成為塑造人設的方式。盡管這個過程可能帶有一些因人而異的表演性，但通常具備一些正當的動機。一個經歷過糟糕原生家庭的人，尤其是性格中往往又疊加了獨生子女時代的特性，他們的內心很可能存在著未被滿足的、未被他人聽見的需求。用這種經歷去尋找同溫層、尋找能接納與自己體驗相似的人，這里面有非常正當的心理動機，大家確實也可以通過這樣一種途徑，來排解長期在原生家庭中獨自消化結構性權力壓迫所帶來的孤獨感和自卑感。這個過程被社交媒體正當化了，因為說出來后，有很多人認可你的體驗，覺得你是他們的“嘴替”，這樣一來，在表達創傷的同時，也能夠排解孤獨感。

03 當“PUA”進入家庭關系語境

李欣媛：在這次討論中，將“PUA”這個概念再次推到臺前。“PUA”作為心理學用語，最早用于兩性關系，后來擴展到職場，再延伸到家庭，逐漸演變為一個大眾化的文化批評符號。當我們用“PUA”這個標簽來定義家庭教育問題時，是否會出現將復雜問題危險地簡化的情況？或者說，我們是否希望將PUA這個表達作為一種與過去、與父輩對話的工具？

國產劇《危險關系》（圖源：豆瓣）

王鵬凱：“PUA”這個詞最初還是在兩性關系中，所謂“pick-up artist”，后來逐漸延伸到原生家庭的討論中。這可能與其背后的權力關系有關。不僅在家庭中，職場也是如此，大家都很習慣于去“識別PUA”，即便這種識別不一定準確，但這個識別動作本身很常見。大家會說“我被PUA了”或“他在PUA我”，而很少說“我在PUA別人”。這背后反映的趨勢是：人們對權力關系越來越敏感。這與我們之前聊到的年輕一代主體性覺醒有關。

當自我意識被強化后，隨之而來的是一種保護自我的趨勢。“把自己重新養一遍”也是一種保護，所謂“self-care”也是一種保護。對“PUA”的敏感，本質上是警惕自我被外界各種話語侵蝕。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否真的是“PUA”，以及識別出來后該怎么辦，則是另外的問題了。

李欣媛：“PUA”現在有被濫用的傾向。在這個過程中，詞匯不斷產生新的使用方式，延展到不同場景。為了便于傳播，它被簡化、被籠統定義。這確實讓很多人意識到自己遭遇了什么，但同時也可能讓溝通變得更加簡單化。例如，我跟朋友說我遭遇了“PUA”，朋友說“那你快跑”。這不會讓人去認真分析具體過程、雙方關系，一些深層次問題被擱置了。這樣一來，很多復雜的家庭關系沒有空間被討論，人們對復雜家庭關系的理解也就缺失了。

之前王悅伊在自己的視頻中講述她的母女關系，因為她的母女關系與大眾通常理解或感受到的不同，大家會覺得“不能這樣”，進而引發了很多討論。這讓我覺得，大家似乎放棄了對復雜事物的討論。如果不去討論復雜的東西，不去認真拆解，會不會造成一種情況：你無形中受到的影響，其實也會傳遞下去？如果沒有被認真、深刻地理解問題緣由，它會以一種隱秘到你無法察覺的方式傳遞下去。

王悅伊Vlog（圖源：小紅書@王悅伊）

王百臻：我覺得對于那些有能力、有耐心開展深入討論的人，他們其實還是會在很多時候選擇使用更復雜的方式去書寫或表達自己的困境吧。對于那些在當下隨意使用“PUA”等表達的人，在更遙遠的過去，他們甚至可能找不到一個詞來描述自己的處境。

這個詞肯定有在被簡化，在大樣本的隨意使用中，詞義不得不向各個方向延伸，但我能理解這種趨勢。有時候，人們想做的是兩件事：第一，在自己的內心當中，識別自我到底處于什么處境，很多人可能連這一步都缺乏必要的理論工具，只是在忍痛，沒有足夠的符號來精準描述自己的體驗；第二，當識別出自己處境不佳時，能否在聽者有耐心的范圍內，盡可能使用符號精準地把自己的處境表達出來。

考慮到這兩點需求，“PUA”這類符號雖然肯定不是萬能鑰匙，對很多情況的描述也不精準，但它至少指向了一種明確的權力關系，而且它足夠短，并且已經在公共輿論中錨定了明確的負面價值——大家大體知道它指什么，以及它的感情色彩。所以，很多人用它作為“嘴替”，其實反而能夠幫助自己在極短時間內描述自己的處境，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一種進步。我覺得，“PUA”這個詞幫助了許多沒有受過心理訓練或語言表達訓練的人說出自己的處境，這可能是好的一面。

徐魯青：我也挺同意的。在“PUA”這個詞出現之前，大家沒有詞語來描述這類遭遇，因為這類遭遇實在太多，而更精確的詞又太少，所以大家都紛紛調用“PUA”，結果發現描述的情況非常不同，雖有隱約共性，但差異很大。這或許是因為我們本身就缺乏詞匯，所以都用同一個詞。

描述一件事為“PUA”，有點像一種“確證”。一方面，描述之后，似乎更容易從這種關系和情緒中抽身出來，另一方面，它在實操層面幫大家抽身出來看待關系。但在一次次“確證”之后，大家比較少討論“接下來該怎么做”。

04 用新“家庭實驗”來化解精神傷痛

李欣媛：很多關于“原生家庭之痛”的話題似乎已成為一種時代話語。這類話題后來又衍生出各種樣態，像“斷親”，以及大家頻繁提到的“把自己重新養一遍”等等。這些更像是對家庭關系的新實驗，不過這些新的“家庭實驗”會弱化代際矛盾嗎？大家如何看待這些新“家庭實驗”的出現呢？

我覺得這本質上是現在的年輕人尋找解決方法。“斷親”是一種，“把自己重新養一遍”也是一種。這些方法適配不同的情況，比如有些家庭的問題可能無法解決，只能從自身入手。回到我剛才提到的網絡時代的影響，其實網絡讓大家看到了不同家庭的樣貌，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當我的“素材庫”足夠大，我就能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人們也可以從中尋找修補代際傷痛的東西。比如，有些人會去看美滿家庭的內容，這本身就足夠治愈，小紅書上有個博主叫“小嬋姨”，人們向往那樣的家庭關系，希望自己以后也能有那樣的家庭氛圍。還有一些人會去尋找“電子父母”，以彌補現實生活中無法獲得的父愛母愛。所以，各種不同的社會實驗也好，呈現的不同樣貌也好，其實都是當代年輕人解決問題時產生的結果，有些可能比較粗糙，有些比較細膩，但大家都在努力修補自己。

“互聯網媽媽”（圖源：小紅書@小嬋姨）

王鵬凱：我也會刷到一些親子博主，講述的是很時髦的媽媽、爺爺、奶奶跟著女兒一起做年輕人會做的事情，這也是新式的家庭關系。而這種敘事與前面講的“斷親”是共存的。我不確定那些拍和諧、潮流的親子關系的人，是真的把生活過成這樣，還是把它當劇本在拍？

原生家庭這件事，有些人似乎處理得比較好，或者說這種“比較好玩”的原生家庭樣態在當下也有市場，大家也喜歡看這樣的故事。“一個人直接逃出原生家庭”和“把自己重新養一遍”，這些敘事是共存的，都有市場。

包括前面說的“第一批不孝子女連夜跑路”，我刷到過這類題材的小紅書。有人跟家里人吵架后，氣得直接買火車票就回去了，這本身是很殘酷的事情，是原生家庭沖突的反映。很多時候，所謂的“跑路”或“把自己重新養一遍”，是對原生家庭矛盾的回避。我覺得這是一種趨勢：我們不是在直接處理這些問題，或者我們已經嘗試過，并且認為這些問題處理不掉。包括前面提到的“識別PUA后快逃”的做法，也是一種趨勢。很多人可能真的試過，覺得解決不了，于是索性用一種方式去歸因。這包括向內解決自己問題的心理潮流，“心理熱”也好，“self-care”也好，它更強調的是，外面的問題解決不了，就解決自己的問題。

家庭很多時候也是社會的縮影，尤其是在中國，原生家庭的很多矛盾，其實源于更大的政治、社會矛盾。面對這些解決不了的問題，就只能回避，把自己養好，或者逃到自己的小環境里。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大的心理趨勢。

李欣媛：很多問題都沒有一個完美答案。我們不知道今天討論“斷親”或“把自己重新養一遍”的年輕人，當他們成為父母后，能否真正隔絕掉自己小時候所遭遇的那些“PUA”話術。我們也不知道，十年或二十年后，“PUA”這個標簽是否會被一個更精準的詞替代，還是成為一個被遺落的網絡梗。但在這個過程中，有一點特別明確：我們這一代人在梳理自己所遭遇的創傷的過程，就是在好好對待自己。

有些事情我們這一代人可能不會完成，也有可能會完成。唯一確定的是，有些東西已經開始了，我們開始正視自己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