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不久前,武漢大學宣布正式取消社會公眾進校預約制度。從這一天起,任何人只需憑本人身份證,就可以在珞珈門、弘毅門步行入校,工作日和節假日都不受限制。
這所百年名校自2023年7月起實施的預約入校模式,就此畫上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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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
華中科技大學、武漢理工大學等武漢多所高校也同步推出了類似政策,刷身份證便能入校。
開放首日恰逢雙休日,武漢高校的校門口排起長隊,成了熱門打卡點,校園游火爆異常。刷身份證進校,在便利和秩序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
但這條新聞之所以引起轟動,是因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大學的大門關得太緊了。
中國現代大學的開放傳統,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提出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辦學理念。在他的治下,北大形成了一種極為開放的校園風氣:課堂公開、圖書館公開、運動場地公開,甚至連食堂和浴室都對社會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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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
當時,北大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叫“來者不拒、去者不追”,馮友蘭晚年回憶說,那會兒“學校四門大開,上課鈴一響,誰愿意來聽課都可以到教室門口要一份講義,進去坐下就聽”。
北大甚至還出臺了一條正式規定:“各學系有缺額時,均得收旁聽生。”
沈從文、丁玲、柔石、瞿秋白等一大批后來名震文壇的作,都曾是北大的旁聽生。
1923年,21歲的湘西青年沈從文,風塵仆仆地來到北京,報考燕京大學國文班,卻未被錄取。無奈之下,他走進北京大學“蹭課”,當起了旁聽生。
正是在北大的旁聽生涯中,沈從文開啟了他的文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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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
到了西南聯大時期,這種開放傳統在戰火中依然延續了下來。
1938年,西南聯大在昆明組建,繼承北大自由講學之風,依然允許校外人士隨意旁聽。
執教中國通史課的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當時住在昆明郊外的宜良,每周四乘滇越火車趕赴昆明授課,車程5個多小時,抵達后還要坐人力車趕往課堂。他特意把自己的課程排在晚間,就是為了方便白天要謀生的市民。由于聽課的人太多,椅子坐滿了就席地而坐,窗臺上也坐滿了人。
想一想,在那段烽火連天的歲月里,昆明最普通的市民也能走進課堂,聆聽大師的聲音,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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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
然而,新中國成立后,大學長期實行相對封閉的管理,直到上世紀90年代,隨著時代發展,校園管控才逐漸放松。
1993年,北京大學做了一個在當時看來極為大膽的決定:推倒南門外一段約600米的圍墻,建起2.5萬平方米的商業街,這是改革開放后中國內地大學最早嘗試的“破墻”之舉。
此后,大部分大學都逐步向社會敞開了校門。武漢大學的櫻花季、廈門大學的海濱校園、中山大學的南國風情,都成了各自城市最動人的風景線,無數普通人在其中完成了對“大學”最初的想象和向往。
轉折點出現在2008年。
由于奧運會的乒乓球場館設在北京大學的邱德拔體育館,為了安保需要,北大開始收緊門禁管理,要求出示證件才能入校。奧運會結束后,查證制度卻延續了下來。
北京大學工學院副教授李植,從那時起開始了長達18年的“對抗”:他不主動出示工作證,不配合刷臉,甚至直接跨越閘機,堅持認為大學應當完全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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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工學院副教授李植
而與此同時,在北大校門外,由于預約名額供不應求,一個灰色的“入校生意”悄然興起:進清華80元,進北大120元。
隨后的事情大家都經歷了。2020年之后,高校普遍實施了封閉管理模式,大學越來越像“大院”,原本和藹可親的門崗變成了嚴陣以待的安保檢查,“大學拒絕開放”“游客被攔校門外”的新聞不斷沖上熱搜。
但大學長期與社會隔絕,損失的不僅是游客的體驗。與社會脫節的大學,很難培養出接地氣的人才,也很難做出真正回應社會需求的研究。正如2023年教育部在答復政協委員提案時所表示的,“大學校園更好向社會公眾開放具有積極意義,有利于大學更好融入社會、服務社會”。
如今,武漢大學率先“拆墻”,其意義不僅在于一所學校的政策調整。正如潮新聞客戶端特約評論員李曉鵬一針見血地指出:“大學不開放,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精神上的不自信。真正偉大的大學,從來不怕人看。”
當然,開放不等于放任。武漢大學這次提供了一個樣本:免預約、只刷身份證,在便利和秩序之間找到平衡。下一步,如何劃分開放區域與教學靜區、如何約束商業化參觀亂象、如何讓入校者遵守基本的文明公約,這些精細化管理的問題同樣考驗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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