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這場猛烈的風暴，本質上是以巨大的外部聲譽成本，強行擊穿內部的利益保護
最近，網絡博主“耿同學講故事”掀起的學術打假風潮，像一部頗有幾分懸疑色彩的驚悚劇，在高校成為老師間私下很具吸引力的話題。
“耿同學”打假雖然是民間行為，但高校不得不直面一個比較尷尬的問題：高校作為一個以知識生產與傳播為核心職能的機構，擁有那么多制度化的學術規范與制度，其面對學術造假的防御與發現能力，為什么不敵退學博士“耿同學”掀起的打假風暴？
要回答這個無可回避的難題，需要直面高校內部一套常態化的運行邏輯。這些年，國家對打擊學術不端非常重視，各高校學術規范在文本及制度設計上也相當完備，但是，這一系列規范在具體落實過程中，往往容易受到復雜利益考慮的羈絆。
近年來，在不少高校的實際運行中，“拿經費、建基地、爭帽子”的現實權重，往往被擺在了真正的知識創新之上。在一套指標化的評價體系里，學術研究在某種程度上演變成了資源搶奪的競賽。一位學術骨干能為學校爭取到多少科研經費、能掛牌多少國家級基地、能帶來多少學科排名指標，變成了衡量其價值的核心硬通貨。相形之下，學術成果是否具備真正的創新性、實驗數據是否經得起反復推敲，反而退居到了次要的位置。
在這種常態下，如果一遇到內部舉報就輕易動用激烈的全面調查與否定程序，組織往往需要承擔學科實力受損、資源流失的直接代價。既然大家的關注點都在如何維持和擴大各類資源，那么將問題控制在有限的范圍內低調處理，就成了最符合各方當下利益的選擇。常規的學術規范因此極易被組織慣性所消解，演變為一種程序上的合規，而非實質上的凈化。這也是為什么內部的自查機制往往顯得溫和且緩慢。
而“耿同學”引發的風暴，恰恰是以一種體制外的媒介路徑，打破這種封閉的內部平衡。他所借助的并非單純的網民情緒，而是通過短視頻渠道，將原本高度專業、晦澀的科研數據（如異常的數據與高度重合的實驗圖表），轉化為公眾憑借常識和直覺即可辨識的視覺證據。
這種去神秘化的傳播方式，迅速將局部的學術爭議放大為全社會關注的公共事件。當輿論效應形成后，博弈的代價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捂蓋子的潛在風險遠遠超過了公開切割的行政成本，高校面臨的不再是某個基地或經費的得失，而是整個機構不可逆的社會信譽與辦學聲譽。組織才會在短時間內展現出快速響應與嚴肅處理的決策效率。這場猛烈的風暴，本質上是以巨大的外部聲譽成本，強行擊穿內部的利益保護。
我們看到，有學校針對“耿同學”的打假行動，已經做出迅速回應，甚至對當事人進行了嚴肅處理，體現了高校應有的擔當。但要看到，靠“耿同學”這樣的體制外“孤勇者”來定點爆破，只能證明常態化體制的失靈，而不能建立起防范學術造假的長效機制。高校要打破這種疲于奔命的被動局面，就必須將學術不端的調查權與學校自身的行政利益實質解綁。而更根本的破局，在于評價導向的返璞歸真。必須將高校的考核重心，從一味追求經費規模、基地數量的“數字競賽”，真正拉回到關注實質創新與科學誠信的軌道上。
只有當包庇造假的制度成本，高到任何學校都承擔不起的時候，組織主動切除毒瘤才會成為第一本能。當大學不再被指標和帽子遮蔽雙眼，那些躺在文件柜里的學術規范，也才能從應付輿論的臨時盾牌，真正變成一條任何人都不敢觸碰的帶電高壓線。
紅星新聞特約評論員 王天定（高校教授）
編輯 尹曙光 審核 任志江
紅星評論投稿郵箱：hxpl202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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