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32歲的天津音樂工作團團長王莘從北京回天津。火車開動的那一刻,他并不知道——自己隨身帶著的那個皺巴巴的煙盒,即將裝下一首被十四億人傳唱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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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小時前,他還在天安門廣場上。那天他本是來北京給團里采購樂器的,路過廣場時,他停下了腳步。新中國成立快一周年了,廣場上滿是排練的人群:少先隊員敲著軍鼓、唱著歌在練隊列,五星紅旗迎著秋風獵獵作響,被吹得唰啦唰啦地響。那一瞬間,王莘心里有什么東西被擊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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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就這么來了。來得太急。
他后來跟兒子王斌回憶過那一刻:站在廣場上,前面四句歌詞脫口而出——“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么響亮。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來不及找紙,他摸遍全身,翻出一個煙盒,拆開,展平,趴在廣場的地上就開始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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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人注意這個趴著寫字的人。他自己也顧不上體面。筆是恩師冼星海送的自動鉛筆。1938年,王莘輾轉奔赴延安,考入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師從冼星海。從這位創(chuàng)作了《黃河大合唱》的人民音樂家身上,他學到的不僅是作曲技巧,更是一種信念:音樂從來不是懸在空中的音符,而是從土地里長出來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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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開動了。王莘掏出那個煙盒,一遍一遍地哼。輪軌的節(jié)奏像天然的節(jié)拍器,推著旋律往前跑。他邊唱邊寫邊打拍子,歌詞與曲譜幾乎同時往外涌——“越過高山,越過平原,跨過奔騰的黃河長江。”從上海到延安,再到晉察冀,十幾年追求音樂理想、投身民族救亡的路,都濃縮在了這段回津的列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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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越唱越激動,眼淚止不住地流。同車廂的乘客紛紛側目,還有人悄悄換了座位,心想這人怕不是個瘋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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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知道,這個“瘋子”正在寫的,是一首后來被民間稱作“第二國歌”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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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天津后,王莘連夜完成了整首歌。但他并沒有想過這首歌的未來。事實上,這首如今響徹大江南北的旋律,起初還經歷過退稿。他沒灰心,自己帶著團員到工廠、農村、碼頭、學校去教唱。歌曲先在群眾嘴里活了起來,然后才被推薦到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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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轉折在1951年秋天。那年9月15日,《人民日報》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歌唱祖國》的詞譜,同一版面刊發(fā)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關于國慶節(jié)唱歌的通知》——明確要求全國范圍學唱這首歌,“以求全國人民普遍學會,在國慶節(jié)整齊地熱烈地唱出來”。在那個沒有互聯網、沒有電視的年代,這是來自國家意志的最高規(guī)格“首發(fā)”。隨后,中央樂團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錄制播放了大合唱版本,這首歌迅速傳遍工廠、農村、學校和軍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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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它的起點,是一個煙盒。
晚年的王莘常對人說:“這首歌不是我寫的,它是人民的心聲,我為人民寫出來、喊出來了,我用音符替人民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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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王莘走完了他八十九年的人生。他沒能看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一個小女孩用稚嫩的童聲把這首歌唱給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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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也許早就知道。1951年9月,當《人民日報》第一版刊登了那則通知——要求全國人民學會這首歌的時候,他就已經知道了。
一首歌的命運,從來不只是旋律。它是一代人的呼吸,是一個時代的脈搏。王莘曾說,他能寫出《歌唱祖國》,歸功于延安的學習和生活,歸功于冼星海老師的教導,更歸功于“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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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香港回歸之夜,身在美國洛杉磯的兒子王斌見證了令他終身難忘的一幕:來自不同地方的3萬華人,在沒有指揮的情況下,情不自禁地唱起《歌唱祖國》,一遍又一遍。當他在電話里把這一幕講給父親聽時,電話兩端,父子倆的眼睛同時噙滿了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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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秋天,在從北京開往天津的火車上,一個男人對著一張皺巴巴的煙盒又哭又笑。
他叫王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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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首歌,叫《歌唱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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