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填
1950年9月，32歲的天津音樂工作團團長王莘從北京回天津。火車開動的那一刻，他并不知道——自己隨身帶著的那個皺巴巴的煙盒，即將裝下一首被十四億人傳唱的旋律。
幾個小時前，他還在天安門廣場上。那天他本是來北京給團里采購樂器的，路過廣場時，他停下了腳步。新中國成立快一周年了，廣場上滿是排練的人群：少先隊員敲著軍鼓、唱著歌在練隊列，五星紅旗迎著秋風獵獵作響，被吹得唰啦唰啦地響。那一瞬間，王莘心里有什么東西被擊中了。
旋律就這么來了。來得太急。
他后來跟兒子王斌回憶過那一刻：站在廣場上，前面四句歌詞脫口而出——“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么響亮。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來不及找紙，他摸遍全身，翻出一個煙盒，拆開，展平，趴在廣場的地上就開始寫。
沒人注意這個趴著寫字的人。他自己也顧不上體面。筆是恩師冼星海送的自動鉛筆。1938年，王莘輾轉奔赴延安，考入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師從冼星海。從這位創(chuàng)作了《黃河大合唱》的人民音樂家身上，他學到的不僅是作曲技巧，更是一種信念：音樂從來不是懸在空中的音符，而是從土地里長出來的聲音。
火車開動了。王莘掏出那個煙盒，一遍一遍地哼。輪軌的節(jié)奏像天然的節(jié)拍器，推著旋律往前跑。他邊唱邊寫邊打拍子，歌詞與曲譜幾乎同時往外涌——“越過高山，越過平原，跨過奔騰的黃河長江。”從上海到延安，再到晉察冀，十幾年追求音樂理想、投身民族救亡的路，都濃縮在了這段回津的列車上。
他越唱越激動，眼淚止不住地流。同車廂的乘客紛紛側目，還有人悄悄換了座位，心想這人怕不是個瘋子吧。
他們不知道，這個“瘋子”正在寫的，是一首后來被民間稱作“第二國歌”的歌。
回到天津后，王莘連夜完成了整首歌。但他并沒有想過這首歌的未來。事實上，這首如今響徹大江南北的旋律，起初還經歷過退稿。他沒灰心，自己帶著團員到工廠、農村、碼頭、學校去教唱。歌曲先在群眾嘴里活了起來，然后才被推薦到全國。
真正的轉折在1951年秋天。那年9月15日，《人民日報》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歌唱祖國》的詞譜，同一版面刊發(fā)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關于國慶節(jié)唱歌的通知》——明確要求全國范圍學唱這首歌，“以求全國人民普遍學會，在國慶節(jié)整齊地熱烈地唱出來”。在那個沒有互聯網、沒有電視的年代，這是來自國家意志的最高規(guī)格“首發(fā)”。隨后，中央樂團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錄制播放了大合唱版本，這首歌迅速傳遍工廠、農村、學校和軍營。
而它的起點，是一個煙盒。
晚年的王莘常對人說：“這首歌不是我寫的，它是人民的心聲，我為人民寫出來、喊出來了，我用音符替人民記錄下來。”
2007年，王莘走完了他八十九年的人生。他沒能看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一個小女孩用稚嫩的童聲把這首歌唱給了全世界。
但他也許早就知道。1951年9月，當《人民日報》第一版刊登了那則通知——要求全國人民學會這首歌的時候，他就已經知道了。
一首歌的命運，從來不只是旋律。它是一代人的呼吸，是一個時代的脈搏。王莘曾說，他能寫出《歌唱祖國》，歸功于延安的學習和生活，歸功于冼星海老師的教導，更歸功于“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
1997年香港回歸之夜，身在美國洛杉磯的兒子王斌見證了令他終身難忘的一幕：來自不同地方的3萬華人，在沒有指揮的情況下，情不自禁地唱起《歌唱祖國》，一遍又一遍。當他在電話里把這一幕講給父親聽時，電話兩端，父子倆的眼睛同時噙滿了淚水。
1950年秋天，在從北京開往天津的火車上，一個男人對著一張皺巴巴的煙盒又哭又笑。
他叫王莘。
那首歌，叫《歌唱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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