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奧派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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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古原
歐美龐大的社會保障體系本質上是建立在現收現付制和巨額財政赤字之上的,按照經濟學邏輯,當一個政府為了維持超出其生產能力的福利而不斷進行信用擴張時,必然會導致惡性的通貨膨脹。
然而,在1990年代至2020年的這三十年間,歐美經歷了被宏觀經濟學界稱為大緩和的黃金時代.
在這個時代,歐美政府赤字不斷飆升,社保承諾不斷加碼,鈔票越印越多,但物價卻出奇地穩定,甚至有時還能面臨通縮壓力。
有些人說,歐美搞這么久福利,哪崩盤了?這不好好的嗎?
那原因是什么呢?這種違背直覺的經濟奇跡,其背后的核心支撐基石,正是東亞國家(從日本、亞洲四小龍再到中國)以極低的勞動力成本、極高的儲蓄率和極其殘酷的內部競爭,向全球輸出了海量的廉價商品,并同時吸收了西方超發的法幣。
也就是說,歐美福利系統之所以沒有崩,是因為東亞各生產國在為歐美的福利社會續命。
一)
在純粹的信用貨幣體系下,貨幣購買力的本質是流通中的貨幣總量與市場上的商品總量之比。
這幾十年來,歐美為了填補社保和福利的缺口,不斷增加分子(印鈔),而東亞則通過不可思議的生產力爆發,瘋狂增加分母(商品供給)。
這兩股力量的對沖,維持了西方購買力的幻覺。
不少人說,美國人一個月的工資,就能買一臺IPHONE,是的,但他們沒有說清全部事實,那就是IPHONT是在東亞生產的。
1971年,由于美國在越戰和偉大社會福利計劃上的雙重巨額開支,尼克松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
這意味著美國徹底解除了貨幣發行的黃金約束,開啟了無錨印鈔的時代。
結果也如奧派經濟學所預料,1970年代的美國立刻陷入了嚴重的滯脹。
然而,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通脹奇跡般地被遏制住了。除了保羅·沃爾克暴力的加息政策外,實體經濟層面的核心救援力量來自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
在這一時期,東亞憑借極度吃苦耐勞的產業工人和開始成熟的流水線,向美國輸出了海量的廉價家電、汽車、紡織品和半導體。
美國普通家庭在名義工資并未大幅增加的情況下,卻能買到比美國本土制造便宜一半以上的日本汽車(如豐田、本田)和臺灣代工的電子產品。
你看,事實真相是,歐美的老百姓用被稀釋的美元,換取了東亞工人真實的血汗勞動。
美國的老年人之所以能夠拿著被稀缺后的的養老金維持中產階級的生活體面,是因為東亞極大地壓低了維持生存與生活質量的物理成本。
如果說日本和四小龍只是緩解了西方的通脹壓力,那么中國制造業的崛起則是徹底為歐美的社保體系注入了一劑長達二三十年的強心針。
自九十年代開始,中國將超過數億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卷入了全球現代工業體系。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勞動力供給。
在這種規模的勞動力參與全球分工下,中國地區開始建立了極其完備的供應鏈,而中國企業及個人,有著極高的儲蓄率,并不斷投資于資本品,生產效率不斷提高,將生產的成本不斷地降低。
還有一個要素是東亞生產國都有大量的美元儲備,這意味著他們生產得多,消費得少,并有意識地壓低匯率,讓進口減少,出口增加,以獲得美元儲備。
這種行為實際上就是在補貼歐美的消費者。
在美國,從沃爾瑪貨架上的衣服、鞋子、玩具,到亞馬遜上的各類消費電子,價格不僅沒有隨著美國M2的狂飆而上漲,反而因為中國制造業的突飛猛進而逐年下降。
歐美政府在這個時期大幅擴張了醫療保險、養老金的覆蓋面和給付金額。如果沒有東亞和制造,這些憑空印出來的福利支票會立刻引發惡性通脹。
但現實是,美國的老年人拿著每月一兩千美元的社保支票,去沃爾瑪可以買到極其廉價的生活必需品,可以買到便宜的換季服裝。
東亞各國由資本累積和生產效率提高帶來的通縮力量,完美掩蓋了西方社保體系的通脹本質。
二)
東亞國家的生產者不僅在商品市場上用實物補貼了歐美的消費者,更在資本市場上用巨額的外匯儲備,直接為歐美政府的社保赤字提供了融資。這是理解整個運作機制中最核心的金融閉環。
歐美的社保系統是一個存在巨大資金缺口的現收現付制。為了彌補缺口,政府必須大量發行國債。如果沒人買這些國債,國債收益率就會飆升,政府很快就會面臨債務危機,被迫削減社保支出。
但東亞國家完美地扮演了終極放貸人的角色:
東亞國家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為了維持本國出口商品的價格優勢,它們的央行會在外匯市場上大量買入美元,壓低本幣匯率。
這些央行拿到海量的美元后,不能讓其閑置,于是全盤投入了美國國債和歐洲的主權債務市場。
在過去二十年里,日本和中國長期輪流占據美國最大海外債權國的位置,兩國持有的美債規模總計常年維持在2萬億美元以上。
東亞龐大的購買力人為地、極大地壓低了歐美國家的長期國債收益率(即無風險利率)。
這意味著什么?這意味著美國和歐洲政府能夠以極其低廉的利息成本,借新還舊,維持其龐大的社保支出和財政赤字。如果沒有東亞用真金白銀買入這些美債,歐美的國債收益率可能早就突破了7%甚至10%,其社保體系在利息的重壓下早已破產。
在這個跨國財富轉移的游戲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奧地利學派所描述的坎蒂隆效應在全球尺度上的放大。
歐美(處于貨幣發行的最上游)掌握了印鈔權,能夠在第一時間使用新發行的法幣,用于支付本國民眾的社保福利和政府開支。
而東亞國家的生產者處于貨幣流動的最下游,他們付出了真實的自然資源和幾代人的青春,生產出了實體商品交給了西方;換回來的,是一堆由西方政府發行的、注定要在長期不斷貶值的美債和外匯儲備。
本質上,東亞國家是在用本國國民的高儲蓄率和低福利,去補貼歐美國家的高消費和高福利。這是一個極其魔幻但又真實運轉了數十年的全球對沖模型。
三、
為什么東亞心甘情愿地扮演這個苦力和接盤俠的角色?這并非歐美強迫,而是世界架構的結果。
在西方的選舉制度下,政治家為了獲得選票,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向選民承諾更高的福利、更早的退休年齡和更完善的醫療保障。
法國的黃馬甲運動、希臘的債務危機前夕,都是民眾對福利削減的極端反抗。
福利只能增加,不能減少,這形成了一種剛性的棘輪效應。由于內部生產力增長停滯,政客們唯一的選擇就是赤字貨幣化。他們需要一個外部的海綿來吸收通脹。
東亞國家(尤其中日韓)在二戰后都背負著強烈的國家復興和工業化趕超的政治使命。
而二戰后的全球化,并非是一個如一戰前一樣的由商人驅動的全球化,而是一個由美國控制全球貨幣,全球秩序的全球化體系。
東亞政府要融入全球化,實際上是有條件的。
貿易本來是個人之權利,中國或日本企業與個人要與全球民眾進行交易,與其他國內市場與他人交易一樣,是本來就具備的權利。
但之所以有WTO談判,有國際貿易談判,甚至是美國與歐洲各強國首肯,你才能進入全球市場,因為這些國家通過各種手段控制了全球貿易。
一些人說,美國政府是恩人,因為允許了中國加入WTO,這是混蛋邏輯。一個具體的中國企業與一個美國企業的交易,本就是他們的合法權利,而不是哪個國家政府賜予的。
相反,進入WTO需要哪個國家點頭,只不過說明了世界自由貿易、全球化,是在強權干預下的,是由大國點頭后,你才有資格進入市場的。
而美元儲備、美債購買,這些也是進入市場的強權設定下的規則。
但這一體系,無法長期維系。
因為這一體系的事實是,歐美國家少生產,卻能多消費。時間一長,生產體系必然崩塌,僅僅依靠貨幣特權,是無法維系這種結構的。
于是歐美開始了一輪新的貿易保護主義,試圖減少生產體系的流出,以保持真實的經濟實力。
但一旦真正開啟這種保護主義,其國內購買外部產品數量減少,本國民眾的生活水平就將迅速下降,這也是幾年前美國人尚且感覺生活不錯,但近幾年卻感覺生活水平急劇下降的原因之一。
因為,維持了幾十年的這個體系,面臨崩盤。
四、
這個由東亞輸血歐美社保的宏觀模型,目前正在經歷歷史性的解體。近幾年歐美爆發的四十年未有之大通脹,以及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危機,正是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后,東亞國家減少了廉價商品供給讓其無法續命的直接結果。
當然東亞國家也面臨問題。
東亞國家在經歷了速度驚人的資本積累和生產大爆發后,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最劇烈的老齡化和少子化。
東亞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紛紛出現問題,不管是日本、韓國還是中國臺灣。
當年為全世界生產廉價商品的年輕農民工,現在已經老去,逐漸退出勞動力市場,他們自己也開始需要領取養老金。
接下來的問題是,誰將會為東亞這些老的生產國家的社會保障續命了。
新興的越南,印尼,他們會發揮這樣的作用,但規模太小。
真正值得指望的,是印度。
如果印度能快速市場化,讓印度近十億勞動力全面融入世界分工。
那歐美各國和東亞老生產國的政府,都將松一口氣。
這時印鈔的后果就將大大減輕。
可是印度這個鬼樣子,遲遲在經濟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和國內慘不忍睹的營商環境中徘徊,看來,大規模的市場化改革,可能是難以出現了。
那么,如果世界市場沒有一股大的新增的市場化力量,那么,南美化將席卷美國、歐洲以及東亞這些新興工業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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