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美身處兩個“陷阱”之間

參考消息網5月26日報道 中美關系正身處“修昔底德陷阱”與“金德爾伯格陷阱”的夾縫之中，兩國力求將二者全都規避，這一關鍵關系仍在持續演變中。

中國是一個迅速崛起的大國；美國則是一個在世界秩序中處在頂部的大國，這一地位經由長期穩步發展奠定根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得以加強，又在蘇聯解體后依靠全球霸權進一步穩固。

◆圖為中美國旗

兩大“陷阱”并非不可避免

“修昔底德陷阱”得名于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他曾記述了公元前5世紀發生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他認為，雅典勢力穩步崛起令老牌霸權斯巴達心生忌憚，這就使得雙方戰事不可避免。

相比之下，“金德爾伯格陷阱”則源于國際社會缺乏一個能夠維護安全與全球穩定的領導者。美國經濟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認為，1929年全球金融崩潰之后發生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其原因在于英國已無力繼續領導世界，而美國當時卻不愿承擔這一責任。由于缺乏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全球公共產品供給隨之陷入癱瘓。這引發了經濟大蕭條，而這場蕭條帶來的災難性后果最終演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2017年的著作《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中提及“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用于闡釋既定霸主美國與新興大國中國之間日益緊張的關系。根據他的研究，自雅典與斯巴達沖突以來，在歷史上發生的16起新興大國與既定大國之間的競爭案例中，有12起最終付諸戰爭。

在我看來，有兩個因素阻止了中美兩國滑向常規戰爭：其一，兩個核大國之間存在相互威懾；其二是中國秉持審慎態度，保持克制并避免局勢升級。

在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近日訪華期間，“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再次被提及。這并非中方首次表達這一觀點。中國認為，“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不可避免，問題的癥結不在于中國的崛起，而在于對這種崛起的恐懼。

迄今為止，我們尚能避免陷入涉及大國沖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但由于在關鍵問題上缺乏有效的國際協調，“金德爾伯格陷阱”反而構成了更為迫切的威脅。

治理缺失導致合作失利

當前日益積聚的種種風險是無法脫離以下背景去單獨理解的，這些背景包括國際關系規則與準則所面臨的信任侵蝕、國際機構內部治理能力的削弱、這些機構履行職能能力的衰退，以及地緣政治沖突規模的不斷升級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如今我們能看到諸多國際合作失利的實例，譬如應對發展中國家主權債務危機、新冠疫情等公共衛生威脅以及氣候變化帶來的各類風險。

雙重陷阱所帶來的危險正日益加劇，其后果與代價絕非僅由相互競爭的大國來承擔。事實上，大部分負面影響最終都落在了那些依賴體系穩定來促進貿易、融資并抵御外部沖擊的貧窮國家身上。

在此形勢下，危機頻發造成嚴重的經濟與社會損失也就不足為奇了。每當危機爆發，我們總會聽到那句老生常談：“每一場危機在帶來困境的同時也會帶來機遇。”然而，普通民眾往往只能感受到前者，同時還會被勸慰說他們所遭遇的一切不過是短暫且非刻意造成的附帶影響。

普魯士軍事思想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在其1832年的著作《戰爭論》中說，戰爭是政治以另一種手段的延續。戰爭同樣可以借助非軍事手段打響。在這些非軍事手段中，最具危害性的莫過于經濟手段，其中包括貿易戰、貨幣戰、金融制裁、將供應鏈武器化以及對能源和關鍵技術的出口實施限制。

構建高效公正多邊體系

在一個割裂的世界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與沖突正不斷升級，與此同時，那個日益陷入癱瘓的國際制度框架已無力化解各類爭端，尤其是在保護主義抬頭以及投資和技術被施加種種限制的貿易領域。

美國政治分析家愛德華·菲什曼闡釋了“如何打一場經濟戰”，這也是他近期發表于美國《外交》雙月刊上的一篇文章的標題。他指出，如今，那種相互合作的精神已然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嚴重的極化，陣營割裂，以及圍繞各類關鍵命脈節點不斷升級的緊張態勢與沖突。

這些節點指的是由單一國家實施嚴密管控的領域或環節，該國甚至可能將其作為籌碼，用來鉗制那些缺乏便捷替代方案的競爭對手。此類命脈節點既可以是地理性的（如霍爾木茲海峽），也可以是經濟性的（如將美元武器化），或是在爭奪關鍵稀土礦產的博弈中操控供應鏈。

每當美國將其經濟實力武器化時，其他國家便會爭相尋求對策，以降低對美國的依賴。它們轉向黃金及其他金融資產，或是采用替代性的支付系統。中國已為確保技術主權而采取各項舉措。

通往國際穩定的道路并不在于遏制競爭，也不在于在國家競逐中耗費精力去阻撓新興大國的崛起，更不在于以新的全球霸權取代舊霸權，因為這極易造成權力真空，進而落入“金德爾伯格陷阱”。

相反，解決之道在于構建高效公正的多邊體系，該體系須立足正當性并樹立規則公信力。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出發點便是立足本土發展并加強區域合作。

本文由埃及《金字塔報》網站5月21日發表，原題為《中美身處兩個陷阱之間》，作者是馬哈茂德·穆希丁。

延伸閱讀

專家：今年11月將是中美之間的一個"大坎"

文/何平

編輯/漆菲

此次特朗普訪華，為中美關系打開了一個新的穩定窗口。經歷高強度博弈后，雙方都更清楚地認識到，彼此既無法壓倒對方，也難以承受關系失控的代價。此次會晤釋放出的重要信號是，中美轉向更務實的相處方式：通過元首外交恢復高層溝通，通過經貿議題尋找可落地的合作空間，通過危機管控降低戰略誤判。

對中國而言，這次元首會晤證明其已具備與美國平等互動并形成有效制約的能力。對美國而言，穩定對華關系也有助于緩解國內經濟、能源和地緣政治壓力。不過，臺灣問題、高科技競爭和美國國內鷹派的挑戰仍可能帶來波折。

針對外界種種關切，《鳳凰周刊》專訪了美國丹佛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趙穗生。他指出，今年11月將是中美之間的一個“大坎”，屆時關稅休戰延續與否、美國中期選舉結果、對臺軍售是否落地等因素，都將決定兩國關系的穩定局面能走多遠。

◆美國丹佛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趙穗生。

雙方都有穩定關系的意愿

《鳳凰周刊》：此次中美元首會晤被外界視為中美關系重要節點，如何評價此次會晤中兩位領導人之間的互動？雙方的核心訴求是什么？

趙穗生：此次會晤中，兩國領導人的互動在相互尊重、相對平等的氛圍中展開，并展現出一定的妥協與善意，凸顯了元首外交在中美關系中的重要性。雙方都希望建立常態化溝通渠道，通過持續交流減少誤判。

◆特朗普訪華期間，歡迎儀式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舉行。（圖源：新華社）

雙方核心訴求涉及多個層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繼續穩定中美關系。過去8年多，中美關系經歷了斷崖式下滑。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以來，雙方逐漸淡化大國對抗，更重視交易，尤其是經貿議題。特朗普避免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問題，包括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沖突，中國也樂見把大國競爭中短期難以解決的問題暫時放在一邊。尤當貿易戰的發生，讓中美證明了彼此具備制約對方的能力，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一種戰略穩定。

通過此次會晤，許多人認為，中方手中的牌比美國更多。中國證明其不僅可與美國平起平坐，也能對美國形成有效制約。特朗普這次訪問的確具有歷史性，不過，雙方之間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

《鳳凰周刊》：此次兩國提出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如何理解這一新定位？

趙穗生：在事實層面，這種戰略穩定關系從去年便開始形成。此次元首會晤最重要的是，雙方都認同這種戰略穩定符合兩國利益。

這種戰略穩定主要包含三層含義。第一，雙方都意識到誰也無法壓倒對方，手中都有可以制約對方的籌碼。美方的籌碼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金融等領域；中方則主要依靠稀土和自身龐大的市場。雙方都不愿承擔對抗帶來的損失，因此都有穩定關系的意愿。

第二，雙方在關鍵問題上都作出妥協，尤其是經貿問題。去年10月30日兩國元首的釜山會晤成為重要標志。中方作出放開稀土、在一定程度上開放市場、進口美國農產品、購買波音飛機和液化天然氣等承諾；美方也作出相應讓步，包括關稅減讓、H200芯片出口松綁，以及取消對中國船舶征收高額港口費等。雙方也是在此之后確認舉行此次北京峰會。

在特朗普看來，穩定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避免挑戰中國的紅線和底線，尤其避免觸及中國的核心利益。他延后批準一筆140億美元的對臺軍售，幾乎沒有談到香港、新疆、西藏等意識形態議題，以及南海、日本等領土爭端問題。

◆中國集裝箱堆放在美國洛杉磯港碼頭。（圖源：路透社）

第三，這種穩定得益于雙方高層溝通渠道的正常化，只要溝通機制持續存在，雙方就有機會在突發問題上澄清彼此意圖，減少誤判。中方去年10月發布稀土相關條例后，美方非常緊張。幸好中方代表團當時赴華盛頓參會，與美方及時溝通，澄清了問題。

不過，中方強調的戰略穩定以合作為主，其具體表述為“合作為主的積極穩定、競爭有度的良性穩定、分歧可控的常態穩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穩定”。這種表述反映出中方對中美關系較為樂觀。

美方雖然認同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但在這一定位前加上了“公平、對等”作為條件，更多強調“有管控的戰略競爭”。

總之，美國多以結果為導向，注重具體問題，中國更愿意建立一個戰略框架和原則，從頂層出發進行謀劃。雙方均有共識，那就是中美不必成為朋友，但必須避免失控，各自謹慎管理競爭，控制風險。

值得指出的是，特朗普的個別表態并不意味著美國對華政策環境發生了根本改變，美國對華政策的主流仍由鷹派主導，只是特朗普個人暫時壓住了這些觀點。

美國中期選舉將成關鍵變量

《鳳凰周刊》：此次一大亮點是隨行的工商界代表團，例如其成員黃仁勛、馬斯克、庫克等科技界大亨都表示看好中國長遠發展與市場機遇。你如何看待中美未來在經貿和投資領域的合作與競爭？

趙穗生：此次隨訪的高科技企業領袖人數較多，進一步證明中美在高科技領域的競爭更加白熱化。雙方要了解對方，也要通過這些交流相互觀察，同時保持自身領先地位，并相互利用對方市場。

◆5月14日，特朗普訪華期間，庫克和黃仁勛等美國科技企業大佬抵達會見現場。（圖源：路透社）

但這一切都是以高科技競爭為主線展開的。特朗普認為美國人工智能（AI）比中國領先6到12個月，可中國發展勢頭迅猛，隨時可能趕上。但中美兩國在AI競爭上的路徑不一樣，美國強調基礎能力，中國則更強調應用，這一點雙方都很清楚。

未來，美國仍會在高科技領域制約中國，同時又不愿放棄中國市場。這兩個方面本質上都服務于競爭，對中國開放市場是為了美國的利益，了解競爭對手、制約對方也是為了美國的利益。這些企業家的隨訪也有建立關系的考量，不少企業的產品和產業鏈都與中國有著直接關系，隨總統訪華有助于提升自身的議價能力。

《鳳凰周刊》：與2017年相比，特朗普此次訪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趙穗生：一個重要變化是雙方高層交流渠道已恢復并趨于正常化。第一任期內，特朗普中斷了大量高層交流。拜登時期雖試圖恢復，但直到任期后期才有所改善。去年以來，兩國領導人有過兩次面對面會晤，并多次通過電話、視頻等方式保持溝通。特朗普也說，遇到問題可以通過通話解決。

特朗普個人層面的變化同樣明顯。第一任期時，他被黨內對華鷹派和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人裹挾，尚未建立強大的個人權威。而今其個人權威已經重建，因而更能按照務實本色處理對外政策，更關注他看重的經貿與交易。

《鳳凰周刊》：雙方商定的關稅休戰期到今年11月截止，之后延續的可能性大嗎？

趙穗生：貿易休戰只是階段性安排，能否延續取決于雙方在具體問題上的處理。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提到的產能過剩問題受到廣泛關注，而特朗普訪華前，美國也已啟動數個301調查。若調查認定中國存在所謂傾銷或價格補貼，美國仍可能加征關稅。此次峰會沒有討論延期的問題，因為本輪休戰尚未截止，在這之前雙方會保持溝通，再決定是否以及如何延期。

《鳳凰周刊》：中期選舉后，美國國內政治變化會如何影響中美關系？

趙穗生：此次訪問后，中美關系的關鍵變量是美國中期選舉。特朗普在國內面臨多重壓力：一是能源價格上升，帶動食品、化肥、運輸等生活成本上漲，而通脹高企也限制了降息空間。生活可負擔性成為美國討論最多、對中期選舉最重要的問題。

◆2026年3月，美國加州一家加油站價格牌顯示，普通汽油每加侖達到5.79美元，柴油為6.29美元。（圖源：CalMatters）

二是伊朗戰爭遲遲無法結束，國會兩黨正在推動限制戰爭權力的決議，特朗普面臨的國會壓力或將進一步加大。伊朗雖遭受重創，但并未喪失還手能力，特朗普若想體面結束戰爭，難度正在上升。

對華議題雖然不會是中期選舉的主軸，但其結果將深刻影響中美關系。如果共和黨失去國會多數，特朗普將成為跛腳總統，未來施政空間將明顯受限；屆時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國會對華鷹派都將占據主導。

這些鷹派與特朗普的最大不同在于，特朗普更重視經貿利益和具體交易，鷹派則傾向于“既要又要”：既要在科技、市場和投資上限制中國，又要在意識形態、臺灣和地緣政治問題上施壓。這種模式更具對抗性，也更容易把中美關系重新推向緊張。

因此，當前中美關系的穩定是階段性的，不宜過早判斷為全面回暖。過去8年，中美關系總體下行。現在的不同在于，雙方恢復了較為順暢的高層溝通。特朗普意識到中美關系穩定的重要性。如果下半年兩國元首能借G20、APEC等場合繼續會面，并推動貿易休戰延續，至少在特朗普任內，中美關系仍能維持穩定。

總之，今年11月將是一個關鍵節點，既關系到貿易休戰是否延長，也關系到美國國內政治的走向。但即便回到鷹派主導的“既要又要”對華模式，兩國關系預計也不會比過去更激烈。只不過，這種做法最終會傷及美國自身，所以美方預計還是會做出一些調整。但在調整前，中美關系將繼續呈現周期性波動，不會直線下跌，也不會直線穩定或直線上升，而表現為穩定、波折、再穩定。

特朗普比傳統鷹派更務實

《鳳凰周刊》：這次元首會晤中，臺灣問題是重中之重。特朗普訪華前，美方一方面繼續推進對臺軍售，另一方面又釋放希望穩定中美關系的信號。如何看待特朗普在臺灣問題上的表態，這會對未來的臺海局勢產生何種影響？

趙穗生：臺灣問題上，特朗普這次受到中方表述影響較大。他過去對臺灣問題了解并不深，加上自身個性強，不太容易被身邊的幕僚影響。他在回程期間以及接受福克斯新聞采訪時的表態，反映出他當前對臺灣問題的理解。

◆結束訪華后，特朗普在返回美國的“空軍一號”上接受媒體采訪。（圖源：路透社）

從中方角度來看，這可以被視為一次成功的溝通。特朗普把對臺軍售視為同中國談判的籌碼，也沒有在是否保衛臺灣問題上給出美國傳統政界期待的承諾，而是以臺灣距離美國遙遠、與美國關系有限為由，釋放出美國未必一定支持臺灣的信號。

但美國政治結構和對華政策環境不會因為特朗普的幾次表態就發生根本變化。盡管如此，我的樂觀判斷仍多于悲觀判斷。因為美國在伊朗、能源價格和國內政治壓力下自顧不暇，實際干預臺灣的能力有限。問題在于，美國許多政客和主流輿論尚未接受這一現實，若美國在臺灣問題上顯得軟弱，或停止對臺軍售，很難得到主流政客的支持。

此外，即便最新一輪對臺軍售落地，其中主要是愛國者導彈、防空系統等防御性武器，仍需判斷這些軍售對臺海力量平衡的實際影響。事實上，臺灣購買的不少武器至今尚未交付，美國自身也受資金、庫存和軍工產能的限制。

《鳳凰周刊》：近幾年，美國國內關于“中國威脅論”的敘事不斷擴展，許多原本屬于商業、人文領域的問題都被納入安全框架，例如中國制造的港口起重機被質疑會威脅美國港口安全，中國智能汽車也因數據收集能力受到安全調查，正常訪問留學簽證面臨嚴苛審查等。越來越擴大的安全威脅論會如何影響雙方關系？

趙穗生：美國對華政策長期存在兩個嚴重誤判：一是夸大中國威脅，二是高估自身能力。特朗普第一任期后期以及第二任期初期，這種傾向有所修正。他不像傳統鷹派那樣，把臺灣、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上的挑戰都視為必須全面對抗的威脅，但美國許多政客仍在放大中國對美國生活方式、意識形態和“后院”利益的影響。

例如，中國同古巴、巴拿馬運河、拉美港口的關系，常被一些政客描述為在美國“后院”擴張影響力。一些正常的地方交流也遭遇“泛安全化”影響，比如中美協會推動美國13個農業州同中國地方交流，包括長江和密西西比對話、市長互訪等，最近被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發函追查是否違法。這說明在美國當前的政治氛圍下，即使一般交流，也可能被上升為國家安全“敘事”。

◆巴拿馬運河附近的碼頭，一艘集裝箱船停靠在港區。（圖源：路透社）

此次會晤后，不少美國人仍認為，美國可以在科技和意識形態上繼續壓制中國。事實上，美國已經不具備過去那種絕對能力。而對中國威脅的過度反應，以及對自身能力的高估，都會破壞戰略穩定。

夸大“中國威脅”的背后，主要也是服務于選舉。美國經濟出現了很多問題，政客需要找到“替罪羊”，中國是一個很方便的對象。20世紀80年代，美國曾把日本當作經濟問題的“替罪羊”，現在中國扮演了類似角色。這樣一來，政治人物就可以聲稱自己能著手解決這些問題，并以此爭取選票。

《鳳凰周刊》：對華關系上，相比于鷹派，特朗普本人是否更為務實？

趙穗生：是的。特朗普的核心目標是經貿，也想留下政治遺產，尤其想調整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他認為，中國經濟力量對“讓美國經濟再次偉大”非常重要。一方面是中國市場，另一方面他希望通過同中國談判來扭轉過去美國在兩國經濟關系中“吃虧”的局面，讓兩國經濟關系變得更有利于美國。

他希望讓外界看到，自己能將同中國的關系處理得很好，且這種關系對美國經濟有用，這才是對美國的未來負責。從這個角度看，特朗普更為務實。第二任期中，他更回歸商人本色，個人權威也已建立，完全控制了共和黨，因此更能按照務實、交易式邏輯處理外交政策。

特朗普訪華歸來后，盡管對華鷹派批評他“出賣美國利益”或“被北京牽著鼻子走”，但媒體的評價總體還算客觀。

例如《時代》周刊撰文說，特朗普“準確認識到，中國不再僅僅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強國，在許多方面已成為美國真正的對等力量；因此，美國必須致力于確保與中國實現和平且更具成效的共存，而非一味推行那些日益難以為繼的方案，試圖去遏制和對抗這一世界主要強國”。

《華盛頓郵報》發文指出，“通過此次互動，見到了特朗普鮮為人知的一面。他表現得彬彬有禮，近乎恭順，急切想要強調兩人之間的私交。這是因為面對中國時，他已然領悟到一個事實，而華盛頓的許多人至今在情感上難以接受這一事實：中國擁有極其雄厚的力量，涵蓋經濟、科技、工業及軍事等各個領域。”

問題在于，特朗普的務實路線和美國整體政治環境相左。美國國內的強硬派若對華施壓仍會不斷沖擊他想要建立的對華穩定。

發起伊朗戰爭是嚴重誤判

《鳳凰周刊》：特朗普訪華期間，伊朗和霍爾木茲海峽問題被納入中美元首會晤議程。如何看待中方在這一問題上的潛在作用？

趙穗生：如果沒有這場戰爭，伊朗問題本不會成為此次中美元首會晤的重點。但特朗普已深陷其中，伊朗因此成為訪華期間的重要議題之一。不過，中國與伊朗的關系主要建立在商業互惠的基礎上，即便美國希望中國施加影響，伊朗也未必會完全配合。

◆一艘油輪航行在靠近霍爾木茲海峽的海面上。（圖源：路透社）

但美國需要中國的幫助，并不意味著其開始重新評估中國在地區安全中的角色。更準確地說，是特朗普在伊朗問題上陷入困境后，因自身能力受限、局勢棘手，才對中國抱有更高期待。

就伊朗問題本身而言，特朗普目前進退維谷。這是他這一任期中最大的敗筆，其根源在于：既誤判了美國自身和伊朗的能力，也受到身邊錯誤信息的影響。

伊朗政府是一個神權政府，背后有一整套組織網絡，也有一整套信仰和意識形態在支撐。因此不能簡單認為，只要消滅幾個頭目，伊朗政權就會瓦解。伊朗和委內瑞拉不一樣，很明顯，特朗普在這一點上出現了嚴重誤判。

在決策層面，國務卿魯比奧和副總統萬斯起初反對戰爭，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凱恩也警告稱“美海軍難以控制霍爾木茲海峽”，但在特朗普下定決心后轉向支持，這更多反映出他們對特朗普的順從。特朗普的誤判也和國防部長赫格塞思有著很大關系，后者過于自負，經驗不足，還解雇了軍中一些有資歷、能力的人。現在美國國務院、國安會中熟悉伊朗問題的專家不少遭到裁撤，因此削弱了正常決策機制的糾偏能力。

《鳳凰周刊》：隨著中美高層交流加深，歐洲、日韓等盟友是否會擔心自身利益被影響？

趙穗生：亞洲盟友會更擔心，尤其是日本和菲律賓等國，因為它們對美國仍有較高期待和依賴，擔心中美走近使其夾在中間，很難兼顧兩邊。

相比之下，歐盟國家和加拿大與特朗普政府的矛盾已呈公開化，對美國幻想減少，因此對中美關系穩定和交流增強不會過度擔心，甚至可能樂見其成。它們同樣希望改善對華關系，這些問題與中美交流沒有直接關系。因此，對于中美交流的增強，這些國家不會有太多負面感受或過度擔心。（實習生朱若晚、方晨宇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