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伐木工在山中撿到一枚印章，公安調查后調3卡車警力搜山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男人名叫郭桃仁，是一個普通的江西伐木工，在參加廠里的報告會議上被自己的上級舉報，很快幾個警察就來到他的家里了解情況。

原來一切都源于他筆記本上蓋著的一個紅印章，其原型是我黨珍貴的歷史文物，卻保留在了一個伐木工家里，得知印章的出處后，公安機關立刻調去了三輛大卡車全范圍搜山。

這個印章是什么文物？它有何意義，又是如何被發現的？

一、山中撿印章

郭桃仁是山西人，老家在萬載縣的一個小村莊里，下面還有個親弟弟，名為郭興仁，兩人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村漢子。

郭桃仁很早就輟學打工了，他從1950年開始就一直在當地的一家伐木場上班，而弟弟則經常換工作，一直沒能求個穩定，慢慢的，十多年過去了，哥哥已經是工廠的小隊長了，弟弟還在找工作。

郭桃仁給弟弟開了個后門，讓他也進了伐木場當個普通工人，弟弟雖然不安穩，但是工作態度還是端正的，不怕吃苦不怕累，這點還是讓老板很滿意的，所以對這事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

1963年，郭桃仁接了廠里的任務，要帶隊去林子里伐些木材，他挑了十幾號人，順便把弟弟也帶上了，這份工作還是不錯的，老板人好心善，工作穩定不拖欠，兩人都很珍惜。

當時正值冬天，或許是工作的時候吸了幾口涼氣，弟弟郭興仁一臉難色的走過來表示要上廁所，荒郊野嶺大家也比較隨意，郭桃仁隨手揮了揮，弟弟就找了棵大樹下面解決了，臨走還不忘挖個坑埋了。

可他挖了兩下竟然挖出一個黑皮箱子，外皮已經爛了，可以想象到埋的時間不短了，郭興仁打開箱子，里面是一堆泛黃的紙以及幾個銀制的印章，因為時間太久，上面已經發黑了。

他不認識字，隨手擦了擦裝進了兜里，破爛箱子也不要了，工作結束后，他跟哥哥回家，郭桃仁看著弟弟拿出了一塊類似“銀元”的東西，上面還有很多字，看了半天也沒看出個所以然來。

弟弟沒上過學，哥哥也是個半吊子，更別說印章上還都是繁體字，根本看不懂，不過哥哥到底還是個小隊長，研究了半天說道：“這玩意應該是印章，我在老板屋里見過，好像需要蘸上印泥用。”

第二天上班的時候，他從老板那里取來一點印泥，蘸了蘸，直接蓋在了自己評為優秀員工時，廠里給自己發下的筆記本皮上。

這個筆記本是廠里的獎品，可他不識字，也沒用過，平時就拿來裝裝文化人，彰顯一些書生氣，里面大部分都是白頁，可讓他沒想到的是，這一蓋，卻讓印章暴露出人們的視野里。

二、上報公安局

不久后，廠里召開員工報告大會，他作為小隊長也得作為干部出席會議，他一如既往的拿上這個“空白筆記本”，雖然不識字，但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記筆記。

然而筆記本一拿出來，外皮上鮮紅的印章異常矚目，周圍坐著的同事紛紛瞟過來辨識，就連工廠指導員也來了興趣，把筆記本拿過去看了兩眼。

這位技術指導可不一般，他是共產黨員，曾經也入過伍，新中國成立后，他轉頭進了學校繼續深造，出來后就回到老家在工廠里擔任技術指導。

仔細辨認著印章上的字，他立刻皺了眉，當即坐到郭桃仁的身邊問道：“這是哪來的？你自己刻的？”

郭桃仁嘿嘿一笑：“哪能啊，我一共也不認識幾個字，哪還有刻這玩意的技術，這是我弟弟在山里撿的！看著好看，就留在手里了。”

指導員又細細的問了問：“在哪個山里？發現這個印章的時候，還有別的什么東西嗎？”郭桃仁自己也不知道，支支吾吾說不清楚。

隨后指導員連會也不開了，隨口請了個假帶著印章就離開了，會議還沒結束，又領著幾個警察走了進來，用手指了指郭桃仁：“就是這位同志！”

這番操作險些嚇壞郭桃仁，差點就雙手抱頭了，得知緣由后趕緊帶著警察去找弟弟了解情況，原來，這枚印章，竟然是共產黨重要歷史文物，是過去蘇維埃政府的印章，是時代的證明。

印章有上下兩部分，上面寫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下面寫的是“湘鄂贛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中間則是共產主義工農聯合的象征圖案。

那么這么重要的歷史文物為何會丟在山里呢？我黨在調查了相關資料后，給出了一個解釋。

三、歷史的真相

這個印章的故事還要從1931年說起，那時候，日本對中國發起侵略戰爭，東北地區成為第一個淪陷地，這也成功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思潮。

在這場抗日斗爭中，無數人參與其中，有學生、農民、工人等等，以魯迅、葉圣陶等文聯代表發起《宣告世界書》，上面怒斥日本帝國主義的惡行和罪孽，呼吁世界無產階級聯合抗日。

同年，毛主席在瑞金召開“一蘇大”，會上，大家選舉了有毛主席、朱老總等人為代表的中蘇共和國中央委員會，共有63人，這場大會，正式宣告了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的誕生。

古代皇帝有印章，達官貴人有印章，我們的蘇維埃政府自然也要有，于是，這個代表了當時的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的印章應運而生，它由純銀制成，低調卻盡顯恢弘。

這小小的印章，是一個政府的代表，承載著無數共產黨人的希望，即使國民黨對我黨進行多次圍剿清掃，我們也沒有丟掉它。

然而，在第五次圍剿中，還是發生了意外，我黨內部左傾錯誤導致反“圍剿”計劃失敗，紅軍被迫轉移，而黨中央很多重要文獻以及代表物品都要分批轉移。

當時，負責帶走這枚印章以及部分機密文件的有五個人，他們是：張春吉、王群、邱思炎、易榮以及劉伯芳，他們都是我黨過早犧牲的優秀革命家。

在轉移的過程中，他們沒能逃脫敵人的圍追堵截，被國民黨一路追到萬載縣元山林場，他們和大部隊已然失聯，林場周圍全都是敵人，他們已經無路可逃。

我黨推測，或許五位英雄不愿這些機要文獻落入敵手，將箱子埋進了一棵大樹下，隨便還用一些枯樹枝蓋住，防止被發現，最終，他們也沒能存活下來，直到三十年后，這枚珍貴的印章才被郭桃仁兄弟發現。

結語

之后，郭桃仁兩兄弟很痛快的將印章交還我黨，政府也給他們批了一筆獎金，以示獎勵，之后，公安機關找來三輛卡車封鎖林場，挖掘當初那些烈士尸骨以及丟失的文獻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