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奇同事：Dr. Fauci 醫生自傳讀后感

我曾在福奇醫生（Dr. Fauci）手下工作過16年。福奇博士是美國國家健康研究院（NIH）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的前任所長，他在退休之后的2024年出版了名為 《On Call》的自傳，副標題是是“一名醫生的公共衛生之旅（A Doctor’s Journey in Public Health）”。 我是去年夏天書籍出版后就讀了的。想了想，還是覺得標題直接翻譯成《值班》比較恰切，寫出了他幾十年來作為眾人共知的傳染病醫生的心靈征程，因而令我追憶。

這本書有書本版、電子版、還有語音版。一些所里的前同事聽了這本書的語音版，因為那是托尼（我們都這么稱呼他）本人以他那獨特的紐約伯克林口音和令人熟悉的語調讀給聽眾的。可是我選擇了書本版，百忙中有空就讀，可以摸得著，也看得見，卻依然在我的耳邊里反復聽到托尼的聲音陪伴我讀完了他的自傳。

讀完的第一感覺是寫的很真實確切，不是好，而是非常好。這本書完全是出自他的手筆，字里行間用詞和語句完全是托尼的慣用， 無不讓我回憶起在他手下工作了十幾年并近距離地經歷了那幾段歷史性的全球公共衛生重大危機。

托尼寫這本自傳的主要用心，如他所說，是對他80年的生活歷程的記載。他特別講述了他如何在家庭、學校、宗教、導師、和同事等的培養和影響下選擇了公共衛生這條路，服務了54年，帶領美國制定和建立了一系列對全球重大突發流行傳染病的防控及治療的策略及發展規劃。

而且他駛過歷屆政治風云，作為杰出的聯邦科學家，不忘初心，堅持科學原則，推進科學研究的心得。 他以身作則、廢寢忘食、嘔心瀝血，獲得歷屆總統們的欣賞和仰慕。就連川普總統在任內的新冠病毒危機的處理過程也不例外. 以托尼的話來說，“He loves me, he loves me not”，這是說的川普對托尼的評價有的時候是依場合和聽眾對象為據的。但私底下， 兩人都是紐約老鄉，也就都擺平了，用川普的話來說，“we are good（我倆關系挺好）” 。

托尼對兩代布什總統的評價很高，特別對老布什總統以紳士和朋友相稱。兩位布什總統對艾滋病這個全球近代史上最嚴重的傳染病危機的理解和支持，為托尼領導的艾滋病拯救工程（PEPFAR）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托尼在NIAID的崛起，和他對艾滋病的臨床研究和治療的引導性和決策性的領導是離不開的，奠定了他在傳染病醫療界的根基。這個大家都知道，無需我多筆。

從書中，我們看到托尼得到的意大利裔家庭里父母的厚愛，在天主教學校里接受的嚴謹治學、服務別人、凈身自愛的教育，和他為事業的遠大志向的選擇極其相關。他在六十年代最好的醫學院康奈爾大學醫學院接受最好的教育，在康奈爾大學紐約醫院當了幾年臨床醫生后，在1968年從熙熙攘攘的曼哈頓都市來到睡意朦朧的位于馬里蘭州Bethesda鎮的國家健康研究院 的NIAID，從此開展臨床研究的工作。他放棄了收入豐厚的純粹臨床醫生的生涯，成了一名醫生科學家，他的研究重點在人類免疫學的臨床治療。

我是在2004年非典之后，生物防衛新項目的建立過程中加入NIAID的。2003年國會以生物防衛 （Biodefense）為由給了NIAID一大筆經費，一夜間NIAID的經費增加10個億以上，并保持逐年增長。每年所長福奇博士都會到國會山出證，把來年的工作方案和經費向政府申請報告，幾乎都是沒有哪個黨會否決的。

新的生物防衛研究管理辦公室組建了，我成為其中的一員。 我們的工作是執行生物防衛策略，管理和發放大筆的研發基金，催化微生物精準和快速診斷，促進疫苗和新藥的新技術的發展。

我們經歷了2009年H1N1大流感， 2014-15年的Ebola（埃博拉）病毒的突發性傳染，2026年的Zika寨卡病毒的爆發，還有就是COVID19 新冠病毒疫情，并且為緊急對應提供方案、藥物和疫苗，并且還會為托尼回答記者和出征國會提供要點（talking points）。

這些都是非常難忘的親身經歷。所以在讀過托尼的最后章節”Expecting the Unexpected”《 意料之外，準備之中》時，我就會想起在埃博拉病毒剛剛爆發時，發生在那個夏天里的星期六早上六點半的緊急電話會議，我們如何把還沒有進入人體臨床一期試驗的單克隆抗埃博拉病毒抗體作為應急使用，制定出方案和計劃，給病人及時送到，治愈了他們。

（福奇醫生給作者頒獎）

像這樣的事件每次傳染病爆發都有類似情形，可以想象所為國家傳染病的領導，托尼所要面對的那是比我們艱難復雜多了。常常為了給所長準備一個答案，很多人都會花費大量的時間，采集數據證據，力求準確。“作為科學家，我們的責任是講真話，政治家可以做決定，那是他的需要，那是兩回事”，這可以說是托尼的原則，也就是聯邦科學家（federal scientists）的定位。

托尼是一位令人仰慕的科學家、導師、和領導。他的學生無數，其中有FDA的前任局長Margaret Hamberg，有諾貝爾獎得主Drew Weissman（新冠RNA疫苗的技術發明人之一）。他最大的意愿，就是開發出艾滋病疫苗，并且把它制定為NIAID的重大發展規劃。遺憾的是，幾十年努力之下我們今天離成功還有一定的距離。但最近兩項三期臨床的研究結果已經令人興奮，覺得這個未來可期了。在疫苗還沒有到來之前， 獲得2024年度《科學》雜志科學突破獎的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藥物 Lenacapavir可以防御感染，提供長達半年的效果，這真是令人按捺不住的開心。我想托尼也應該很高興的，至少在他離開NIAID所長這個節點上，他的歷史符號也完滿地畫上了。

一代人就這樣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使命， 我放下了他的自傳、我們還會有像福奇博士那樣的人引領公共衛生嗎？要知道，病毒和細菌比我們人類更早來到這個世界，它們是不會停止變異的。我們準備好了嗎？

（寫在2025年一月19號冰雪交集的馬里蘭家中， 在川普重新宣任就職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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