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撰寫一份優質的刑事控告書

前期準備

刑事控告過程中，如果證據明顯不充分，辦案人員會很快提出質疑，甚至據此認為證據材料不夠，不足以證明所控告的犯罪事實，不予受理或者不予立案。因此，代理律師協助被害人刑事控告收集、整理證據材料時，還需要對證據是否充分進行評估分析，包括評估證據鏈條是否環環相扣、能否支持控告的事實等，同時預測證據可能面臨的質疑，并有針對性地作出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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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鏈條評估

除了兇殺案等暴力性犯罪案件犯罪事實非常明顯外，其余案件的犯罪事實可能并非一目了然。對此，犯罪事實需要被害人、代理律師通過搜集、調取證據予以重構，而且證據之間需形成完整證據鏈條，環環相扣，較充分地證明犯罪事實，才能提高刑事控告的成功率。證據不充分、證據鏈條關鍵環節缺失，可能會導致刑事控告維權的成功率大大降低，尤其是經濟犯罪案件，如果刑事控告時沒有做足功夫、提供足夠多的證據，立案成功率可能比較低。即使對公安機關不予立案的決定不服，提出立案監督申請，證據是否充分也是檢察院審查時面對的重點問題。如證據確實不充分，被害人申請立案監督也很難有效果。

例如，王某及其公司控告張某涉嫌職務侵占罪案：

王某簡單撰寫了一份刑事控告書到公安機關，公安機關受理報案，并進行了認真的初查，找王某公司的一名員工作為證人配合調查。后公安機關也通知張某配合調查，并調取了張某的社保記錄。社保記錄顯示，張某的勞動關系是在一個個體工商戶的商店。根據王某的說法，個體工商戶的商店和公司都是其投資的，其都是老板，張某在個體工商戶那邊交納社保，但實際工作都是在公司。公安機關審查認為，認定張某職務侵占罪的控告不成立，沒有犯罪事實，張某的行為屬于侵占，告知王某提起刑事自訴。王某對公安機關的處理決定不服，申請檢察院立案監督。

檢察官在審查該案時，內心確信這個體工商戶和公司都是王某個人投資的，張某也確實有將王某相關的財產據為己有的事實。但是由于證據非常薄弱，只有王某的公司出具的幾份證據材料、一名員工的證詞可證明張某系公司員工。被害單位并沒有提供公司的人員考核表、工資發放證明、簽到表、工作記錄等細節證據，難以證明張某在被害單位工作的事實，證人證言并不能充分證明該事實。而且，張某的社保記錄又能證明其并非公司員工，而是個體工商戶的員工。

在這種證據狀況下，檢察官是犯難的：

其一，現在案件僅僅是初查階段，檢察官直接介入去搜集調取證據，查證張某是否存在職務侵占犯罪事實，是不合適的。

其二，公安機關初查階段也做了較多的工作，初步來看，現有證據確實不足以證明張某存在職務侵占的犯罪事實，沒有達到刑事立案的證據標準，檢察院難以要求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即便檢察院要求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公安機關偵查的結果也可能是不存在職務侵占的犯罪事實，或者事實存疑達不到立案、移送起訴的標準。因此，無論如何，檢察院要求公安機關立案都是不合適的。

其三，讓公安機關繼續審查、調取更多證據來查證王某是否存在職務侵占犯罪事實也不合適，畢竟公安機關已經出具不予立案決定書，初查程序已經結束，法律上也沒有明確在這種情況下，檢察官可以要求公安機關繼續開展初查工作、調取相關證據材料。綜合各方面情況進行利弊考量，檢察官最終會傾向于不支持被害單位的立案監督申請。

出現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刑事控告時，被害單位所做的準備工作不充分，沒有搜集更加充分的證據材料，只寄希望于讓公安機關幫助調查取證、查明案件事實。結果，公安機關在查找到部分證據（社保記錄）后，就足以認定沒有犯罪事實，因而停止調查，直接作出不予立案決定書，被害單位控告維權也就此宣告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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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證據爭議

在進行刑事控告時，代理律師應當清楚所提交的證據可能面臨的控辯爭議、能否經得起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律師的質疑，以及檢察院、法院的審查。在調查取證時，代理律師應當盡量按照法院裁判的標準來收集、準備控告資料，避免證據存在重大缺陷的情況發生。

以侵害注冊商標專用權的控告維權案件為例。在刑事控告時，被害單位需要出具鑒定書，該鑒定書是認定被控告人的行為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關鍵證據。代理律師應當清楚該鑒定書可能面臨的質疑，以及司法機關對該鑒定書的審查觀點。

1.被控告人、辯護人對鑒定書的意見

在司法實踐中，被控告人及其辯護律師往往會提出對該鑒定書的否定意見：其一，該鑒定意見的委托程序不合法，鑒定意見應當由公安機關委托鑒定，本案系被害人自行鑒定，不合法；被害單位作為鑒定機構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作出的鑒定意見不具備客觀性、獨立性、公正性。其二，該鑒定意見的鑒定主體不合法，鑒定機構和鑒定人員都不具備司法鑒定資質。其三，該鑒定意見的形式不合法，既沒有附鑒定機構資質材料，也沒有附鑒定人員資質材料。

2.公訴機關對鑒定書的意見

對于辯護方所提出鑒定書不能作為定案根據的辯護意見，公訴機關往往會認為，該證據真實合法，依法可以采信，足以證明涉案產品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其一，從證據種類上看，雖然該證據名稱為×××鑒定意見，但本質上并不是刑事訴訟法上的鑒定意見，而是注冊商標的權利人向司法機關出具的被害人陳述。其二，注冊商標權人有權協助司法機關對涉嫌侵權產品是否侵權進行鑒定，并出具意見。其三，注冊商標權人對其所持有的商標制作細節、防偽細節等最為清楚，注冊商標權人對涉案商標是否為假冒的，具有充分的鑒定能力和條件。因此，注冊商標權人出具鑒定意見，符合法律規定。

3.司法裁判對鑒定書的意見

對于控辯雙方的意見，法院很有可能裁判認為，雖然被害單位出具的書面意見有“鑒定書”的稱謂，但究其實質為被害單位的辨認材料，在證據屬性上屬于被害人陳述，僅系案涉商標權利人向司法機關出具的被害人陳述，而非刑事訴訟法意義上的“鑒定意見”，因此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

例如，姚某涉嫌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案：

該案中，辯護人提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印發的《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11〕3號）第3條第2款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在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時，對于需要鑒定的事項，應當委托國家認可的有鑒定資質的鑒定機構進行鑒定”。因此，涉案商品是否假冒，應當委托有資質的鑒定機構進行鑒定，本案卻隨意由被侵權廠家以及知識產權代理公司出具鑒定文件欲證明案件事實，被侵權廠家以及知識產權代理公司根本沒有鑒定的資格，所出具的文書也并非法律所允許的合法、真實的鑒定。因此，其所作出的鑒定文書不能作為證據使用。

法院裁判認為，《廣東省查處生產銷售假冒偽劣商品違法行為條例》（2012年修訂）第21條第1款后半句、第4款規定：“涉嫌假冒他人商標或者廠名廠址的，可由被侵權人進行鑒別。 生產者、銷售者對檢測結果有異議的，可以自收到檢測結果之日起十五日內向監督管理部門或者其上級部門申請復檢，由受理復檢的部門作出復檢結論；法律、法規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本案3份鑒定意見均由涉案商標的權利人出具，該權利人作為被侵權人，有權對涉嫌假冒其商標的商品進行鑒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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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抗辯焦點，防范辯護策略

為了確定正確的代理策略，代理律師除了仔細研究案件事實細節和證據材料外，還需要對全案后期訴訟過程中的抗辯焦點進行準確預測，并結合辦案經驗，對被控告人可能采取的辯護策略進行有效的防范。如此，既可以提高刑事控告的成功率，也可以增加后續檢察院支持公訴的概率和法院作出有罪判決的概率。

例如，某某科技公司出納涉嫌職務侵占罪案：

某某科技公司向律師咨詢，希望委托律師協助控告該公司出納李某涉嫌職務侵占罪的犯罪事實。該公司出納李某將公司的資金非法據為己有，用于網絡賭博，導致公司900多萬元資金損失。在談判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情況下，某某科技公司希望通過刑事控告手段維權。

在確定對該公司出納李某進行刑事控告之前，代理律師需要仔細梳理案情，預測刑事訴訟程序啟動后，被控告人李某可能采取的辯護觀點和辯護策略。如果被控告人能夠提出有效的辯護觀點，則刑事控告的維權效果會大打折扣，說明刑事控告的策略值得商榷、改進。

代理律師向被害單位某某科技公司了解了幾個方面關鍵事實：第一，涉案資金是怎么保管的、誰保管的？第二，涉案資金如何流轉？第三，涉案資金的權屬是誰？第四，該出納在公司的合同職責和實際工作中的崗位職責是什么？代理律師了解案情后發現，涉案資金原本確實是被害單位的資金，但資金從被害單位賬戶轉到公司董事長的個人賬戶，財務做了“借款”的摘要處理，董事長收到資金后，又安排財務人員將該錢款陸續以現金方式交給公司出納李某保管，后出納李某將該錢款用于網絡賭博，血本無歸。該出納不是公司的財務負責人，公司大額資金平時都不是他保管的。

在該案中，從現有的案情看，如果控告出納李某挪用資金或者職務侵占，李某有可能提出比較有效的辯護策略：其一，涉案資金是公司董事長從被害單位“借”出來的錢，被害單位已經形成了公司對董事長個人的債權，那么這筆錢從法律上看已經不是被害單位的資金，而是董事長個人的資金，所有權屬于董事長個人所有，而不是被害單位所有。如果這個辯護觀點成立，那么，挪用資金罪或職務侵占罪，都很難成立。其二，挪用資金罪或職務侵占罪都是與職務密切相關的犯罪，都是被控告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實施的犯罪。該出納不是公司財務負責人，被害單位大額資金平時不是他保管的，這就意味著他保管涉案900多萬元，不一定是幫助被害單位保管、管理資金的職務行為，不一定是他在公司的職責范圍、職務范圍，而不排除是幫董事長個人保管資金的非職務行為。那么，被害單位控告李某挪用資金罪或職務侵占罪，理據是不充分的。

因此，如果以現在的案情和證據狀況，被害單位匆匆向公安機關控告出納李某挪用資金或職務侵占，刑事控告的維權效果可能并不佳。代理律師應當指導被害單位繼續收集固定更多證據或選擇更妥當的控告策略，有效防范李某后期可能的有效辯點，提高刑事控告的成功率。

主體內容

在刑事控告過程中，刑事控告書是非常重要的材料。刑事控告書的寫作水平直接體現代理律師的辦案經驗和專業能力，很考驗代理律師的辦案水平。優秀的刑事控告書可以促使辦案人員內心確信存在犯罪事實，即使被害人提供的證據材料還有不足之處，也可以予以受理、立案、偵查。水平不高的刑事控告書，可能既沒有講清楚犯罪事實，也無法說服辦案人員，甚至讓辦案人員產生逆反心理，對控告內容提出質疑。

根據我們的辦案經驗，刑事控告材料有兩種寫法：其一，融合事實描述與法律分析的刑事控告書；其二，刑事控告書僅陳述事實，再專門提供法律意見書。根據具體案件情況不同，兩種寫法各有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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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描述與法律分析融合

將控告的犯罪事實與法律分析融合的刑事控告書，實際上是按照三段論的法律邏輯展開敘述的，代理律師通過這三個部分闡述清楚被控告人的犯罪事實，然后再進行潤色提升，讓刑事控告書充分展現被控告人確實處心積慮實施了犯罪行為，且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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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事實

對犯罪事實的敘述，包括描述犯罪事實的經過及對犯罪事實經過的潤色。

其一，論述事實經過。刑事控告的核心內容是將犯罪事實講清楚，包括犯罪人員、犯罪時間、犯罪手法、犯罪經過、犯罪金額、犯罪后果等，將被控告人的作案事實經過講述清楚是基礎，因此，代理律師首先需要將犯罪的經過論述清楚。

其二，潤色犯罪事實。僅僅樸素客觀描述案件發生的經過，其實也是不夠的。畢竟，被害人及代理律師提起刑事控告時，并非作為居中裁判者，而是帶有求刑訴求、要求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因此，在梳理案件事實經過的基礎上，需要進行一定的提煉，總結被控告人的犯罪故意、犯罪手法等。例如，“刻意隱瞞”“虛構”“偽造”“冒用”“非法” “欺騙”等這些能夠讓人馬上感覺到存在犯罪事實的用詞，可以讓案件事實迅速具備犯罪事實的表象。講述犯罪事實經過，既要有控方立場的表現，也要有換位思考的論證，即從公安機關、公訴機關、裁判者多角度來看，犯罪事實是否確鑿無疑?是否有其他可能性？在刑事控告書撰寫時，考慮他們可能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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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分析

被控告人的犯罪事實在法律上如何評判，是否達到刑事立案追訴標準，以及達到哪一檔量刑檔次，是否具有其他加重處罰、從重處罰的情節等，需要進行準確的法律分析。代理律師應當將相關刑法規定、司法解釋規定都找到并梳理出來，在刑事控告書中闡明，讓辦案人員不需要再翻閱法律條文，就可以獲悉本案犯罪事實相關的全部法律依據。然后，代理律師還需要將犯罪事實和法律規定之間的聯系剖析清楚，即論述被控告人的行為符合犯罪構成要件，具備加重、從重處罰的理由等。這就需要代理律師對犯罪手法進行有效的總結、提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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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管轄/移送或特殊問題的法律依據

為盡量避免刑事控告被推諉卸責，代理律師應該提前準備公安機關接受材料、受理本案、有管轄權的所有法律依據，必要時在刑事控告書中予以論述。萬一去現場刑事控告時被拒之門外，還有法律依據可以據理力爭。此外，刑事控告案件所涉及的重復控告、遺漏犯罪事實、多地管轄等特殊問題，也需要代理律師及時預判，并找到解決這些特殊問題的相關法律依據，必要時也要在刑事控告書中予以論述。這些特殊問題在刑事控告過程中很可能無法避免地要涉及、解釋、解決。

例如，任某涉嫌職務侵占罪案：

該案比較特殊，被害單位已經向公安機關進行一次正式的刑事控告，公安機關已經受理案件，并且該案經過法院終審判決，任某已經在服刑階段。只是被害單位刑事控告的犯罪單數比較多、犯罪金額也比較大，但是公安機關刑事立案偵查后僅針對一小部分犯罪事實、犯罪金額移送審查起訴，檢察院也僅就這一部分犯罪事實、犯罪金額提起公訴，后法院也僅根據檢察院指控的內容作出判決。

被害單位再次控告時就面臨這個特殊問題：已經控告過還能不能繼續控告？公安機關可能會因此拒絕受理。此時，代理律師進行刑事控告之前就需要檢索相關法條依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2020年）第175條第3款規定：“對于重復報案、案件正在辦理或者已經辦結的，應當向扭送人、報案人、控告人、舉報人作出解釋，不再登記，但有新的事實或者證據的除外。”根據該規定，本案被害單位以存在新的犯罪事實、新的證據為由，再次進行刑事控告就完全有法律依據。

犯罪事實、法律分析、受理/管轄/移送或特殊問題的法律依據三個方面的內容，幾乎是每一次刑事控告之前，代理律師都需要做好充分準備的內容，刑事控告書需要清晰展示這三個方面內容。這三方面內容能讓刑事控告書變得邏輯清晰、理據充分，公安機關沒有拒絕受理、不予立案的理由。

例如，王某等人涉嫌虛假訴訟罪案：

我們在二審庭審后向法庭提交移送王某等人虛假訴訟犯罪線索的申請書，這份申請書本質上就是刑事控告書。在該申請書中，我們著重闡述王某承認的犯罪事實、闡述法律規定以及論證王某等人構成虛假訴訟罪的理由三個方面的問題。

其一，犯罪事實經過。我們將王某隱瞞債務已經清償的事實作為重點予以梳理論述，其中包括：我們提交的微信聊天記錄，證明涉案的兩筆貸款就是向王某償還借款而辦理的，款項也全部轉入王某指定的收款人賬戶；一審、二審的庭審記錄，證明王某在一審、二審庭審中都明確表示，這兩筆貸款與他無關，與本案無關，王某否認這兩筆還款的事實得到確認。 王某隱瞞債務已經償還的事實被論述清楚。

其二，法律分析。《刑法》第307條之一第1款規定：“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虛假訴訟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第2款規定：“隱瞞債務已經全部清償的事實，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他人履行債務的，以‘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論。”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的《〈關于辦理虛假訴訟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重點難點解讀》明確指出：“司法實踐中存在的隱瞞債務已獲全部清償、仍然起訴要求原債務人履行債務的情況，屬于消極的捏造事實行為，其社會危害性與積極的捏造事實行為并無實質不同，有必要通過刑罰手段予以懲治。”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虛假訴訟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規定：“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零七條之一第一款規定的‘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二）致使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干擾正常司法活動的；（三）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實作出裁判文書、制作財產分配方案……”第3條規定：“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零七條之一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 ：……（二）有本解釋第二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情形之一，嚴重干擾正常司法活動或者嚴重損害司法公信力的……”

王某隱瞞債務已經全部清償的事實，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導致一審法院作出民事判決書，并導致二審法院進行開庭審理，嚴重干擾正常司法訴訟活動、損害司法公信力，并對上訴人李某的財產權利造成實質性侵害，已經構成虛假訴訟罪，且系情節嚴重，依法應當追究其虛假訴訟罪的刑事責任。

其三，移送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深入開展虛假訴訟整治工作的意見》（法〔2021〕281 號）第5條中規定：“人民法院在辦理案件過程中發現虛假訴訟涉嫌犯罪的，應當依法及時將相關材料移送刑事偵查機關。”本案中，王某將法院當作犯罪工具實施犯罪行為，嚴重損害了人民法院的公信力，嚴重擾亂正常訴訟活動，人民法院發現虛假訴訟行為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及時將相關材料移送刑事偵查機關。

經過對這三方面內容的梳理，王某構成虛假訴訟罪的“控告”就邏輯清晰、有理有據，閱讀者看這份文書就可以充分了解王某所涉虛假訴訟罪的事實經過、犯罪構成、犯罪情節及法院應當移送的依據等，不需要再檢索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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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描述與法律分析獨立

刑事控告材料還有另外一種寫法，是將刑事控告書和法律意見書分成兩份控告文件。這種寫法主要考慮被害單位的刑事控告書與以代理律師名義提交的法律意見書并不完全相同，有其各自的特點，而且大多用在法律適用特別復雜、需要單獨分析論述的案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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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控告書的內容

刑事控告書是以被害人或被害單位親歷者的角度將整個犯罪行為細節、過程、背景、后果、證據、證據線索等描述出來的書面材料，法律分析內容比較少或者沒有。刑事控告書往往包括以下幾個部分：

1.雙方當事人的身份信息、案情、背景介紹

刑事控告的當事人之間的關系往往比較復雜，雙方當事人的關系、大致案情、案發的具體背景等都需要解釋清楚，讓看到刑事控告書的人能明白事情的起因。

2.犯罪行為實施的整個過程細節

犯罪行為實施的具體過程，需要由被害人、被害單位進行詳細描述。

3.被害人、被害單位遭到犯罪行為侵害導致的損失情況及侵害所造成的后果

被害人、被害單位因為犯罪行為的侵害，遭受了什么樣的損失，產生了什么樣的后果，需要在刑事控告書中展現，讓辦案人員明白犯罪行為的惡劣程度。

4.被害人、被害單位所掌握的被控告人實施犯罪行為的證據以及相關證據線索

被害人、被害單位自己已經掌握的證據需要梳理清楚，提交給辦案機關。部分證據被害人、被害單位自己無法搜集固定的，則需要將相關證據線索提供給辦案機關，并要求辦案機關及時提取、固定，避免出現關鍵證據滅失的結果。

5.被害人、被害單位的控告訴求

被害人、被害單位進行刑事控告的目的和訴求要明確。一般來說，主要訴求就是追究被控告人的刑事責任，退還相關財產，或者賠償相關損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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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見書的內容

律師提供的刑事控告法律意見書和刑事控告書有很大差別，法律意見書是律師以專業人員的身份和角度來分析被控告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什么犯罪、是否達到立案追訴標準等問題。一般來說，法律意見書應當包括以下幾個組成部分：

1.案件基礎內容

概括被控告人的犯罪經過、作案手法、涉案金額或造成的損失等犯罪事實，可以參考起訴意見書、起訴書的寫法，力求清晰、簡明切中要害。

2.分析被控告人行為的犯罪構成要件符合性

這是對被控告行為的法律分析，可以參考司法解釋、刑法理論教材，對被控告行為的模式、侵害法益、罪名適用等進行深度剖析。

3.分析被控告人的行為是否達到刑事立案追訴標準，以及對應的犯罪情節、量刑檔次等

把被控告人的行為和刑法及司法解釋結合起來，直接明了地認定被控告人的行為觸犯的刑法條文、達到的立案追訴標準和量刑檔次以及應當追究的刑事責任。

4.分析被控告人行為的級別管轄與地域管轄

代理律師需要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據論證接受刑事控告的公安機關是否有權管轄，以盡量防范可能發生的推諉卸責情況。

5.提供類案裁判觀點

同類裁判案例不僅對檢察官、法官辦案有影響，在刑事控告階段，對公安機關辦案人員辦案也有影響。被控告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法院是否判決罪名成立，通過對同類案件的裁判案例整理，可以幫助辦案人員形成內心確信和辦案底氣，讓他們相信并認可被控告人的行為確屬犯罪行為，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

6.法律意見結論

通過上述的事實梳理、法律分析、類案檢索等，得出被控告的行為已經構成犯罪，應當追究被控告人的刑事責任，而且屬于“有犯罪事實發生，屬于本單位管轄”的情形，公安機關應當受理案件、立案偵查。

賴建東律師

宋氏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重大刑事部部長

一直專注于刑事案件的辯護與研究。

代表作：《全流程辯護》、《全方位質證》、《刑事控告實務》、《刑事風險防范》、《如何應對刑事危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