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設下的局：《內沙》里的理想主義者如何被系統性吞噬

文| 巫英蛟

《內沙》沒有戲劇性的沖突結構——它慢，它冷，它沉默到幾近寂滅。然而，導演楊弋樞卻用冷峻的鏡頭為當代中國完成了一次干凈利落的社會學解剖。影片逼迫觀眾直面一個尷尬而真實的事實：我們所處的時代，不需要刀光劍影也足以讓人崩潰、絕望。

影片中的湯老師經營一座有機農場，拒絕高投入、高污染、高科技。他試圖用土地與人之間最溫柔的連接，構筑一套脫離現代主流體系的理想生活圖景。然而，現實很快將這份理想擊得粉碎：農場經營失敗，理想主義的社會實踐最終淪為一場緩慢的自我消耗。

這出悲劇發生在長江入海口的一座沖積島——內沙島。其空間設定本身就帶有某種隱喻意味：內沙島由長江泥沙歷經漫長歲月沉積而成，湯老師的悲劇何嘗不是一種歷史沉積物？

宋襄公行仁義而亡，湯老師做有機而敗。兩起相隔兩千余年的失敗，看似遙遠，實則同屬一物，一種絕望的結構性的失敗綿延、沉積至今。這樣的結構絕仁義，奮私智，沒有掌握精密計算術的人實難立足其間。沒錯，這就是歷史終結后的中國。

湯老師建設的有機農場，既是生產方式的實驗田，也是一個理想主義烏托邦。雖然導演在影片中指向的是有機農業，但它其實只是一個載體，換成鄉建同樣成立，換成吃齋念佛也未嘗不可，都象征著一種想象性逃逸。當城市生活陷入快節奏、原子化的異化狀態，鄉建、有機、打坐成了一種浪漫化的對抗方式。

這樣一種活法，看似主動選擇，實則退無可退。當看到衣著樸素沉默少言的小余來到城市從一群盛裝艷抹的年輕人身旁擦肩而過，當看到她陪母親回到故土被精算師嫂子趕走，我不禁暗嘆：或許，內沙島是她僅剩的選項——城市容不下她，鄉村接不住她。

小余所謂的“自我選擇”，從頭到尾都被框定在一個沒有出路的社會框架內。小余是你，小余是我，小余是當下數以千萬計年輕人的縮影。她逃了出來，落腳內沙，而小李小王小張仍在城中當牛做馬，茍延殘喘。

然而，在中國這片土地上，這樣的逃離注定是徒勞的。湯老師經營的有機農場也注定要失敗——不僅因資金、運營等現實困境，更因其本質上無法真正與腳下的土地建立緊密聯系。

即便湯老師手握50年租期，即便他有雄厚資金，也未必能堅持下去。說到這里，不妨分享一個我不久前調查采訪過的真實案例。

在江蘇鹽城，于淮河入海口堆積而成的河心鹽堿地寸草不生，毫無利用價值。一位企業家來到這里，租下1700畝鹽堿地，租期30年。他立志要做有機農業。數年后，他硬生生將這片鹽堿地改良為可耕土地。然而，很快，現實打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農民伯伯”們集體出場，粗暴瓜分了他的租地。一位村民僅靠轉租搶來的土地，便凈賺百萬。

秦制始，歷史終。自那以后的中國利用其穩定慣性塑造了一群又一群，一代又一代狡黠詭詐之徒。今天，若一個美國人突降中國，定會手足無措；反之，今天任何一個村民穿越回秦皇漢武時代，恐怕會如魚得水般自然。所以，影片中有一個場景與其說是村民堵湯老師的路，不如說是當代中國在堵湯老師的路，更不如說是數千年中國歷史在堵湯老師的路。

在一個棄仁義、爭首功、奮私智的時代，恥渡烏江的楚霸王尚且無法終結這一可怕的歷史慣性，《內沙》中的湯老師又如何做到這在強大慣性的沖擊性下巋然不動。

湯老師的有機農場，跟現實中的不少“精英化返鄉”項目一樣，最終只落得一地雞毛。但也不能說完全一無所獲，至少酣暢淋漓地接受了一次來自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這個歷史結構的厲害之處，在于它可以不動聲色地定向選擇一群人必須失敗。它只要持續運行，就會不斷排除異類。《內沙》所講述的，不止是一個農場的幻滅，而是這個社會如何讓所有敢于相信別的“另一種可能”的人，在不動聲色中幻滅。

這就是《內沙》里的中國，它的昨天與今天，被壓縮進兩個小時的影像中反復回響。那么，明天呢？

若要尋找未來的可能，必須將視線轉向主角小余——她是影片中的未知數，是一個尚未被結構完全吞噬的變量。

影片中朱教授酒后吐真言，他來農場對小余觀察了很久，說小余是最純真的人。即便是有著所謂理想追求的湯老師，在不得已的時候很快就通過計算得出：殺牛抵賬乃最優解。

牛死了，端上餐桌，湯老師和朱教授、村長大快朵頤。只剩小余一言不發獨自流淚。影片中多次出現小余與牛對話的鏡頭，甚至第一個鏡頭就是小余在牛棚里給牛悉心喂草的場景。當臺風襲來吹倒牛棚，小余第一時間趕來，溫柔地低聲安慰那頭驚恐的牛：別怕，別怕。

顯然，只有尚未掌握生存精算術的小孩子才會這樣。她的純真讓觀眾在這部冷寂的影片中感受到了僅有的一絲溫暖。所以，耶穌基督發出這樣的教導：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

影片最后，有機農場已被轉賣，小余牽著僅剩的一頭牛來到江邊，她坐下來告訴牛：我們就在這兒吧。這兒就像天堂，沒有紛爭，沒有算計，只有天空，只有大地，只有樹，只有風……

導演在此處留白，沒有交代小余接下來何去何從。其實，我也不敢去想。只愿上帝保佑小余，守護這微弱但尚未熄滅的生而為人的“另一種可能”。

老實說，這樣的電影本身就設有一道無形的門檻。我相信絕大多數人會覺得它沉悶無趣，就像貝拉·塔爾的《都靈之馬》那樣令人難以忍受的“無趣”。但只要一個人還在思考，哪怕是在絕望中掙扎著思考，他就不可能對片中那些隱而未言、言而未盡的痛無動于衷。

《內沙》于2024年第26屆上海國際電影節華語新風單元國際首映，隨后經上海國際電影節“一帶一路”電影巡展機制推薦，亮相匈牙利米什科爾茲國際電影節“聚焦中國”(CHINA FOCUS)單元進行展映。2021年，還在劇本階段的《內沙》就曾入圍上海國際電影節電影項目創投創作中項目單元。

即便取得了這樣的成績，《內沙》依然難以迎合所有人的審美趣味，正如“手撕鬼子”依舊擁有它的市場。但必須說明的是，《內沙》所呈現的遠不止本文所探討的這些層面。比如，備受討論的“女性視角”，又如具體而微的“有機農業”實踐，乃至那條我尚未展開敘述的關鍵線索——曾“被精神病”的小余母親，都構成了影片不可忽視的面向。

好電影如好小說，從不甘于被簡單分類、粗暴歸納。它們總是泥沙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