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上柱國都貶值的勛官濫發，唐朝為何要搞中國版“普發公民權”

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披瀾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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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在談及羅馬衰落的原因時，卡拉卡拉敕令（安扥尼努斯敕令）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公元212年，皇帝卡拉卡拉將羅馬公民權賦予帝國境內除部分邊緣群體外幾乎所有自由民，這一政策深刻重塑了帝國的社會、經濟和法律結構。這無疑為羅馬軍隊的“蠻族化”埋下了伏筆。敕令頒布僅5年后，卡拉卡拉即被刺殺，帝國也旋即陷入長達50年動蕩之中。無獨有偶，東方的唐帝國在數個世紀后，也實行類似的一個政策。事實上，在唐代，也有類似“普發公民權”的勛官濫發問題。那么，大唐的普發公民權導致了什么結果呢？

有人認為，卡拉卡拉因弒弟繼位，合法性受質疑，所以才會以這種賜予公民權的方式試圖爭取民眾支持；但也有學者從經濟角度出發，認為此次敕令的本意其實是通過公民權的普及來擴大稅基，增加中央收入。

然而無論其初衷如何，普發公民權的惡劣影響卻極其明顯：公民權作為一種帶有階級屬性的身份特征，一旦進行普發，其價值自然也就無從談起。由于公民權成了所有自由民的“標配”，士兵喪失了通過服役去獲得公民權的動力，服役積極性大幅下降

事實上，在唐代，也有類似“普發公民權”的勛官濫發問題。唐代勛官體系中各級勛官的名稱最早可以追溯至西魏北周。

西魏府兵制最初建立時，為方便府兵系統自上而下管理，設立了極其明確的“戎秩”，其等級自上而下分別為:六柱國、十二大將軍、二十四開府儀同三司、四十八儀同三司、九十六大都督。而在大都督之下，還有帥都督、都督兩級。自柱國到都督，皆為戎秩。這時的戎秩，為實權領兵的將官。

西魏戎秩中，柱國、大將軍地位最高，有參與國政決策的權利，中層戎秩自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可以開設幕府、儀仗等同三公，而最基層的戎秩則是大都督→都督，分別統率千人至百人不等的部隊。

但很快，為了籌勞有功之臣，部分官員也被封為柱國大將軍、大將軍之類，《周書》記載：“自大統十六年以前，十二大將軍外，念賢及王思政亦作大將軍。然賢作收隴右，思政出鎮河南，并不在領兵之限”。

可見，如念賢及王思政等人雖然被封為大將軍，但卻并不統兵。這使得周代的戎秩開始有了虛銜性質，即只享受待遇、地位，而無實際執掌。

恭帝三年，宇文泰開始施行六官九命制：“柱國、大將軍均正九命。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均九命;大都督八命。帥都督正七命。都督七命”。

可以說，在此時，如柱國、大將軍之類的戎秩，基本已經等同于身份地位的象征，而具體的職務還需要另外兼領，比如柱國兼刺史。有意思的是，在宇文泰掌權后期，戎秩基本已經跟“戎”毫無關系，如民部尚書柳慶，一個從未上過戰場的純粹文官，也可以被授予“驃騎大將軍”號。

到了隋代，又起了新的變化，隋文帝廢北周“戎秩”改為“散實官”（后稱“散職”），依舊分十一等，最高階改稱上柱國（正二品）、柱國（從二品），下至都督（正七品）。

以品階來厘定十一等官無疑讓這一制度變得更加規范，但好景不長，隋煬帝繼位后，于大業三年（607年）取消十一等勛官，僅保留上柱國至都督的稱號，勛官的實際功能被散官（如光祿大夫）取代。

從隋煬帝的表現來看，他本人對于勛官的授予是相當“謹慎”的。或者說，他較為慳吝于對功臣將士們授予勛官。《大唐創業起居注》記載，唐高祖李淵在反思隋朝覆滅時說“且皇隋敗壞，各歸于此。雁門解圍之效，東都援臺之勛，在難即許授大夫，免禍則唯加小尉。所以士無斗志，將有墮心，版蕩分崩，至于今日”。

雁門之圍時隋煬帝倉皇無比，為激勵將士殺敵，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賜物百段，有官以次增益”，雁門之戰結束后，一萬七千多將士中得勛官者有一千五百人。

值得詬病的是，隋煬帝授勛標準遠遠低于圍城時的許諾，“一戰得第一勛者進一階，其先無戎秩者止得立信尉，三戰得第一勛者至秉義尉,其在行陣而無勛者四戰進一階，亦無賜”。

立信尉是隋煬帝改制后十一階勛官中的最低階，與正六品的建節尉之間還隔著“奮武、宣惠、綏德、懷仁、秉義、奉誠”六個等階，“無戎秩者止得立信尉”顯然與之前“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的許諾相差巨大。

實事求是的講，隋煬帝“在難即許授大夫，免禍則唯加小尉”的這種做法的確讓人寒心。不過，一萬七千多人中一千五百人受勛官，這一比例是否算少還需要結合實際情況。至于唐高祖之所以會屢屢diss隋煬帝授勛吝嗇，或許是因為他在勛官的授予上“過于大方”了。

李淵太原起兵時并非一帆風水，他的諸多黑歷史也和他此段經歷的曲折有著不小的聯系，大業十二年，李淵“率太原部兵馬，與馬邑郡守王仁恭北備邊朔……帝（李淵）與仁恭兩軍兵馬不越五千余人”，這五千余兵馬絕大部分是太原與馬邑地區的府兵。次年，李淵討伐歷山飛，“賊黨老幼男女數萬人并來降附”。

這包括府兵和義軍在內的數萬人本應是其起兵時最早的基本盤，然而突厥“數侵馬邑，帝遣副留守高君雅將兵與仁恭并力拒之。仁恭等違帝指蹤，遂為突厥所敗”。這次大敗甚至驚動了遠在江都的隋煬帝，煬帝差點“以淵與王仁恭不能御寇，遣使者執詣江都”。可以想見，其損失之慘重。

正因如此，當劉武周進逼太原時，李淵不得已違背禁令，私自募兵，“旬日之頃，少長得數千人”。但新募之兵不堪一戰，突厥來犯時“遣首賊帥王康達率其所部千余人，與志杰府鷹揚郎將楊毛等”出戰突厥。

面對騎兵兵鋒，這支舊班底也損失殆盡。這就導致在太原起兵時，李淵幾乎是千方百計的去擴充自己的兵力，為此，他不得不向來投的各方許以高官厚祿。

“豈有矢石之間，不辨貴賤，庸勛之次，便有差等，以此論功，將何以勸！……諸部曲及徒隸征戰有功勛者并從本色勛授”；

“義士等各以名到先后為次第，泛加宣惠（正七品）、綏德（從七品）二尉官”；

“有關中人欲還者，即授五品散官放還……自是以后，未歸附者，無問鄉村堡塢，賢愚貴賤，咸遣書招慰之，無有不至。其來詣軍者，帝并節級授朝散大夫以上官”。

顯而易見的是，這種優待無疑都是以勛官作為籌碼而做出的。唐朝建立之初對于勛官的授予習慣無疑會極大程度地影響之后的繼任者。

武德七年，李淵再次改訂官階，勛官也再次更名，如“上柱國”、“柱國”之類的稱呼再次回歸，新的勛官的品階被定格在了正二品與從七品上之間，品階有了明顯的下降，《職官二》:

“凡勛，十有二轉為上柱國，比正二品。十有一轉為柱國比從二品。十轉為上護軍，比正三品。九轉為護軍，比從三品。八轉為上輕車都尉，比正四品。七轉為輕車都尉比從四品。六轉為上騎都尉，比正五品。五轉為騎都尉，比從五品。四轉為驍騎尉，比正六品，三轉為飛騎尉，比從六品。二轉為云騎尉，比正七品。一轉為武騎尉，比從七品。”

自此，勛官成為專門酬答將士軍功的專屬位階。

其實從武德七年改制之后的勛官品階也能看出來，唐代勛官作為軍功獎勵，已經和北周、隋代時有所不同，其獲得門檻已經大幅降低。

周、隋以降，官員的官職，其實可以分為四種不同的體系：散官，職事官，封爵，以及勛官。除爵位較為少見外，唐代散官用于彰顯品階和序列，職事官才能確定官員真正的差事和掌握的職權，而勛官作為軍功體系的結果，并不能真正替代職事官和散官。

也正因為如此，勛官雖然名為“官”，但和真正意義上的官員卻不能等而化之。只不過，有賴于唐朝初年濃重的尚武風氣，此時勛官之待遇和地位可謂優渥。

勛官可以免除交納租庸調:“勛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后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級者，皆免課役。”

除此以外，勛官可以依據自身品階，獲得相應的土地:“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戶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五頃，頃車都尉七頃......云騎尉六十畝。”

除此以外，勛官還可以通過銓選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散官或者職事官，《新唐書》記載:

“凡勛官九百人，無職任者，番上于兵部，視遠近為十二番，以強干者為番頭，留宿衛者為番月上。外州分五番，主城門、倉庫，執刀。上柱國以下番上四年，驍騎尉以下番上五年，簡于兵部，授散官。

“凡勛官選者，上柱國，正六品敘，六品而下，遞降一階，驍騎尉、武騎尉，從九品上敘。”

這種政治特權還可以門蔭子孫，勛官之子可以通過番上和納資的方式入仕，只不過，二品、三品勛官僅等同于職事官五品子條件，這無疑也在無形中限制了勛官子弟入仕的渠道。

不過，勛官作為單純為了酬答軍功而設立的官制，在戰事激烈的時期就很容易出現濫發的問題。太宗，勛官泛濫就已然初現苗頭。征高句麗時，為了激勵出征將士士氣，“凡渡遼海者，皆賜勛一轉”。

高宗咸亨五年，“戰士授勛者動盈萬計”。光宅元年，“又比來諸道軍行，敘勛多濫，或端居不出，以貨買勛，真偽相蒙，深為巨蠹。”

對于唐廷而言，勛官待遇的兌現并非即時的，但其鼓勵士氣的效果卻立竿見影，和直接賞賜錢糧布帛相比，這種類似于“分期付款”的方式當然就越用越順手。而到了高宗、武則天時代，勛官這種軍功官階又逐漸成為統治者拉攏朝臣的手段之一。

證圣元年，劉知幾曾因為勛官濫授的問題上書皇帝，“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勛，無功獲賞，徼幸實深。其厘務當官，尸素尤眾，每論說官途，規求仕進，不希考第取達，唯擬遭遇便遷。或言少一品未脫碧衣，待一階方被朱服，遂乃早求笏帶，先辦衫袍。今日御則天門，必是加勛一轉；明日饗宣陽觀，多應賜給一班。”

唐代勛官之濫授，到天寶年間已經達到了夸張的地步。學者傅玫曾經對天寶年間敦煌縣六個鄉的差科薄進行統計。六個鄉中，勛官在中男以上男子中所占比例平均為18%。

雖然敦煌地處西北邊陲.因有鎮守邊疆滿五年就可酬勛五轉的規定，勛官比例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即使如此，全國勛官數量之多、比例之高依然可見一斑。日本學者野開三郎西村元佑認為唐玄宗時期七、八百萬全體課稅壯丁中，包括勛官的免課壯丁達到150萬人以上，而西村元佑的看法更為激進，認為唐玄宗時期全體壯丁中的大約35％是勛官被授予者。

如此龐大的群體，想要按照唐律百分百的享受免役、勛田或者銓選，無疑成為了一種奢望。

濫授帶來了一系列不良影響。勛官制度的本質是在塑造一個軍功階層。然而當這一階層人數過多，在大蛋糕沒有太大變化的情況下，個體所能獲得的收益自然就大大減少了。

就拿勛官授田來說，前面提到，上柱國為30頃,以下逐級遞減，至云騎尉、武騎尉為60畝，比照均田制度每丁百畝，其待遇無疑相當優厚。但是根據現代學者對于敦煌戶籍殘卷的考證，勛田的授予很少有足額配備的。

事實上，不僅勛田如此，均田制的實行情況同樣如此，從現存的籍帳看,幾乎不存在完全按令授足土地的情況。如西州之類的狹鄉（人多地少的地區）,土地的還授實際上是以每丁10畝的標準進行的。而在寬鄉（田地較為寬裕的地區）,土地授予率還略微好一些，能達到均田令所規定的30-40%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官僚貴族階層同樣在侵潤著勛田的基本盤，這是因為這些形勢之家中的官員、貴族多有勛官傍身，其勛級又往往頗高，這又為他們廣占田地提供了合法理由。

至于勛官們免除租庸調的特權，也因為授官群體的日益龐大變成了一個笑話。需要注意的是，按照唐律令，勛官雖然可以免除課役、正役和雜瑤，但實際上還需要服色役。

色役是一種特殊的役種。其本身就是針對勛官和匠戶等人的特殊勞役。事實上，普通百姓若被征色役，本就可以免除課役。據此，《唐代勛官的實際意義》一文認為“勛官從中得到的實際利益并不象律令表明的那樣大。”

不過，這里仍需要解釋的一點在于，雖然同樣需要服色役，勛官和白丁能選取的工作是截然不同的，在勛官濫發尚不嚴重之時，朝廷頗為重視勛官的地位。

如在選拔州縣的倉督或市令時，“取勛官五品以上職資九品者,若無通取勛官六品以下,倉督取家口重大者為之……”(《唐六典》);在選任里正和縣司時，“選勛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干者充”。至于一些地位低下的賤職,則只選任白丁充任。

《隋唐五代經濟史料匯編校注》的作者王永興對敦煌唐代差科簿中26種色役進行歸類，按服役者身份將色役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官吏，又分為貴族和非貴族，包括三衛、親事帳內、散官、勛官等；第二類服役者身份是良民，包括防、庶仆、白直、事力、仗身、幕士、執衣、門夫、雜匠等；

第三類服役者的身份是賤民，有番戶、雜戶、樂工、獸醫、騙馬、調馬、群頭、栽接等。可見，唐廷是通過為勛官挑選比白丁優越業種的方式，保證了勛官在役制上的特權地位。

可惜的是，在勛官“通貨膨脹”的時候，這種選擇上的優待同樣也就不能保持了。

“授勛者動盈萬計。每年納課，亦分番于兵部及本郡當上省司。又分支諸曹，身應役使，有類僮仆”。當勛官貶值至名不副實，其政治地位也就無從談起了。

勛官入仕的道路在天寶后也越加艱難。原來，勛官雖然不能直接入仕，但只要繼續番上輪值就能取得銓選資格。但在天寶時代，番上輪值的時間越來越長不說，銓選時對于勛官的文化、時務經驗要求越來越高。勛官出身者也被層層限制，“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應至三品”，之后，這一限制甚至被加碼至五品。

昔日隋朝大將韓擒虎的人生理想是“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唐高宗時期，劉仁軌并子侄三人都是上柱國，其居所所在被稱作是樂城鄉三柱里。而到了安史之亂爆發前夕，一位名為張無價的昭武校尉（正六品上階），早早的就因軍功被授予“上柱國”勛階。

至于此時正六品昭武校尉的含金量？基本上約等于無。這時不僅勛官濫授，像昭武校尉這類的武散官官位也是大批發。據《資治通鑒》記載，安祿山為自己麾下士兵請功，曾經一次性“超授將軍者（從三品以上）五百余人，中郎將者（從四品）二千余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曾經被韓擒虎視為追求目標的上柱國完全成為虛名，“據令乃與公卿齊班，論實在于胥吏之下，蓋以其猥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

勛官已經不再是出任散、 職官的正途，勛田、門蔭也越發艱難，對于部分百姓而言，從軍已經難見出頭之日。而均田制的破壞更是進一步挖空了大唐的兵員基礎。為逃避兵役，中產以下農戶“有熨手足以避府兵者”，而“人身少壯， 家有錢財，參逐官府者，東西藏避，并即得脫”。曾經支撐起大唐盛世的府兵制，也就此土崩瓦解。

參考文獻：

1、余新忠《唐代勛官的實際意義》

2、楊盧瞳《唐代勛官入仕與社會流動》

3、馬志立《唐代勛官制度若干問題研究》

4、李家男《唐代折沖府府兵研究》

5、李兆宇《從“漸及朝流”到“專酬戰士”_唐代勛官演變考論》

6、呂博《踐更之卒,俱授官名——“唐天寶十載制授張無價游擊將軍告身”出現的歷史背景》

7、孫俊《唐代的農民參軍與社會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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