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和尚都好色，自古宗教皆斂財：從釋永信被調查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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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有朋友留言詢問，說最近怎么更新少了，兩個原因。

一是睡眠一直不好，有點犯懶；二是沒有流量，自然也就少了寫作的動力。

寫還是會寫的，不過很難像前兩年那樣日更了。

引子：

釋永信被查，其實一點也不意外。

相反，在校尉看來，作為方外之人，一直深度參與紅塵俗世，行走在違法、違戒傳聞中的釋永信，直到現在才被正式調查，才真是有點意外。

再說透一點，那就是如果沒有宗教外衣的保護，高調的釋永信，應該早就被查了。

關于釋永信為何被查，根據少林寺官網的權威消息，一是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占項目資金、寺院資產；二是嚴重違反佛教戒律，長期與多名女性保持不正當關系并育有私生子。

即便沒有權威的消息發布，釋永信的毛病，大致也能猜到，無非就是財色二字。至于因為財色，又會引發哪些更加嚴重的衍生罪行，就需要等最后的調查結果了。

校尉能說的是，肯定不止財色二字，因為財色不過是和尚的通病、宗教界的痼疾，單是普通的財色問題，弄不倒金槍不倒的釋永信。

關于和尚對財色的偏好，咱們的老祖宗，老早就有精辟而風趣的總結。

比如民間所謂的禿驢，比如蘇東坡總結的不禿不毒、不毒不禿，比如《水滸傳》中描寫的一個字是僧、兩個字是和尚、三個字鬼樂官、四字色中餓鬼，比如《二刻拍案驚奇》中的和尚見錢經也賣、瞎子見錢眼也開，比如白居易寫的愛錢如命命如絲、佛面刮金世所嗤，比如《西游記》中阿儺、伽葉向唐僧索賄還得到了佛祖的支持……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早就為和尚貼上了貪財好色的標簽。

人們常說，只有錯誤的名字，沒有錯誤的外號。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民間總結的人物標簽，也從來都是深刻而準確的。

實際上，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寬，就會發現，貪財好色，不僅是佛門酒肉和尚的心頭所好，也是所有宗教的先天基因，尤其是在斂財上。

因為財色、財色，財在色前，有財才有色、有財就有色，好色只是階段性的欲望，貪財卻貫穿了人生始終。

作為個體，佛門也罷、其他宗教也罷，不乏人格完美的高僧、圣人，否則宗教也發展不起來。

但作為整體，宗教與財色，卻又總是糾纏在一起，體現在幾乎每一個普通的僧眾、教士身上。

壹：愛財不是病，貪財、斂財才是

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作為高度社會化的動物，人與動物最大的區別之一，就是有著復雜的貿易活動——社會的本質，就是通過構建特定的社會組織形態，促進勞動成果的交換效率，進而提升人類的整體生存能力。

動物靠覓食、捕獵維持生存，人類靠交換勞動成果提升生存能力，進而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

從經濟學的角度講，作為社會細胞的家庭，同時也是勞動成果交換最基本的單元——大家熟悉的男耕女織，與其說是相濡以沫的愛情故事，不如說是互通有無的勞動合作。

男耕女織、男主外女主內，其實就是一種高效的勞動合作關系

區別在于，家庭有親情綁定，即便有勞動價值的交換，也不存在赤裸裸的貿易關系，但在家庭之外的社會結構中，貿易不可或缺。

只有通過貿易高效地交換勞動成果，才能實現人類的社會化大分工，才能催生燦爛的人類文明。

為什么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之后，單身主義開始流行？因為現代文明下的社會化大分工，極大地減小了夫妻關系的勞動合作價值，提供了單身主義的經濟基礎。

回到正題，要高效地交換勞動成果，就離不開貨幣和其他隨時可以變現的硬通貨，也即所謂的財產。

因此，愛財既是人類最重要的社會屬性、也是人類后天形成的生存本能，在社會規則之下，合理合法地獲取勞動報酬、合理合法地追求財富自由，從來就不是什么丑事。

貪財、斂財則不是，因為它們都建立在不勞而獲、盤剝他人、巧取豪奪的基礎上，本身就是對社會規則的破壞。

盡管從理論上說，合法地獲取勞動報酬，與貪財、斂財有著明顯的區別，但在規則運行的過程中，總是存在許多灰色地帶、總是有人能夠突破道德與法律的約束，獲取不屬于自己的財產。

非法的斂財行為，相對好控制，比如廣泛存在的貪污腐敗、行賄受賄，雖然無法杜絕，但至少有清晰的法律邊界。

灰色的斂財行為，往往難以控制，因為它們本來就游走于道德與法律之外的灰色地帶，你知道它是不道德的，但卻很難用法律來約束它。

甚至在很多時候，人們都很難判定，這樣的灰色行為，到底是否符合道德。

比如神職人員利用宗教解釋權，蠱惑、恐嚇信眾供奉財物。

在宗教神權體制下，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合法的。即便是在世俗化政權體制下，這種看似你情我愿、實則宗教欺詐的行為，因為信眾心甘情愿，在道德層面很難進行徹底的批判，更無法納入行政與司法監管流程。

正因如此，對于寺廟、道觀普遍存在的斂財行為，官方其實很難干涉。

貳：自古宗教皆斂財

要深刻理解自古宗教皆斂財，還要從宗教的起源說起。

本質上說，宗教誕生之初，是作為一種心理安慰劑被創造出來的，后來又被統治階層改造為統治工具。

因為早期人類對自然的認識相當膚淺，更無力對抗各種自然災害，在天災面前，為了激發斗志、安撫人心，各種神話人物、神話傳說應運而生，為蒙昧之中的人類提供精神指引。

人類能夠度過史前時代的野外生存考驗，宗教的心理安慰作用至關重要。

但在這個過程中，統治階層利用自身的社會地位和知識壟斷，很自然地拿到了宗教的解釋權，一邊將其發展為完善的宗教思想體系，一邊將君權神授的核心理念寫入其中。

正因如此，人類社會的早期組織形態，不管是原始部落還是奴隸制國家，幾乎都是政教合一的神權統治體制。

關于周文王發明六十四卦、撰寫周易的傳說，正是對政教合一神權統治方式的描述——周朝要想取代商朝，首先就要拿到神權，而占卜正是當時最重要的神權體現方式。

雖然最高行政首腦與最高宗教領袖未必是同一個人，雖然最高行政首腦與最高宗教領袖之間會有激烈的權力博弈，但行政權與神權互相融合、高度綁定、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乃是早期人類社會的常態。

而不管是最高行政首腦與最高宗教領袖合二為一的絕對型政教合一統治模式，還是兩者分開的相對型政教合一統治模式，宗教斂財都是必然。

在前一種模式下，神權就等于行政權，可以名正言順地掌控國家財政權力，進而將國家財政收入納入宗教庫房。

在后一種模式下，神權與行政權達成了平衡，為了保住行政權的相對獨立性，行政首腦必然會向宗教神權讓渡經濟利益。而失去行政權的神職人員，一方面權力欲望無法得到滿足，因而必然轉移到財色等其他欲望上，另一方面又不用直接承擔行政責任，再加上神權的道德加持，因而不會對欲望進行任何克制。

在人類歷史上，宗教神權體制，以及雖然失去行政權但卻保留著神權的宗教體制，往往是最為殘忍、最為雙標、最為虛偽、最為貪婪的統治制度，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宗教的庇護下，神職人員被神圣化，高高凌駕于普羅大眾甚至是貴族官僚之上，既不用對天下蒼生負責、也不會因作惡而受到懲處。

比如在歐洲殖民的過程中，修道院就以開辦寄宿學校的名義，對原住民兒童搞集中營式的管理，虐待甚至殺害了無數原住民兒童，在美國、加拿大等地的基督教寄宿學校，都挖出了大量的兒童骸骨。

至于伴隨其中的虐待、強奸，從這幾年不斷披露的神職人員性侵男童案、性侵幼女案，完全可以想象，當年的神職人員，又是何等殘忍、無恥的群體。

正如前陣子《中國之外無信史：換個角度看西方偽史，二戰都敢篡改，更何況古代》中提到的，中國有相對獨立的史官制度，君主的行為受到史官的制約；在西方的神權體制下，修道院為了吹捧神權而留下的記錄就是幾乎唯一的史料，這樣的黑歷史，他們自己不可能記錄，后人只能憑邏輯去推理。

再比如印度的種姓制度，其實就是一種神權政體。別看婆羅多自詡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在校尉看來，他就是一個集神權統治、種族主義、殖民體制于一體的縫合怪。

有點發散，回到宗教斂財。

在中世紀以前的歐洲，長期存在兩套稅收體系，一是歐洲教廷，一是封建領主。

為了斂財，教廷發明了五花八門的稅收手段，除了廣為人知的什一稅——基督徒必須向教廷上繳收入的十分之一，還有額外什一稅——支持十字軍東征，圣職授職費——各級神職人員任命、覲見教廷時的獻禮，初熟之果——新任神職人員需將首年收入上繳教廷……

更惡劣的是，稅費之外，教廷還發明了臭名昭著的贖罪券。只要愿意花錢，教廷就會代表上帝，赦免信徒的一切罪行，包括強奸、殺人等十惡不赦的罪行。

信眾通過供奉財物賄賂神明，乃是各大宗教的普遍現象，但都是信徒的自發行為，神職人員頂多是加以蠱惑、誘導，像基督教這樣明碼標價的，確實非常罕見。

不僅是歷史上的歐洲教廷，即便到了今天，采取神權政體的伊朗，為了拉攏教士階層，也設立了120多個宗教基金會。

這些宗教基金會獨立于國家治理體系之外，既不接受行政體系的領導，也不接受司法監督、經濟審計，更不用向國家財政納稅。它們大肆擴張，與伊朗革命衛隊的下屬企業一起，控制了伊朗的石油、電力、通信、金融等領域。

據伊朗前總統內賈德爆料，伊朗最為富裕的300個教士家庭，就掌握了伊朗60%以上的社會財富。

神權政體是如此，作為神權政體的對立面，在宗教世俗化最為徹底的中國，道佛兩教尤其是佛教，也有許多利用宗教地位斂財的例子。

比如利用神權威懾和道德綁架，蠱惑信眾奉獻家產；比如利用官方賦予的免稅地位，大肆購買地產；比如發放高利貸……

中國歷史上幾次著名滅佛運動的動機，除了根除佛教在意識形態層面對皇權的沖擊，更重要的是，佛門大肆斂財尤其是大量吞并土地、隱匿人口，已經威脅到了國家的生存。

前面說了，愛財乃是人之常情，為什么在宗教界體現得尤為明顯呢？

三大原因。

一是宗教本身的影響力巨大。

前面說了，從發明出來那天起，宗教就是一種心理安慰劑。

作為一種自我保護機制，人類在遇到無法解決的難題時，都會本能地尋找心理依托。歷史悠久、流傳甚廣的宗教，自然也就變成了人類社會最為普遍的心理安慰劑。

不管是否信仰宗教，除了極少數堅定的無神論者、唯物論者，絕大多數人遇到困境時，都會很自然地想起宗教——用未知的神明來對付未知的困難，這是很自然的反應。

而在人類社會的演化過程中，人類總是會面對很多無法解決的困難。區別在于，在古代，這種困難多以自然災害的方式出現，在現代，這種困難多以復雜社會問題的方式出現。

正因如此，即便是在幾千年前就實現了宗教世俗化的中國，雖然宗教很早就被排除在國家行政體系之外，但作為一種心靈慰藉手段，宗教依然有著極其頑強的生命力，依然在民間廣泛流傳。

受眾廣泛，宗教也就有了足夠的斂財對象。

二是宗教發揮作用的主要方式就是賄賂。

宗教發揮心理安慰作用的主要方式，就是向神明表達虔誠的信仰。

所謂信則靈，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可見，宗教信仰原本與錢財無關，但在人類社會運行的過程中，卻逐漸與錢財綁定。

一方面，這是神職人員刻意的歪曲。

為了斂財，必須抬高神明的價格。正如《西游記》中佛祖的名言：但經不可輕傳，亦不可以空取。向時眾比丘圣僧下山，曾將此經在舍衛國趙長者家與他誦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脫，止討了三斗三升米粒黃金，我還說他們賣賤了，教后代子孫沒錢使用。

另一方面，是蕓蕓眾生習慣了通過錢財來表達感情。

這也是人類社會活動最基本的邏輯，你愛誰，自然就會舍得給誰花錢。金錢不是衡量感情的唯一標準，但確實又是衡量感情的重要標準。

因此，贖罪券、香火錢、供奉、施舍等五花八門的宗教賄賂形式，就此大行其道。

這種方式，無疑是反邏輯的——如果神明真的存在、真的那么神通廣大，他們還會在乎錢財嗎？如果神明真的因為錢財而包庇、免除世人的罪孽，甚至滿足某些人邪惡的請求，那神明還是神明嗎？

三是宗教設定的道德標準嚴重虛高。

所謂神明，本該是人類社會道德體系的化身。

因此，在大多數神話體系、宗教體系中，至高無上的神明，都代表著人類理想中的道德君子。

同理，侍奉神明的神職人員，也必然擁有超越常人的道德標準。

問題在于，神明可以理想化，絕大多數神職人員卻根本做不到。

正如孔子對子貢的批評一樣，贖回淪為奴隸的魯國人卻不領取賞金，只會抬高道德標準，讓普通人失去做好事的動力。

所謂因勢利導，要培養社會道德，首先要設立一個基于利益關系的正反饋系統——做好事，就會有好報。當正反饋系統建立起來并逐漸形成社會風氣之后，道德標準自然也就建立起來了。

可惜的是，宗教需要無限神化神明，因此，宗教給神明設立的道德標準，以及據此設立的神職人員道德標準，往往嚴重脫離實際。

道德標準定得太高，就必然會形成逆淘汰現象：心口如一的人，往往會主動或被動地退出；口是心非的人，反而混得如魚得水。

釋永信、釋行正師徒的故事，正是一個典型的逆淘汰例子：口是心非的釋永信混得風生水起，心口如一的釋行正，雖然因為品行問題堅決反對釋永信接任，但最終還是沒能阻擋釋永信上位。

叁：從來和尚都好色

在中國的道佛兩大宗教中，道士的形象要比和尚好很多，尤其是在好色上。

這種差別，主要是由兩大宗教的教義決定的，尤其是在對女色的道德標準設定上。

道教分為兩大流派，正一派與全真派。

正一派發源于漢末的五斗米教，允許居家修行，可以結婚生子、飲食不忌葷腥，修行方式側重于符箓法術、齋醮儀式，為民間提供捉鬼驅邪、祈福禳災的服務，是一個典型的入世修行教派，并且很接地氣。

咱們熟悉的港劇《僵尸道長》，林正英扮演的道長，就屬于正一派。

全真派是北宋末年由王重陽創立的，雖然托名道教，但卻融合了儒釋道三教的思想，尤其是在修行方式上，全真派與佛教一樣，要求出家修行，不允許結婚、忌食葷腥，修行以打坐和內丹修煉為主。

相比正一派的滿身市井煙火氣息，全真派更注重關起門來的自我修煉，入世的程度要低很多。

有這樣的教義區別，再加上誕生時間相差將近千年，正一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更加深遠。

實際上，全真教能夠發展起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走通了上層路線。作為王重陽最得意的弟子，丘處機說動了成吉思汗，成為蒙古國師，在元朝，全真教達到鼎盛，道觀遍布全國。

但在民間，正一派更能代表道教的傳統形象。

因此，允許結婚生子、不戒女色的正一派，反而讓道教擺脫了好色的標簽——人的欲望，總是需要釋放的，而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有合理合法合規的釋放途徑，就不會選擇歪門邪道。

即便是全真派，因為將禁欲視為修煉內丹的根本要求，等于將禁欲由要我做轉變為我要做，在很大程度上，也極大地減少了道士奸淫的幾率。

因為世人修道，大多是為了長生，既然選擇了追求長生，自然也就有了放棄性欲的自覺。

相比道教，佛門卻是另外一套游戲規則。

首先，相比道門對財物的灑脫，佛門更喜好錢財。

中國歷史上，有滅佛運動而無滅道記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道教追求個人修行，不喜歡囤積錢財，佛門卻深陷財欲而不能自拔，經常出現大量吞并土地、隱匿人口、放高利貸、收取高額地租等現象，甚至危及皇權穩定。

財色財色，這兩大欲望，本來就糾纏在一起。不能克制財欲的和尚，自然也就難以克制色欲。

其次，佛門色戒是外部要求，道門色戒是內在要求。

前面說了，道士加入道門是為了追求長生，而按照道門的修煉方法，要長生就要禁欲。

相反，佛門修的是來世，雖然也強調戒色，但卻屬于外部強加的規則。

第三，傳統文化的影響。

根據《歷代刑案類編》的統計數據，在中國歷史上（唐朝至清朝），僧眾的年均性犯罪率為每萬人3.2例，道士為0.4例，兩者的比例為8倍。

這個數據，一方面說明，和尚犯色戒的比例確實要比道士高得多，另一方面也證實了，道士也并非都是圣人，同樣有犯戒的例子。

正因如此，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之中，和尚的形象普遍不如道士。

這是一個螺旋遞進的過程，因為和尚更加貪財好色，所以民間對他們的感觀不佳；而這種不好的感觀，又進一步固化了和尚的負面形象。

結語：

從來和尚都好色，自古宗教皆斂財。

作為宗教世俗化最為徹底的中國，都很難杜絕釋永信這樣的宗教界亂象。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類始終都有解不開的困惑與困難，需要某種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來開解。

在校尉這樣的理工男、無神論者看來，用財物賄賂神明、甚至某些女明星用身體賄賂神棍，都是非常可笑的反邏輯行為。

但我們卻無法否認，宗教所代表的超自然信念，確實為很多人提供了思想慰藉。

科學的盡頭是神學！

不管人類科技如何發展，總會面臨我們解釋不了的自然現象、解決不了的社會難題。

因此，作為人類文明的伴生物，宗教依然會長期存在下去，神職人員、神棍的斂財好色行為，也會長期存在下去。

我們自己可以不信神、不信教，但卻無法武斷地阻絕他人也許是唯一的心理慰藉方式——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