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的中國需要什么樣的“開放”？

文 | 延觀風

前一段時間，某簽證政策引爆了全網焦慮。其背后的深層次問題在于，一切外交和外貿政策都必須服務于國內利益，這是最最基本的常識和政策出發點。

但作為后發國家，在我們長期引入外國資本、技術以求發展的過程中，不少土殖在思想上徹底跪拜了外國，一些新的外向型經濟利益強相關者（簡稱新買辦）的屁股坐到了外國，一些部門把“開放”從手段異化成了目的，這些都產生了相關對外政策、言論或行為損害國內利益的風險。相比政策本身，背后的這種系統性風險更加值得我們關注和警惕。（才不是為自己沒趕上熱點開脫）

“移民換種”的風險并非空穴來風

在5000年獨特而悠久的歷史中，中華民族形成了與西方民族主義根本不同的民族觀，這應該是我們認識民族和移民問題的基點。逆向民族主義者也好，大漢族主義（皇漢）也好，都在套用西方或者日本的框架滿足自己的情緒價值，這都會對民族利益國家利益造成嚴重的損害。

中國的民族觀可以用兩句話概括：“華夏入夷狄則夷狄之，夷狄入華夏則華夏之”。逆民接受西方價值觀、潤到西方國家甚至返過來為害中國，就算血緣再“純正”也是夷狄，所以之前放出“美國擬包機將中國潤人遣返回國”時，大家的反應都是吃了蒼蠅一樣惡心。

關于“夷狄入華夏”，離不開東亞的中華秩序。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原王朝在人口、經濟和技術上都是東亞板塊的主導，中華秩序邊緣的民族以接受漢文化為必要前提，逐步融入更核心圈層的政治經濟生活秩序，是古代民族史的主線。

這種獨特的融合能力極大擴展了中華民族的概念，也是我國現在領土范圍的基石。但這個過程也混合了太多的戰爭與血淚，更不能一代而就。尤其是近代西方以強權打破了東亞中華秩序，強行植入基于西方民族主義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兩種民族觀念的不同至今仍在給我們的治理和宣傳帶來麻煩，比如日本軍國主義和新清史界炮制的所謂“非中國論”和“二元帝國論”等等。

也正因為獨特的民族觀和民族史，我們沒有西方民族主義敘事下的無限細分不共戴天，更不必理會西方為近代民族主義野蠻一面贖罪搞出來的“多元化”“包容性”包袱。何況近代民族主義極大固化了各民族的身份文化認同，按中華秩序的標準，個人融入的成本都被大幅抬升，“夷狄入華夏”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拒絕大規模移民涌入是堅持中華主體地位的紅線。

就像網絡上分析的那樣，如果非要就細節而論，那么這個政策本身的風險是可控的。因為本科學歷等等只是申請簽證的門檻，不是獲得簽證的充分條件。就像美國使領館卡中國理工科學生的簽證，英國使領館誤傷了心向西方的土殖，只要守住簽證發放的關口，阿三再怎么“向往”也拿不到合法入境身份。

然而，大規模放開移民限制的推力始終存在，并在持續通過各種渠道影響政策，網友的擔憂不能以“陰謀論”簡單論之。尤其在國內勞動力成本持續攀升的經濟背景下，“無國界”的企業主除了產業外遷，還有一個選擇就是大規模引入低價外勞。

比如梁建章，之前一直以“為解決中國人口問題奔走呼吁”著稱，因為提出了不少直接發福利促生育的政策，社會名聲還相當不錯。然而在2024年初一次訪談中他還是說漏了嘴，赤裸裸地你不生中國也有下一代，只不過可以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非洲人，在中國的領土享用你們和父輩建設的成果。“為解決中國人口問題”，實際上是“解決中國企業主的勞動力問題”而已。

最近被網友又一次翻出來的全球化智庫（CCG），不光創始人的國籍和工作履歷成謎，也確實一直在通過各種論壇、內參等渠道，傳播大規模引入外國“人才”的政策建議——而梁建章是CCG的資深副主席。所以，推動放開國門的有組織行動確鑿存在，只不過還沒有在體制內登堂入室，但更值得警惕。

開放是手段，不是目的

中央、地方、高校的外事部門搞出的負面輿情相當不少，主要集中在外國人在華超國民待遇，包括很多“入夷狄”回國反而比“華夏”享受更高地位。

超國民待遇來自我國與先發國家在資本、技術等方面的落差。為了“求”國外優質要素參與國內經濟建設，不得不開出全方位的超高溢價，蘇聯專家的專家公寓和特供小灶如此，改革開放后外國資本的免稅補貼、要素保障亦如此。

對外國人的超國民待遇，是外國先進資本和技術的附加品，除了吸引技術、管理人員來華，甚至包含了些“千金買馬骨”的味道。可外國不是什么高素質天堂，馬糞的占比遠遠高于馬骨的比例，更何況真正駿馬的比例。大量社會資源花在了馬糞上，福利保障迫切需要提高的中國人民當然不滿意。

一些說法認為，外事部門對超國民待遇的執著源自周總理的“外交無小事”，但實際上“外交無小事”這句話是對將出國的外交官說的，本質上和對會計說“做賬無小事”沒什么區別。

讓超國民待遇退而不絕的，是官僚機構把手段異化為目的的“應試”慣性。為了服務提高國內科創能力、吸引更多國際人才，中央要求加強海外人才來華交流，并將此作為我們的KPI，那我們就盡一切辦法把海外學者弄進來。高精尖人才的招攬政策已經有了，得怎么做出增量KPI呢？哦那不是還有大把本科生的青年學者嘛！

——不負責任地揣測的話，這個政策的誕生過程大抵如此。在執行過程中，“為了”的目的被忽略，“完成KPI”主導了政策制定考量。即使輿論沸反盈天，這個政策甚至可能成為今年工作報告中的重要一筆。

不光外事部門如此，再舉個入境消費的例子。從23年末開始，我國對一些國家實施單方面免簽，從最開始的發達國家，逐漸擴展到最新一批的拉美東南亞國家，單方面免簽國已經達到到了40多個。同時，外國人在華消費優惠政策也在不斷擴展，包括提高退稅額度，在機場等常見的退稅點之外，設立很多位于城市內部的免稅店，現在則開始試行“即買即退”政策。

為什么入境消費如此受重視呢？因為促消費拉動內需是這幾年的重大部署，管消費的商務部門正好也有涉外職能。在國內社零等消費數據不好看的情況下，入境消費基數小，動輒實現兩位數甚至三位數的增長，同時還能滿足部門另一個“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KPI，甚至在美國瘋狂抬高關稅壁壘的背景下，生出了“外國人來華代購”的敘事，一魚三吃，這種一石三鳥的完美“應試答卷”，推動和宣傳的力度當然極其充沛。

促消費的目的是讓中國人更多分享自己勞動的成果，過上更高品質的生活，而不是追求幾個增速數字。入境消費不光解決不了收入分配、激發消費內生動力的根源，連促進消費本身的作用都不多。1.3億人次入境看著很龐大，但乘以在華逗留時間，豈可和在這片土地上度過365天的14億人相比；雖然入境消費增速往往接近3位數，但基數太小，不到7000億人民幣怎么可能拉得動76萬億的消費體量。

再舉一例，歐盟決定從27年全面開征“碳關稅”，簡單地說就是為了環保大業，歐盟就要按照產品的碳足跡含量加征一筆關稅。一眼丁真，鑒定為找個理由打壓中國產業罷了，畢竟在歐盟標準下，中國的水電不清潔，風電光電也有碳排放，就算你真凈零排放，還有一萬種理由給你加關稅。但很多部門和地方的應對政策是反思自己，花大價錢投資綠電可追溯的“零碳園區”，背后當然是投資、外貿的KPI蒙蔽了他們的大腦。

平視世界，開放原則必須適應時代的發展

中國發展的一大特點是快，快到了很多思維觀念和政策體系來不及適應發展階段的變化。當我們的國力已經坐二望一，年輕一代開始平視世界的時候，很多方面的思維慣性、激勵慣性、利益慣性仍然沒有調整過來。

70年代末我們將“開放”與“改革”并列，是因為后發國家不開放就不能實現經濟技術的快速發展，遑論對發達國家的趕超，彼時的“開放”，就是盡快盡多地引進來，在國內形成經濟增量。但隨著我國的跨越式發展，到今天我們既不稀缺資本，在大多數技術領域也不再和發達國家存在鴻溝，引進國外資本、專家、技術對國內發展的邊際貢獻越來越小。

而且當今世界環境下，自由貿易的幻想泡泡早已破滅，對等互惠原則更是不見所蹤，不是我們開放就能換來別人的開放，允許我們的產能產品進入市場，連促進外向型經濟的作用都在下降，的確是時候重新審視應該怎樣調整“開放”的含義和地位了。

去年，一些公眾號集體哀嘆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外國人變少了，外資投資減少了，進而躍遷到中國又開始閉關鎖國、逆國際化了云云，屬實可笑。

以前我們引進的先進機器，壞了自己都不會修，需要老外工程師常駐，現在還哪有這個需求。以前跨國公司在中國大賺超額利潤，現在本土制造業打得老牌廠商找不到北，還指望他們繼續來華重資產投資建廠？這明明是發展的結果，是全球市場競爭的結果，在某些逆民心目中，“愛具體的外國友人”優先度遠高于“愛抽象的自由市場理論”。

所以，我們不僅要防止“開放”從手段變成目的，更要重新思考開放作為手段，對實現我們的目的還能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加入CPTPP談判就很典型，這就是一個“除了中國”的圍堵性貿易協定，連市場制度遠不及我們完善的越南都能加入，那我們不能加入是因為不符合它所謂的“高標準”嗎？在我們和東盟有RCEP的情況下，加入CPTPP的增量效益能有多少？有必要為了加入而加入，甚至為了符合所謂“高標準”削足適履、調整我們國內的制度體系嗎？

誠然，CPTPP對勞動保護的要求確實是我們要改良的（可專家們都盯著CPTPP的國企改革標準，興奮地挾洋自重倒逼私有化），但絕不應該為了加入CPTPP而改革，而是真正改變重資本重外貿的政策導向，通過國內自主改革優化勞動權益和民生保障。作為一個成熟的經濟體，一個有著獨特優勢和獨有難題的大國，在改革上還要被外部牽著鼻子走，是不可能完成符合自身發展需要的體制轉型和經濟升級的。

平視世界的中國需要平等意味更濃的開放導向，開放必須是有選擇的，而這種選擇必須服從國內利益。高水平開放的含義就是，對于確實能夠促進我們發展的高水平產業、企業和人才，我們要張開雙臂竭誠歡迎，不要給人家開大門關小門。堅決防止為了開放而開放、打腫臉充增速，實際利用外資、外國人入境人數和消費等指標應該從考核體系中被踢出去，包括高校所謂“國際化”的指標。

更重要的是，要把研究怎么開放、怎么滿足外國人訴求的精力更多轉移回國內，把科技創新、市場秩序塑造、勞動權益維護、民生保障等領域的主動改革放在更突出位置，真正勇于刀刃向內觸動既得利益，不要再做開放倒逼改革、開放拉動發展的過時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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