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身后，當代科學體系來到了十字路口

文 | 天書 北方朔風

當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先生因病于2025年10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3歲。這位科學巨匠的去世，無疑令人遺憾。他不僅是整個二十世紀以來的物理學泰斗，對于中國物理學的貢獻也是功勛卓著的。在我國物理學科相關建設上，楊振寧先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們當然應該懷念，紀念這位偉大的科學家，但是如何才算是真正懷念呢，或許我們應該思考一些深刻的問題。在輿論場中，由于楊老在物理學上的主要貢獻，對于非物理專業的人來說確實相當難以理解，所以圍繞楊老的輿論中，理論方面的少，反而卻總是產生一些與科學無關的爭論。

不過，人類科學體系及其背后的理性主義，在被新自由主義侵蝕以及極化趨勢沖擊下已經走到十字路口的今天。這些看似無關的爭論對于科學又變得十分重要起來。

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復雜糾葛

在中文互聯網中一直有種論調，把楊振寧和鄧稼先錢學森對立起來。不過后來在楊老回歸中國國籍之后，這種輿論就減少了。這類輿論大概來自于兩種看似對立的意識形態，但又屬于同一種二極管思維。

一種是說楊老在建國頭幾十年沒回國，然后直到2015年才回歸中國國籍如何如何。

這種說法是很奇怪的，畢竟楊振寧先生又不是某些潤到美國之后天天罵中國的碼農。楊振寧先生從70年代以來，對中國的科研事業就很上心，無論是大科學裝置還是科研梯隊建設，他在很多方面都起到了巨大幫助。不需要等到他回歸中國國籍，就能證明他的愛國之心。

另外一種則是反過來，說包括楊老在內的一些華人科學家不回來是對的，在國內的結果如何如何。這種無非就是說去美國比回新中國好，說中國意識形態對科學的影響太嚴重，進而否定新中國的發展路線。

肯定也有這樣的情況，兩種相反觀點的人很多時候是同一伙人，無非是根據需求選擇扮演哪一種。

首先我們從科學自身的規律來說，科學家是個很大的范圍，不同科學家工作之間的差距是十分夸張的，在討論的時候，把所有科學家一概而論，是非常不合理的。不同的科學家適合不一樣的環境，這是很基本的問題。

楊振寧先生是基礎物理大師，基礎物理顧名思義，很多研究是無法直接投入應用的，同時還需要一些大科學裝置才能驗證理論。當時的新中國，確實缺乏這方面的能力，從個人發展的角度來說，楊振寧先生去美國沒什么奇怪的。而且我國對于出國的人才一向是很寬容的，他們愿意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做科學貢獻，我國一向是支持的。實際上和楊振寧先生類似的科學家不在少數，無非是他最有名氣罷了。

錢學森和鄧稼先的情況就不一樣了。錢學森是負責航天器系統工程設計的，而鄧稼先是負責核物理的，當時的美國雖然有這方面的崗位，但是他們對華人顯然是有很大的抵制。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他們不可能得到發展，再有才華也是沒有用的。

實際上不要說冷戰時代，就算是今天，大家可以對比一下馬斯克手下兩個公司，SPACEX和XAI華人面孔的比例差別，就明白至今這種歧視依然存在。而在特朗普狂砍NASA科學預算的今天，錢學森參與創立的中國航天系統，大概率有機會在很多領域超越錢學森出身的傳奇實驗室JPL，這也就是歷史進程和個人奮斗的結合吧。

這正是我們討論過很多次的那個問題。人才當然和天賦有很大的關系。但哪怕是天縱奇才，也需要平臺去發揮出來。美國確實有著強大的科研力量，但是卻未必適合每個人發揮出來，而當年的中國雖然基礎薄弱，但是在不少方向卻有著很大的空間。所以事實證明，無腦復讀什么“中國人才都跑美國了”的那些人，就算要利己，也當不了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而只能當愚蠢的利己主義者。

然后在意識形態對科學的影響方面。應該說，20世紀以來沒哪個主要國家的科學發展之路沒有受到過意識形態的強烈影響。人類的現代科學體系發展至今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走過很多彎路，這個彎路自然包括如何處理科學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這一任務至今仍是沒有完成的，或者說從有現代科學以來，還沒存在過與意識形態完全無關的科學體系。

對于科學與意識形態之間的復雜關系，或許在楊老生前，當世沒有多少人能比楊老有更具有歷史厚重感的認識。美國從曼哈頓原子彈計劃到二戰后的泰勒氫彈計劃，哪一項是與意識形態無關的呢？

偉大的科學家無疑都具有一種使命感和責任感，否則無法支撐其獲得山巔之上的成就。但使命感和責任感最后總是要依附到具體的觀念和立場中具現。而楊老作為那段歷史，那個圈子的親歷者，對科研項目與科學家的意識形態從何而來有過精辟的闡述:

比如像馮·諾依曼、泰勒他們在政治上的見解不是從一開始就這樣的，都是慢慢演變成這樣的。這個演變與整個世界局勢的發展變化有密切的關系。你的解釋把人分成兩類，實際人不是分成兩類的，在兩個極端之間，人的分布是連續的。另外，一個人在政治里的位置是隨時都在改變的。(厚宇德采訪楊振寧)

楊振寧與奧本海默

所以在曼哈頓項目中，不只有奧本海默和泰勒這兩種對立面，還有給蘇聯傳遞相關情報的富克斯，還有48年去中國的陽春（還是楊老開車送她踏出前往中國的第一站），還有替寒春隱瞞了這件事情的費米。（詳見我們以前文章《諾蘭拍的不是奧本海默，是普羅米修斯》）

在重大歷史節點中，頂尖的科學家們不會避諱，甚至會主動去思考，去追尋屬于自己的意識形態，而且就像楊老所說，這種位置的分布是連續的，與整個世界局勢的發展變化有密切的關系。

反而是一些俗人庸人甚至殖人，總是臆想出一種處于真空中的科學，以此來藏否人物。然而他們總是混亂的雙標的，他們根本就連自己受到多少意識形態影響都茫然不知。

必須得承認的是，我國選擇潤出去的某些人，確實不怎么聰明，他們沒有思考潤出去之后自己怎么辦這種事情。但他們實在是沒必要以自己的思維，來去思考這些最為聰明的頭腦的想法。

在理想與現實的夾縫中如履薄冰

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科學和意識形態之間的糾葛是復雜的，一味肯定也不能一味否定意識形態對科學的影響。我們應當做的是，尊重科學規律的復雜性，尊重現實的復雜性。

新中國初期由于國力基礎孱弱，確實對于基礎物理談不上友好。在特定經濟基礎的情況下，科學的發展必然會受到限制，以新中國當時的情況，科研經費與資源極度有限的情況下，著重于能短期得到回報的項目，這實在是合理與無奈的決定。

同樣，在討論十年風波對科學影響的時候，我們也不難發現，當時的運動，對應用科學影響較小，理論科學影響較大。這當然有意識形態影響的因素，但也是當時經濟基礎所決定的。畢竟基礎科學太花錢，回報率又不明確，取舍也是必然的選擇。

只有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程度，才能有機會嘗試面面俱到的發展科學。沒有當年優先發展核武器，保障國家的基本安全，也沒有今日中國科學的發展，二者并不是對立的，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我們既需要楊振寧，也需要錢學森和鄧稼先，還需要更多優秀的科學家。

由于不理解現實的復雜和無奈，有些人認為如果那時沒有意識形態影響我國科學將如何如何；

另外一些人則相反，認為如果堅持那時的路線，就可以在今天很快解決某些領域自主問題。這顯然也是忽視了理論科學與應用科學的差異，一個商品化的應用產品，不是說造出來就能解決的，而是需要和其他產品進行競爭。競爭需要的成本是巨大的，科研不能搞意志戰勝物質的幻想。

上述兩種想法可謂一體兩面，都簡單粗暴的看待意識形態與科學之間的因果關系，都以為科學的發展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實際上，中國的科學發展，假如開了天眼確實有不少可以優化的空間，但是因為整體的發展趨勢受到經濟規律制約，所以總體上能優化的空間實際上并沒有那么多。今天各種應用產品自主化的實現，也是基于當下的經濟基礎的。

多數人因為冷戰以來科技的飛速進步，都很容易產生一種錯覺，即科學發展到今天是理所當然的。實際上恰恰相反，將歷史維度拉長，科學的發展反正是需要如履薄冰的，需要在在理想與現實的夾縫中小心前行。既不能徹底偏離理想的坐標，又要時刻小心警惕理想的狂熱與自負摧毀現實脆弱的基礎。

楊老恰恰是能高度理解這種復雜性的人。典型例子是楊老反對中國建設超大型加速器。他在八十九十年代推動了我國一批大科學裝置的實現，對我國的大科學有巨大的貢獻。但是面對超級粒子對撞機的計劃，他堅決反對，理由是這個計劃成本太高，帶來的科學回報太少。

這就是很現實的考量，就算是基礎科學，也需要考慮投入與產出的比例，假裝虛空之中存在某個可以無限給科學投資的實體，那只是自欺欺人。

楊老對現實復雜性的理解在他的采訪和言論中比比皆是，這里不再舉例。當然，楊老對高能物理的悲觀看法，認為其已經“過時了”，是有主觀的成分，甚至有少量關于物理學發展未來方向的私心。這也很正常，也是復雜現實的一部分。這種私心對科學家來說十分合理，很多科學家的成功，正是來自于這種私心。

而且我國從來沒有要求在愛國這個問題上，每個人都那么純粹，那本來就不現實。我國一向講的是個人利益通過國家發展從而實現。某些人大概是把自己的自恨投射在了一些問題上面，才有了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想法。

當代科學體系已然來到十字路口

大概在2019年有一篇很火的文章題目是《楊振寧的最后一戰》，那篇文章引用楊老的觀點，認為基礎物理“盛宴已逝”。那篇文章是從學科本身的情況來討論。然而幾年過去，國際局勢快速變化對科研體系的整體影響，已遠超出了單一學科自身面臨的困境。

特朗普上任以來，美國的科學經費受到重創，其中被沖擊最為明顯的，就是各路基礎科學行列。導致這一現狀的，除了以硅谷為代表的美國科技企業家對理論科學的不屑，還有長久以來美國積累的對科學界反感的情緒。

面對這樣的威脅，雖然各個學校號稱是鐵骨錚錚，但是實際上面對特朗普還是會不得不服軟。美國各個領域的基礎科學預算，基本上都遭到了毀滅性打擊，雖然這些影響暫時不明顯，但是從長期來看，對全球科學界的影響是很現實的。

雖然歐洲號稱要吸收流失的人才，但是現實是，歐洲的經濟狀況無法供養那么多研究人員，在當下的地球上，大概只有美國和中國有能力供養這么多的理論研究人員。從這個角度來說，筆者著實覺得，歐洲的諾獎委員會，應該抓緊給中國多發幾個諾獎，中國目前還是很吃這一套的，也是基礎科學最大的投資者之一。否則全球科研系統，怕是要支持不下去了。

不過現實中，這幫人顯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沒有意識到，新世紀獲得了三十個諾貝爾獎的日本，在高市早苗這種極右翼上臺之前就從各種角度削減了科學預算；也沒有意識到，歐洲國家的財政系統，已經難以支持科學系統的更新。

他們依然沉浸在舊日的驕傲之中，沒有意識到系統性的科學危機即將到來。他們只是把當下的混亂，當做是特朗普帶來的短時間風潮，這樣的行為實在是太過于鴕鳥了。

人類發展了百多年的現代科學體系是如此脆弱。我們還是以超級對撞機的爭論為例。楊振寧先生認為這個項目很難有什么突破性成就，物理學界持有這個觀點的人不在少數。理由也很簡單，想要驗證某些理論上的特殊粒子，需要的能級是非常夸張的，就算造地球那么大的加速器，也實現不了。現實中能建造的巨型加速器能實現的突破其實很有限。

不過這也不是高能物理學一家的問題，比如說類似弦理論這樣的理論，在數學上確實很好看，但是幾乎無法在現實中驗證，類似的情況，在多個前沿領域不止一次地發生。前沿理論與現實應用的距離，在當下已經越來越遙遠了。在這種情況下，反對建設這種大工程的聲音就會占多數。

這其實很符合經濟學上的邊際效應，當投資達到一定規模之后，擴大投資帶來的只會是投資收益的遞減。這個效應隨處可見，但在科學這個問題上，我們常常忽視這一點。

太多人把科學的飛速發展當成理所當然，甚至肆意破壞人們對科學和理性的信任基礎。無疑，科學在當代常常變成了某種宗教，因為它長期被與西方的先進形象綁定，又長期與進步主義綁定。

然而科學的本義不是宗教，反而是一些人要把它當成宗教來加以利用。所以我們這些年能愈發清楚的看到，當科學的話語權越來越轉移到中國人手中時，科學就被從宗教和進步的神座上拽下來了。或者，有一些人開始定義哪種科學是文明的，哪種科學是邪惡的。

當一些人仍然在汲汲于自身的傲慢，自身的算盤與私利對科學的形象進行擺弄時，由于新自由主義的侵蝕，由于晚期資本主義帶來的群體極化與民粹趨勢，科學體系的維系基礎，社會大眾對于科學的信任基礎已然變得不樂觀。

所以，今天我們在懷念楊振寧先生的時候，真正應該思考的問題應當是，當下的科學體系，以及支撐科學體系的理性主義究竟應該何去何從？而中國面對當下的世界的混亂，又該做些什么？

這不好回答，但是很遺憾，現在已經到了必須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刻了。當下西方世界對科學的質疑，很大程度也是對于主流意識形態的質疑，長遠上，如果我們提出不了比西方更有意義的意識形態，那也同樣避免不了科學體系難以維系的局面。從另一方面來說，理想中我們當然希望一種真正超然于意識形態的科學降臨，但那顯然得是世界大同之后才能產生的事。

眼下，仍然是要尊重科學與現實的復雜性。科學有著本身應有的理想，使命與責任，但它不應當是宗教，不應當是種某進步主義神話。它的發展，它對現實的作用，都需要我們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探尋，需要我們長懷警醒。

縱觀楊振寧先生的一生，無論是年少時代的求學，還是在美國的求學與科研，或是70年代開始，支持中國的物理學發展，到最后的落葉歸根。楊振寧先生的個人發展與學術進程，與國際局勢和意識形態的變遷密切相關。

如今，如楊老這種從人類現代體系初期，一直站在科學之巔一路見證發展至今天，具有深厚歷史厚重感的路標式人物已經越來越少，等這一代人全部退場，我們將會徹底脫離科學和理性之樹的歷史根源，開始在全新又未知的風暴中漂泊探索。我們如何尋找新的路標，錨定新的歷史導航點？希望在楊老身后，這一切能盡快有一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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