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我在德國經歷的“二戰(zhàn)”，在不知不覺中，螺絲越擰越緊

“二戰(zhàn)”開啟，慢慢地肉和黃油限量供應了，慢慢地面包限量供應了，慢慢地其他生活用品也限量供應了。在不知不覺中，螺絲越擰越緊。等到人們明確地感覺到時，這螺絲已經擰得很緊很緊了。

1935年，清華大學與德國簽訂了交換研究生的協定，季羨林報名應考被錄取，于同年9月赴德國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學，歷時十一年。此文為其晚年回憶錄。

季羨林寫道:

我于1935年夏天離家，到北平和天津辦理好出國手續(xù)，乘西伯利亞火車，經蘇聯到了德國柏林。我自己的心情是：萬里投荒第一人。

在這一段從大學到教書一直到出國的時期中，我的心鏡中照見的是：蔣介石猖狂反共，日本軍野蠻人侵，時局動蕩不安，學生兩極分化，這樣一幅十分復雜矛盾的圖像。

馬前的桃花，遠看異常鮮艷，近看則不見得。

我在柏林待了幾個月，中國留學生人數頗多，認真讀書者當然有之，終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國民黨的大官，自蔣介石起，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國“流學”。這些高級“衙內”看不起我，我更藐視這一群行尸走肉的家伙，羞與他們?yōu)槲椤?/p>

“此地信莫非吾土”，到了深秋，我就離開柏林，到了小城又是科學名城的哥廷根。從此以后，在這里一住就是7年，沒有離開過。

德國給我一月120馬克，房租約占百分之四十多，吃飯也差不多。手中幾乎沒有余錢。同官費學生一個月800馬克相比，真如小巫見大巫。我在德國住了那么久的時間，從來沒有寒暑假休息，從來沒有旅游，一則因為“阮囊羞澀”，二則珍惜寸陰，想多念一點書。

我不遠萬里而來，是想學習的。但是，學習什么呢？最初并沒有一個十分清楚的打算。第一學期，我選了希臘文，樣子是想念歐洲古典語言文學。但是，在這方面，我無法同德國學生競爭，他們在中學里已經學了8年拉丁文，6年希臘文。我心里彷起來。

到了1936年春季畢業(yè)的那一學期，我在課程表上看到了瓦爾德施米特開的梵文初學課，我狂喜不止。在清華時，受了陳寅恪先生講課的影響，就有志于梵學。但在當時，中國沒有人開梵文課。現在竟于無意中得之，焉能不狂喜呢？于是我立即選了梵文課。

在德國，要想考取哲學博士學位，必須修三個系，一主二副。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兩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我從此走上了正規(guī)學習的道路。

1937年，我的獎學金期滿。正在此時，日軍發(fā)動了盧溝橋事變，虎視眈眈，意在吞并全中國和亞洲。我是望鄉(xiāng)興嘆，有家難歸。

但是天無絕人之路，漢文系主任夏倫邀我擔任漢語講師，我實在像久旱逢甘霖，當然立即同意，走馬上任。這個講師工作不多，我照樣當我的學生，我的讀書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爾到漢學研究所來一下。這情況一直繼續(xù)到1945年秋天我離開德國。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正式開幕。我原以為像這樣殺人盈野、積血成河的人類極端殘酷的大搏斗，理應震撼三界，搖動五洲，使禽獸顫抖，使人類失色。然而，我身臨其境，只不過聽到幾次法西斯頭子狂嚎——這在當時的德國是司空見慣的事。

好像是春夢初覺，無聲無息地就走進了戰(zhàn)爭。戰(zhàn)爭初期階段，德軍的勝利使德國人如瘋如狂，對我則是一個打擊。他們每勝利一次，我就在夜里服安眠藥一次。積之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guī)资甑慕K生痼疾。

最初生活并沒有怎樣受到影響。慢慢地肉和黃油限量供應了，慢慢地面包限量供應了，慢慢地其他生活用品也限量供應了。在不知不覺中，螺絲越擰越緊。等到人們明確地感覺到時，這螺絲已經擰得很緊很緊了。

德國法西斯頭子統治有術，而德國人民也是一個十分奇特的民族，對我來說，簡直像個謎。

后來戰(zhàn)火蔓延，德國四面被封鎖，供應日趨緊張。我天天挨餓，夜夜做夢，夢到中國的花生米。我幼無大志，連吃東西也不例外。有雄心壯志的人，夢到的一定是燕涎、魚翅或大魚大肉，哪能像我這樣沒出息的人只夢到花生米呢？餓得厲害的時候，我簡直覺得自己是處在俄鬼地獄中，恨不能把地球都整個吞下去。

我仍然繼續(xù)念書和教書。除了挨餓外，天上的轟炸最初還非常稀少。我終于寫完了博士論文。此時瓦爾德施米特教授被征從軍，他的前任已退保的老教授Prof.E.Sieg(西克）替他上課。他用了幾十年的時間讀通了旺火羅文，名揚全球。

按歲數來講，他等于我的祖父。他對我也完全是一個祖父的感情。他一定要把自己全部拿手的好戲都傳給我：印度古代語法、吠陀，而且不容我提不同意見，一定要教我吐火羅文。我乘瓦爾德施米特教授休假之機，通過

了口試，布勞恩口試俄文和斯拉夫文，羅德爾口試英文。考試及格后，仍在西克教授指導下學習。

我們天天見面，冬天黃昏，在積雪

的長街上，我攙扶著年逾八旬的異國的老師，送他回家。

我忘記了戰(zhàn)火，忘記了饑餓，我心中只有身邊這個老人。

我當然懷念我的祖國，懷念我的家庭。此時郵政早已斷絕。杜甫詩云：“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我卻是“烽火連三年，家書抵億金”。事實上根本收不到任何信。這大大地加強我的失眠癥，晚上吞服的藥量，與日俱增，能安慰我的只有我的研究工作。

此時英美的轟炸已成家常便飯，我就是在饑餓與轟炸中寫成了幾篇論文。

大學成了女生的天下，男生都抓去當了兵。過了沒有多久，男生有的回來了，但不是缺一只手，就是缺一條腿。雙拐擊地的聲音在教室大樓中往復回蕩，形成了獨特的合奏。

到了此時，前線屢戰(zhàn)屢敗，法西斯頭子的牛皮雖然照樣厚顏無恥地吹，然而已經空洞無力，有時候牛頭不對馬嘴。從我們外國人眼里來看，敗局已定，任何人也回天無力了。

德國人民怎么樣呢？經過我十年的觀察與感受，我覺得，德國人不愧是世界上最優(yōu)秀的人民之一。文化昌明，科學技術處于世界前列，大文學家、大哲學家、大音樂家、大科學家，近代哪一個民族也比不上。而且為人正直、淳樸，各個都是老實巴交的樣子。在政治上，他們卻是比較單純的，真心擁護希特勒者占絕大多數。

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希特勒極端誣蔑中國人，視為文明的破壞者。按理說，我在德國應當遇到很多麻煩。然而，實際上，我卻一點麻煩也沒有遇到。聽說，在美國，中國人很難打入美國人社會。可我在德國，自始至終就在德國人社會之中，我就住在德國人家中，我的德國老師，我的德國同學，我的德國同事，我的德國朋友，從來待我如自己人，沒有絲毫歧視。這一點讓我終生難忘。

這樣一個民族現在怎樣看待垂敗的戰(zhàn)局呢？他們很少跟我談論戰(zhàn)爭問題，對生活的極端艱苦，轟炸的極端野蠻，他們好像都無動于衷，他們有點茫然。

一直到1945年春，美國軍隊攻入哥

廷根，法西斯徹底完蛋了，德國人仍然無動于衷，大有逆來順受的意味，又仿佛當頭挨了一棒，在茫然、漠然之外，又有點昏昏然、懵懵然。

驚心動魄的世界大戰(zhàn)，持續(xù)了6年，現在終于閉幕了。我在驚魂甫定之余，頓時想到了祖國，想到了家庭，我離開祖國已經10年了，我在內心深處感到了祖國對我這個海外游子的召喚。

幾經交涉，美國占領軍當局答應用吉普車送我們到瑞士去。我辭別德國師友時，心里十分痛苦，特別是西克教授，我看到這位耄耋老人面色凄楚，雙手發(fā)顫，我們都知道，這是最后一面了。

我連頭也不敢回，眼里流滿了熱淚。我的女房東對我放聲大哭。她兒子在外地，丈夫已死，我這一走，房子里空空洞洞，只剩下她一個人。幾年來

她實際上是同我相依為命，而今以后，日子可怎樣過呀！離開她時，我也是頭也沒有敢回，含淚登上美國吉普。我在心里套一首舊詩想成了一首詩：

留學德國已十霜，

歸心日夜憶舊邦。

無端越境入瑞士，

客樹回望成故鄉(xiāng)。

這10年在我的心鏡上照出的是法西斯統治，極端殘酷的世界大戰(zhàn)，游子懷鄉(xiāng)的殘影。

1945年10月，我們到了瑞士。在這里待了幾個月。1946年春天，離開瑞士，經法國馬賽，乘為法國運兵的英國巨輪，到了越南西貢。在這里待到夏天，又乘船經香港回到上海，別離祖國將近十一年，現在終于回來了。

此時，我已經通過陳寅恪先生的介紹，胡適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湯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來工作。我寫信給在英國劍橋大學任教的哥廷根舊友夏倫教授，謝絕了劍橋之聘，決定不再回歐洲。同家里也取得了聯系，寄了一些錢回家。我感激叔父和嬸母，以及我的妻子彭德華，他們經過千辛萬苦，努力苦撐了11年，我們

這個家才得以完整安康地留了下來。

當時正值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激烈進行，交通中斷，我無法立即回濟南老家探親。

我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個夏天。在南京曾叩見過陳寅恪先生，到中央研究院拜見過傅斯年先生。1946年深秋，從上海乘船到秦皇島，轉乘火車，來到了暌別11年的北平。深秋寂冷，落葉滿街，我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說不出來是什么滋味。陰法魯先生到車站去接我們，把我暫時安置在北大紅樓。

第二天，會見了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湯先生告訴我，按北大以及其他大學規(guī)定，得學位回國的學人，最高只能給予副教授職稱，在南京時傅斯

年先生也告訴過我同樣的話。能到北大來，我已經心滿意足，焉敢妄求？但是過了沒有多久，大概只有個把禮拜，湯先生告訴我，我已被定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時年35歲。當副教授時間之短，我恐怕是創(chuàng)了新紀錄。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望。

我暗下決心：努力工作，積極述作，庶不負我的老師和師輩培養(yǎng)我的苦心！

此時的時局卻是異常惡劣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剝掉自己的一切畫皮，貪污成性，賄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收大員滿天飛，“法幣”天天貶值，搞了一套銀元券、金圓券之類的花樣，毫無用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大學教授也不例外。手中領到的工資，一個小時以后，就能貶值。大家紛紛換銀元，換美元，用時再換成法幣。每當手中攥上幾個大頭時，心里便暖乎乎的，仿佛得到了安全感。

在學生中，新舊勢力的斗爭異常激烈。國民黨垂死掙扎，進步學生猛烈進攻。當時流傳著一個說法：在北平有兩個解放區(qū)，一個是北大的民主廣場，一個是清華園。我住在紅樓，有幾次也受到了國民黨北平市黨部糾集的天橋流氓等闖進來搗亂的威脅。我們在夜里用桌椅封鎖了樓口，嚴陣以待，鬧得人心惶惶，我們覺得又可恨，又可笑。

在這三年中，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腐敗的東西終究會滅亡的，這是一條人類和大自然中進化的規(guī)律。1949年春，北平終于解放了。

2009年7月11日11時10分，季羨林先生逝世，享年9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