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報紙驚現“黑稿”：有人冒充保險公司，把銀行錢莊全得罪了

文│張姚俊

【舊聞實錄】

本報訊：吾國保壽一業 以前因處理未能悉合法度 故營業未見發皇 自本公司與民國同時應運而興 務以闡明保壽之原理及其真正利益為天職 對于社會 先謀啟導之方 于是保壽之風氣 因以大開

——《大報》 1931年2月24日

廣告起風波

《大報》關于華安合群保壽公司的廣告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想當年，才高八斗的曹植七步成詩，傳為千古美談。他這首《七步詩》也由此流芳百世，膾炙人口。諸位切莫以為筆者今日興致所至，不聊金融，卻來談詩。無非下文絮叨之事，恰與《七步詩》所述意境略有神似，故而略提一二。難道是金融界“同室操戈”？那倒言過其實，但此事終有幾分蹊蹺。閑言少敘，即從1931年2月24日講起。

這一天，上海灘一張名為《大報》的報紙在第四版以半個整版的幅面刊登了一則廣告，其標題與落款均清晰標明“華安合群保壽公司”。熟悉近現代上海金融史的大抵都知曉這家險企。作為中國第一家純粹華資的壽險公司，華安合群由原英商永年人壽保險公司南京分公司經理呂岳泉在徐紹楨、王人文、朱葆三等政商界名流的支持下，于1912年在上海創立。由于經營有方，華安合群的業績蒸蒸日上，至1930年代初在國內各大城市遍設分公司、經理處90有余，還將業務擴展到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棉蘭等南洋商埠，成為民國華商人壽保險業的翹楚。

且看華安合群的這則廣告洋洋灑灑千余言，開篇即條分縷析，細數人壽保險的種種好處，慢慢咂摸，還真讓人覺得言之有理。說著說著，廣告話鋒一轉，將保險與儲蓄作起比較：“或曰我有積資，將存之銀行錢莊，豈不與存入保壽公司相同？不知銀行錢莊，存入數十元，自身設有不測，只得數十元之存款；若以此數十元存入保壽公司，則倘遇不測，其家室妻孥，立可得整千元之巨款，即貧苦者亦可以成小康。”斯言不謬，分攤損失和經濟補償是保險最基本的功能，也是其區別于其他金融細分行業的最顯著特征。

華安合群保壽公司大樓

孰料，在點明保險在保障方面的優勢之后，廣告措辭陡然激烈起來，于文末將矛頭直指銀錢業：“且銀行錢莊不獨無償金也，一遇風潮，則鈔票或且止兌，存款或且止提，雖有巨款之存，亦徒呼負負。蓋銀行錢莊偶遇市面之排擠，頃刻可以有倒閉之憂。保壽公司則不然，不獨不受排擠之禍，且雖權排擠之亦不得也。以此相較，保壽公司之優美穩妥送可以具知我國民不少明達之士，其亦宜知所擇矣。”言下之意，銀行錢莊經不起市面上風吹草動，常有關門歇業之虞，保險公司則是千年不倒的“金剛不壞之身”。這顯然與金融業運行的實際情況大相徑庭，貶低他人、抬高自己的用意昭然若揭。更令人堵心的是，2月27日的《大報》仍以半幅版面登載了相同的廣告。

報紙上竟然接連刊出這樣一則詆毀銀錢業聲譽的廣告，銀錢兩業豈能善罷甘休？上海銀行公會首先按捺不住了，于3月2日致函華安合群，內稱“報紙廣告傳布至速，以是工商百業無不視廣告為宣傳之唯一利器”，“廣告措詞關系至重，總以得體為主”，然而公會方面“頃閱二月二十四日《大報》”，“細繹語意，殊深詫異”，頓感“銀錢兩業無端蒙以名譽損失”，要求華安合群“查函見后以釋疑團為荷”。次日，上海銀行公會接而去函上海錢業公會，欲與之聯名具文，再度質詢華安合群。暫且不表華安合群的回應，還是先來解析一下《大報》的來龍去脈吧，以便厘清這樁事情究竟“懸”在何處。

擅登成謎團

《大報》創刊于1924年11月，為三日刊，一開四版，由步林屋、徐朗西合辦，步林屋兼任主編。莫瞧名字煞有氣勢，它卻是一張地地道道的文藝小報。就發行量和社會影響力而言，《大報》自然無法與《申報》、《新聞報》之類的上海灘報業翹楚相提并論，但它選擇娛樂休閑為切入口，倒也辦得風生水起，特色鮮明。如連載鄭正秋的《說中國電影》、張春帆（別署漱六山房）的《畫眉淺說》《髻之沿革史》等，頗受讀者青睞。出至237期，因步林屋抱恙，《大報》停刊一載有余，至1928年元旦復刊。其后， 俞逸芬、陳蝶衣等人相繼出任編輯，著名報人張丹斧、袁世凱次子袁寒云等還常為《大報》撰稿。

由此可見，《大報》在文藝界尚有一席之地，但其與金融界，除卻廣告，少有瓜葛，只消翻開《大報》便知一二。《大報》的頭版和四版均為廣告，廣告內容主要涉及影戲劇目、百貨煙酒、醫療保健、餐飲美食等。在《大報》屈指可數的金融廣告客戶里，華安合群算是最重要的一家。華安合群與《大報》的合作關系始自1930年3月，在此后的近半年時間里，華安合群的廣告便隔三差五地出現在《大報》的第一或第四版上，內容多為公司簡介和產品推介。就廣告大小篇幅來看，一般約占1/6版面，中規中矩，并不惹眼。可是，從是年秋季起，華安合群的廣告不知何故暫別《大報》。所以，1931年2月24日的《大報》赫然登載半個版面的華安合群廣告，既使人深感突兀，其形制又與往日慣例迥然不同，此舉異乎尋常。

呂岳泉

然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華安合群總經理呂岳泉獲悉此事后也是大驚失色！他在接到上海銀行公會的質詢函后，不敢怠慢，當即提筆給公會秘書長林康侯復信，稱這完全是一場誤會，乃“大報館擅登廣告”，華安合群方面事先并不知情，且已“函令停登”。呂岳泉的這般回復并非搪塞銀行公會，他也察覺事情可疑，因此在回信銀行公會之前就致函大報館，“敝公司并未送登任何廣告與貴報”，“貴報竟有敝公司廣告大半頁，不知何故？”他要求大報館“一面立將該項廣告即日停登，一面將何以登載緣由詳細示意”。

那么，大報館答復呂岳泉了嗎？其是如何作答的？此事的幕后主使究竟為何人？此人用意何在？一切的一切目前均無從考證！整件事情就像一道無解的數學題，只給出問題表述，卻無答案。因為，留存的檔案記錄并不完整。不過，有一點是確鑿無疑的。經過這場風波，雙方“恩斷義絕”，《大報》上再無關于華安合群的只言片語。

1933年步林屋病故后，《大報》隨即停刊（1947年7月7日，陳蝶衣與馮亦代創辦一份報紙，亦名《大報》。兩者雖報名雷同，卻無承續關系），這樁事件隨之完全被湮沒于歷史的塵埃中。

誠信鑒今朝

如今舊事重提，筆者無意、更無由揪出事件的始作俑者。還原史實，需要真憑實據；歷史無法假設，更容不得臆猜。這件“兄弟鬩墻”的“懸案”還是讓它繼續“ 懸疑” 下去吧。可是，今人倒似乎能從中見微知著，得出些許啟示。

《孟子》云：“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在工商業經營活動中，誠信如同資本須臾不可或缺。誠信是多維度的，不以次充好、不惡意造假是誠信，價格公道、童叟無欺是誠信，不夸大其詞、不造謠中傷亦是誠信。

毋庸置疑，金融業屬于競爭性的服務行業，但這種競爭絕不應該是“零和游戲”。當前，對于金融業、尤其是銀行業來講，有序競爭、合規經營是最基本的運行要求，也是維護金融誠信的重要方面之一。要實現金融有序競爭，不但要強化金融監管、建立和完善行（企）業自律機制，更要積極營造蓬勃向上的行（企）業文化、培養從業人員誠實守信的職業操守。若能實現“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便可在相當程度上遏制金融亂象，亦能較為妥善地規避金融風險。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