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數字復活納入法治軌道

近段時間，一位離世多年的茶學界泰斗，被通過技術手段“復活”為某茶企代言，引發社會廣泛討論，也再次將“數字復活”這一新事物推至公眾視野中。

所謂數字復活，是指利用人工智能技術生成逝者的數字形象，使其能以虛擬人的形式繼續“存在”。從技術內核看，數字復活的技術核心是深度合成，并常與生成式人工智能相結合，兩者在我國現行法律框架下均屬合法應用范疇。從文化倫理角度看，數字復活既符合人們懷念親人的普遍情感，也契合我國緬懷先人的傳統文化。從公共價值層面看，它不僅能豐富當前蓬勃發展的“數字身后事”產業生態，還在“數字文博”等新型文化傳播場景中展現出文化傳承與知識普及的獨特價值。然而，數字復活也潛藏不容忽視的風險，法律有必要從發起依據、運行界限和相關利益主體保護三方面著手，將其全面納入法治軌道。

首先，在數字復活的發起依據方面，法律應建立清晰的層級標準。第一層依據是本人的有效生前安排。自然人對“數字身后事”作出預先安排，去世后應得到法律尊重，這是保障民事自由的應有之義。具體方式可靈活多樣，既可以通過委托合同等合同手段，也可借助附義務繼承或者遺贈等繼承方式落實。當然，基于意思自治，自然人也可明確拒絕被數字復活。

第二層依據是近親屬的追思紀念。這是當前實踐中最常見的情形，既反映了公眾的正當需求，也與司法實踐中逝者遺體、骨灰由近親屬處置的慣例一致。需注意的是，其他親友或社會關系人（如粉絲）無權以追思紀念為由發起數字復活。此前，李玟、喬任梁等已故藝人都曾被網友用AI技術“復活”，但家屬均明確反對。若近親屬之間就是否或如何發起數字復活產生分歧，可參照司法中的“最密切聯系原則”，由與逝者關系最密切的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等近親屬決定。

第三層依據是民法典規定的人格權合理使用，主要適用于滿足公共利益的情形。在實際應用中，尤其要注意精準適度，若使用照片、錄音錄像等傳統媒介就能滿足公共利益需求，就不應采用風險更高的數字人形式。但在藝術、教育、文博等場景中，數字人的價值是傳統媒介難以替代的，例如博物館使用已逝科學家的數字人進行科普講解，即可視為人格權合理使用的范疇。需要強調的是，對數字復活的商業使用必須嚴格限定在逝者本人生前有明確安排的情況下。

其次，法律需為數字復活的運行劃出清晰邊界。首要的是明確人格權法上的界限。數字復活通常涉及逝者的肖像、聲音、姓名等信息，只有在取得權利人授權或存在法定合理使用事由時才能使用，否則構成侵權。此外，數字人運行過程中應避免泄露真人隱私或損害其名譽，必須始終尊重逝者人格尊嚴。未來可探索建立“數字復活倫理”作為系統性行為指南。同時，要守住個人信息保護法上的邊界。數字復活往往涉及大量個人信息，不僅包括逝者的，也可能牽涉其家屬或在世親友。處理逝者個人信息一般需其生前同意；若無生前同意，僅在有其他兩種發起依據的情形下才能認為處理逝者個人信息具有合法性。至于處理在世者的個人信息，則應依照個人信息保護法取得其同意。此外，還需落實人工智能監管法規上的要求。實踐中，數字人技術通常被歸入具有“輿論屬性或社會動員能力”的深度合成服務。這意味著服務提供者不僅要履行備案、安全評估和信息公示等義務，還要按照法律和國家標準對數字人進行明確標識，防止誤導公眾。未來還可考慮通過隱式標識披露數字復活責任人信息，強化社會監督。

最后，逝者數字人也可能成為被侵害的對象，法律可從人格權益和著作權兩個角度提供保護。逝者的人格利益可以延伸至其數字形象。如有人惡意篡改、侮辱或濫用數字人，可能構成對逝者人格利益的侵犯，近親屬可依法主張民事責任。在著作權法層面，只要數字人作品具備一定獨創性，即可被認定為作品，納入著作權保護范圍。其著作權通常歸屬于數字復活的發起者，這也為發起者的合法權益提供有力保障。

數字復活是具有高度倫理性的人工智能應用，法律在這里不僅是“管制者”，更應是“引路人”。法律既要通過明確規則為當事人提供清晰的行為指引，也要為不同主體提供量體裁衣式的保護。唯有如此，法律才能以包容且精準的方式真正引領人工智能向善發展。（作者：王琦，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民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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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吉 潔 編 輯 | 郭 靖

來 源：根據網信陜西綜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