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去南極等于員工都去了，都是機會”

文 | 延觀風

新東方的俞敏洪又輿論翻車了。在新東方成立32周年之際，俞老總在南極文興大發，洋洋灑灑寫了一大面內部郵件，內容無非是標準的雞湯八股，回顧創業維艱、感謝團隊風險、借眼前之景比喻講理、最后展望未來價值升華，末尾落下個瀟灑的“在南極”，要素齊全、四平八穩。

筆者從小受意林讀者荼毒，長大受官樣文章浸淫，在這種文章前只能說如魯迅先生筆下那般麻木。但至少可以看出，俞老總沒用帳下善于屬文的老師代筆，親自寫下了這么一篇年代感滿滿的范文，對于他自己來說，一定是誠意滿滿、感慨頗多吧。

筆者并未經歷新東方的篳路藍縷，無法領會俞老總的感慨躊躇；不過筆者也不是在職的新東方員工，說毫無波瀾當然是站著說話不腰疼。這兩年，在政策轉向、同行擠壓、留學風向轉變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東方從烈火烹油的好光景一下子跌入轉型探索階段，業績深一腳淺一腳，總體壓力不斷增加。俞老總自己就透露過，雙減后核心團隊成員薪酬大幅下降。

“一年最多拿個20、30萬”，對于不在俞老總討論范圍內的普通員工來說，也是赤裸裸的凡爾賽。新東方的計薪模式是服務業版的計件工資，低薪很低，教多少課時拿多少辛苦錢，年收入遠遠達不到俞老總的“艱難”門檻。俞老總在南極感嘆極晝陽光之時，要上10個小時課的新東方員工還有3個半小時才能下班。這封內部信被傳到網上、引發打工人的眾怒，一點也不奇怪。

俞老總走的還是經典人設塑造路線，把企業主和企業深度綁定，我和企業共同走過創業艱難、取得輝煌成就，所以南極我去了就等于企業上下都去了。筆者此前在很多文章中反復講，企業和企業主必須區分開來，企業主賺不賺錢和企業賺不賺錢沒有必然聯系，和企業職工更沒什么必然聯系。俞老師好為人師，又一遍向廣大打工人教授了這個淺顯但不太好轉過彎的道理。

但說到底，去南極旅游根本不是什么大事，既不違法也不違背道德，不過是因為膈應人造成的小小波動而已。俞老總素來喜歡立人設、講故事，大風大浪經歷得多了，這次輿情風波不痛不癢。就在11月10號，俞老總剛剛靠轉發員工吐槽公司的歌贏得一片贊譽，一周后因為小小得意挨一頓口水，倒不如說黑紅也是紅，幫俞老總續上了輿論關注的熱度呢。

“創業共情”敘事的破滅

互聯網時代，情緒是廉價的、記憶是短暫的、思考是離散的，諸如俞敏洪南極事件的輿情太多，絕大多數情緒沖擊個例都很難對現實產生實質性影響。需要把較長時期內類似的個例事件串聯起來，考察背后折射的社會情緒之變、敘事之變。

創業神話是企業形象和資本家階級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比爾蓋茨哈佛退學、喬布斯倉庫創新等等。中國企業創業神話承擔的職能更多，涂抹色彩更重。

在《宗小姐》一文中，我們分析過，用企業主個人形象捆綁乃至替代企業形象，很容易就能把帶有大量復雜因素和偶然機遇的組織發展過程，簡化成個人艱辛奮斗、打怪升級的冒險故事，個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組織與時代的交互統統被隱去，把浪潮的托舉移花接木，突出主人公的雄才偉略，隱諱很多“小小的尷尬”。

過去幾十年，我國總體上處于高歌猛進的快速擴張階段，所有人不光是奮斗者，也是“創業者”。即使不開辦企業，靠工資收入和貸款在高線城市置辦房產，也能乘上房價的快車獲得不少資本性收入。企業主和打工人的心態是非常相似的，今日的艱辛可以帶來明日的超額回報。

所以，當企業主敘說昨日的艱苦奮斗，打工人把這當成自己的今天；當企業主展示今日的優渥生活，打工人把這當成自己的（加強版）明天。“創業共情”成為了維系低價格、高強度勞動力市場的手段之一，讓普通打工人愿意雞湯就大餅，就眼下的工資低于勞動權益保護完善的市場下所應得的水平，未來也可以通過分享時代紅利獲得延遲滿足。

不少企業再進一步，把創業共情打造成符號，感動得消費者心甘情愿為溢價買單。教師出身的俞敏洪是其中典型。筆者猶記高中時俞敏洪到我們學校做勵志演講，從自己小時候窮到在北大硬啃英文字典，從北大一間教室到集團功成名就，聽得身邊同學鼻涕一把淚一把，爭先恐后擁上去要簽名。后來新東方入駐我們這個八九十線線小城市自然就水到渠成、火爆非常。仔細想來，這種營銷方式和溜光大道上選手哭訴自己家門不幸，本質上如出一轍。

喧囂時代不能永久，疫情后房地產泡沫破裂，用房價上漲彌補工資不足的激勵模式破產，共享超額回報的共情基礎不復存在。短短五年間，“創業共情”的敘事迅速被逆轉了，以此鼓舞勞動者、拉攏消費者的套路已然失效，可顯然喜歡活躍于聚光燈下的企業主們還沒認識到這一點。

比如雷軍的發布會，雷軍和小米的品牌塑造深度綁定，講創業奮斗故事已經成了小米發布會的常例。但這幾年下來，雷軍的奮斗故事從讓聽眾熱血沸騰甚至為之落淚，變成了無感甚至批評。消費者越來越少關注“共情”提供的情緒價值，而是越來越關注產品本身；不光對比產品價格和競品價格，也更關注產品價格和產品本身質量。

俞敏洪南極之行引來批評也是同一個道理，他還沉浸在“老板的今天就是員工的明天”的鼓動套路中。上面談論的“創業共情”，雖然有個“共”字，但卻遠不是雙向的，而是企業主們通過敘事、形象和符號的塑造，讓打工人產生的一種單方面體驗，企業主對于打工人的處境心情，毫無了解，大概也懶得了解。

多媒體和自媒體的信息傳播革新讓普通人對于富裕階級生活的認識，早已不限于“東宮娘娘烙大餅、西宮娘娘卷大蔥”的簡單外推，切實而具象地看到了分配的鴻溝。但高層階級卻鮮能通過這些信息管道，看一看普通人的生活、聽一聽普通人的心聲，自然無法與普通人產生共情。

比如俞敏洪喜歡標榜自己寬容員工的批評，問題是，俞老總顯然沒有認真研究員工吐槽了什么，解決了什么問題，諸多疴弊并未得到改善，因為類似的員工吐槽仿佛日常任務般固定刷新，19年吐槽的內容到了25年還是那般相似。當然這也不是壞事，俞老總可以定期鞏固開明傾聽的形象，12萬買這么多流量，是一筆穩賺不賠的買賣。

時代的紅利已經一去不復返，企業主們顯然遠遠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因為他們乘著時代的浪潮爬上了高高的干岸，卻拒絕承認時代對個人發展的影響。他們以為，是自己的英明經營、慷慨發薪讓員工買了房、實現了財富增值乃至財務自由。實際上，是高速城鎮化階段源源不斷的新市民，用勞動和債務替他們補足了低于均衡水平的應發薪酬。大聲吧唧嘴吃蛋糕的人，總覺得蛋糕是自己做的。

老板們喜歡講自己創業時工作強度如何之大、辦事如何之難、生活如何之苦，經歷了這些苦難的生活是多么美好。但試問打工人就不累、不難、不苦了嗎？區別在于，現在的打工人已經發現，即使經歷同等程度的累苦難，靠勞動報酬也不可能過上老板展示或許諾的生活。因此，“努努力就能買車買房”變成了“努努力老板就能換車”，羨慕向往的“大丈夫當如是”變成了憤懣不服的“彼可取而代之也”。

創業共情的溫情脈脈破產后，企業主和勞動者、廠商和消費者都應該回到市場機制下（這不正是企業主及其擁躉最喜歡的嗎？），不要靠談情懷貸款勞動者的拼搏，不要靠講故事收割消費者的溢價。一分錢一分貨，別指望還有新市民大軍替你發薪水。就算還想用情緒替代報酬/產品質量，拜托也先俯下身子，真正了解員工們都在想什么。

現在人間清醒的打工人喜歡現貨現結。俞敏洪想靠在32周年的南極游激勵員工，現在又宣布未來帶10名優秀員工（和10名東方甄選會員）去南極旅游，都還是在玩延遲滿足、內卷爭搶這一套。20個人游南極支出亦不菲，不如宣布為慶祝32周年，這個月新東方員工每人無條件增發200元績效，看看到時公司內和網上將是何等一片頌圣之聲。

從共情走向共識

不光是風口上的老板和打工人之間的共情正在消失，隨著各方利益的不斷多元化、經濟轉型爬坡過坎，各類社會群體之間的共情紐帶無一不在弱化，這之后的共同話語衰弱、社會共識衰退，將對經濟施政和社會轉型產生極其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但這一現象還沒得到充分的重視，遑論有效的應對。

新中國成立后，憑借明確有力的目標和強大的基層動員治理能力，全中國的社會共識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改革開放后，其實在思想理念大轉向的時刻，很多根本性的問題沒有思考清楚、回答透徹，而是用“不爭論”的發展論擱置下來。但要過好日子、能過好日子的信念是全國共同的最大愿望，這種共情壓倒了形而上的理論辯經，也在相當長時間里蓋過了社會階層和訴求不斷多元化導致的分歧。

但現在，共情的經濟基礎已經非常脆弱。建國時和改革開放時，分別有90%和80%的人生活在農村，生產方式、生活水平大體接近。即使改革開放后大量人口開始涌入城鎮，收入和生活差距開始拉開，共同的出身依然是維系社會共情的錨點。

而且，沒有大幅分化的公立教育系統對于維系這種社會共情也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不光是統一教學內容，更重要的是把不同群體的孩子容納在同一個環境下長時間相處。筆者也許算趕上了“教育熔爐”的末班車，市領導的孩子、低保戶的孩子在同一間教室每天相處10個小時以上，就算不談交情有多深，至少對對方的狀態還有一定了解。而今天很多超級公立學校乃至私立學校、出國讀中學的青少年，對于中國還存在的龐大低收入群體，恐怕根本就沒什么直接認識。

除了經濟基礎外，共同的信息環境早已不復存在。筆者小時候，全國小朋友都等著放學回家看動畫城、大風車，第二天在學校興奮地討論動畫片劇情；到了大學聊起來，天南海北大家玩的線下游戲形式甚至規則都差不多，還有很多類似的共同記憶。而今天的小朋友，誰知道抖音B站又給他們推了什么，他們是信息爆炸的一代，但也是信息繭房的一代。

高速發展的時代紅利是維系共情的最后一根繩子。這幾年階級、職業、性別、地域等等之間對立的迅速凸顯，絕不僅是因為經濟不好、大家沒錢的淺層原因，而是幾十年經濟基礎、利益訴求分化的浮出水面。

共情消失、共識缺位的危害不只是矛盾沖突的加劇，更表現為大家雖然對現狀都不滿意，但下一步怎么改、怎么走，無法高效達成廣泛且理性的公共合意，這關系到現存問題怎么解決，未來怎么發展，有多大機會進入新一輪的快速擴張。在企業經營層面，最近賈國龍、俞敏洪、雷軍等頻頻翻車，體現出上一代企業主的認識和能力落后于商品和勞動力市場的快速發展，反而成為了有效激勵精細管理、改良產品滿足需求的阻礙。

在政策層面，雖然十五五建議中作出了很多重大理念轉變的宣示，比如滿足民生需求中拓展發展提高居民消費率，內需主導消費拉動，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等等，但通過什么路徑實現、按什么節奏實現仍未討論出明確的結果。

就拿消費補貼來說，補貼既已擁有大宗耐用品、又有能力換新的消費者，屬于典型的“逆向補貼”（即補貼高收入者而不是低收入者，補貼大平臺而不是中小企業），針對高頻小額服務消費的全國層面政策始終難以推出，除了難以監管等技術因素外，具體政策制定者的共情對象是誰并不難理解。

這并不意味著，普通人在共情消失的過程中只是被動的、受害的，只不過普通人匯聚的能動力量很可能也被導向對自身不利的方向。比如近期發生在南亞國家的“Z世代”騷亂，互聯網信息繭房放大了各類群體的不滿情緒，卻沒有為他們構建任何建設性的共識，最后得出的統一答案是進行一場暴力的cosplay。就算實現了城頭變幻大王旗，難道能對很多積弊實現徹底清算嗎？

就像創業共情消失后，打工人要求企業主按充分保障下的勞動力市場均衡結算勞動報酬，社會共情基礎消失后，必須盡快回歸到理性堅實的共識之上。

共識的前提是“識”，對經濟社會運行基本架構、邏輯和狀態的理性認識。現代社會運行之復雜，不僅經濟學社會學無法充分認識這一復雜系統的規律，我國的各級教育也忽視了對社會現狀的教育，可以說絕大多數公民對超出日常之外的社會運行機理不甚了了。

自由派的可笑之處在于，天天扯一些天花亂墜的“應然”的道理，不去老老實實普及“實然”的知識；或者說，鼻孔朝天的他們滿眼都是虛假的神明，本來對社會究竟如何“實然”就知之甚少，在很多時候遠不及在生活中摔打摸索的普通勞動者。

所謂啟蒙，應該先從“實然”開始，盡可能客觀地把各個領域的基本情況講清楚，讓普通人具備自己去思考的基本信息基礎，再去分析交互邏輯，最后才是講私貨、自己認為的應然理想。

（很多所謂“知識分子”的知識含量還沒達到這套書的水平）

共識的最終目的是“共”。怎么在深度分工、訴求多元化的社會中高效且有效地達成公共合意，盡可能多地照顧多數、利于長遠，是社會科學的皇冠之珠、未解之謎。曾被吹上天的西式票選民主神話已經破功，51:49的對立可以成為執行某種政策的充分條件，只不過是在不可調和的情況下找點事做。執行西式民主“好制度”的國家，在對外吸血能力略顯頹勢時就會立刻原形畢露。

以筆者愚淺的見識，現在不僅無法得出這個問題的思路，甚至連基本的想法都極模糊。能確定的，只有盡量做好“識”的前提，少讓自己被甜美卻短視的情緒價值俘虜，了解和敘說邊際領域的運行情況，唯此爾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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