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疫情期間的“下水道驗毒”嗎？

文 | 鄧鉑鋆

中國目前實施了全世界最行之有效的禁毒措施。吸毒對社會、家庭和吸毒者自身危害極大，同時根據最新的醫學觀念，毒癮是一種慢性腦疾病，屬于精神障礙的一種。故而，我國既有嚴厲禁毒措施的“霹靂手段”，同時對吸毒者戒斷、康復實施了一系列“菩薩心腸”，一體兩面。

2005年以來，我國的吸毒戒斷措施大致為：首次發現吸毒，作為治安事件予以行政處罰，吸毒者接受社區戒毒幫扶。社區與吸毒者簽訂協議，規定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對吸毒者予以定期尿液檢測等監管，并提供心理支援、就業幫扶等一系列幫助。此時，對吸毒者回歸正常生活的幫助之一，包括了行政處罰封存，第三方無法自行查閱——近期沸沸揚揚的修法，看似只是根據現狀形成了相應法條。

吸毒者第二次發現吸毒（社區戒毒期間復吸），予以為期兩年的強制隔離戒毒，解除強制之后回到社區戒毒。在我國，吸毒不屬于刑事犯罪，但是持有、販賣毒品及教唆、強迫他人吸毒觸犯刑律，就算證據不完備，至少會給予行政處罰。

社區戒毒的組成部分包括民警、社區工作者，家庭，以及其他相關服務部門。這套機制的核心是“識別”和“授權”，識別吸毒違法記錄者，授權相關部門配合社區戒毒，這樣才能引入多個政府部門及非政府組織配合民警監控。

比如說社戒期間外出旅行，在旅館前臺刷完身份證，很快就會被住地派出所喊去驗尿。行之有效的社區戒毒機制，甚至會讓毒販和毒友遠離社戒人員，因為一旦接觸，就相當于自投羅網。

然而，盡管如此，我國的毒品問題仍有較大壓力。今天通過一系列“污水流行病學”的研究論文，我們來看看“下水道”里隱藏的可怖真相。

何為“污水流行病學”

“污水流行病學”被一些媒體形象的稱為“污水驗毒”。人們攝入的任何化學物質都有可能通過糞便和尿液排出，所以進入污水處理廠的城市污水是一個可獲取的、經濟的、實時的信息來源。

污水系統所收集和匯集的人體代謝產物，可以提供區域特定人群的實際藥物消費水平。偵察人員可以通過污水驗毒，鎖定毒品消費的特定地點、特定時間，推斷涉毒行為類型，為抓捕提供依據及證據。

比如說某根污水主管取樣口驗出較高水平的毒品代謝產物，首先就判斷出該區域有人聚眾吸食毒品，大概率存在團伙作案。順著污水管網溯源，發現毒源來自的污水支管的服務范圍內有家夜總會，一到營業時段的后半夜，污水中的毒品成分就飆高，那么警方行動的目標就很確定了。

當然，現實應用比概念復雜。比如合法的止咳藥、止痛藥也會增加污水中的阿片類相關成分，數據需要剔除相關干擾（研究吸煙問題時不僅要化驗污水中的尼古丁，還要化驗尼古丁的人體代謝物，因為污水里的尼古丁有外源來源：扔煙頭）；下水管網的陳舊程度，污水廠的處理方案，都會對樣本處理造成影響等等。隨著快遞業的發展，“吸毒據點”的地位也下降了，對溯源排查的技巧要求沒有上文例子中那么簡單。

通過污水分析可以監測合法藥物和非法藥物使用的空間和時間趨勢的實時數據。這種監測方法能夠以一種隱秘的、非侵入性的手段，評估特定區域范圍內合法藥物和非法藥物的使用/濫用情況，同時確保個人的匿名性和隱私性。2021年以來，我國各省區基本建成了污水毒情監測系統。

污水中的毒品殺機

第一篇論文：《新冠疫情背景下廣東某市污水毒品檢測研究》。作者：張智超、黃尚；單位：中國刑事警察學院禁毒與治安學院。

該論文在廣東某個2021年擁有1979.4萬人口的大型城市，選取了三個行政區，調查我國吸食者最為常見的海洛因（含嗎啡）、甲基苯丙胺、氯胺酮、MDMA、可卡因五種毒品。通過測定進水口樣本中毒品母體或代謝產物的水平，根據進水流量和污水處理廠服務人口數量，結合該毒品人體代謝模式，計算其人均消費量。根據當地在冊吸毒人數與“污水驗毒”計算出的活躍吸毒者人數，在冊數/計算數，作者得出了幾種毒品的吸食者顯隱性比：

甲基苯丙胺，在冊35057人，估算68794人，顯隱性比1：1.96；氯胺胴（K粉），在冊3898人，估算9644人，顯隱性比2.47；海洛因，在冊33538人，估算3372人，顯隱性比1：0.1——唯一一個好消息，估算吸毒人數遠遠小于在冊吸毒人數。

然而，這個好消息主要由于消費結構發生變化，海洛因退出流行，現在是新型毒品的天下。論文中提到的“毒品流行率”屬于敏感信息，估算出的吸毒者與官方公布的有出入。

研究無禁區，宣傳有紀律，筆者在此不分析、不比較。大家請記住官方數據：至2024年底，中國現有吸毒人員74.7萬名，同比下降16.7%，占中國人口總數的5.4?，戒斷三年未發現復吸人員428.6萬名，同比上升5.1%。同時，國內濫用物質種類發生結構性變化，麻精藥品和未列管成癮性物質濫用快速蔓延，濫用人數不斷增多，青少年濫用問題突出。

第二篇論文來自北疆，作者是新疆石河子大學的碩士研究生，論文題目《新疆兩城市四種違禁藥品時空特征與趨勢分析》。本文通過“污水驗毒”，對新疆兩城市（S市、T市）甲基苯丙胺、大麻、嗎啡和可待因濫用的時空特征和變化趨勢進行分析。

兩城市甲基苯丙胺的濫用量在2021-2023年均處于較低水平，嗎啡和可待因的濫用量呈上升趨勢。大麻在2023年采集的所有樣品中均未檢測到。兩城市甲基苯丙胺的流行率在2022年至2023年均呈下降趨勢，嗎啡和可待因的流行率逐年上升。

S市2023年甲基苯丙胺濫用人群數量（2.44萬人）比2022年（3.50萬人）降低了1.06萬人，嗎啡的濫用人群數量在2023年升高至10.67萬人，可待因濫用人群數量從2021年至2023年一直升高。T市的甲基苯丙胺濫用人口由2021年（1.23萬人）降至2023年（0.98萬人），嗎啡和可待因的濫用人口數量呈上升趨勢，分析原因可能與新冠防控解封有關。

從世界范圍內看，受到新冠疫情影響的2020~2022年，毒品交易出現了“先抑后揚”的變化趨勢。全球多數國家的毒販子很快就摸清了破解疫情封控的措施，由于這一期間發生在中國以外的疫情加劇了這些地方的社會不公、經濟困難，導致人們面臨更沉重的精神問題，助長了毒品泛濫。然而，我國分析這一時期前后毒品消費量的論文，觀察到了新冠防控期間的毒品消費較前、較后都處于較低水平。

我們以中國刑事警察學院禁毒與治安學院、遼寧省公安廳禁毒總隊、大連海事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等單位發表的論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對城市毒品濫用的影響》為例。根據本論文，2020年疫情防控期間，由于我國采取了一系列防控措施，同時公安部門保持對涉毒違法犯罪嚴打高壓態勢，遼寧省東港市甲基苯丙胺濫用量、流行量減少，吸毒人數顯著下降（79%），說明疫情防控措施對遏制毒品濫用起到了積極作用。

我國疫情防控的三年時期，由于經濟生活尤其是物質生產活動受影響較小，沒有出現其他國家濫用經濟刺激措施導致的高通貨膨脹。同時由于這一期間的疫情防控體現了人道主義與公平正義，讓人們遠離醫療擠兌、殯葬擠兌的慘烈經歷，毒品泛濫及濫用毒品根植的消極頹廢思潮在當時的我國缺少土壤，我國超脫了當時全球毒品問題嚴重化的大環境。

吸毒現象不是能指數級傳播的病毒，對其的禁止并不會超出人類社會現有的組織和管理能力，禁毒失敗的國家無一不是其本身的社會治理體系崩潰導致。今天我們應當警惕，一些人打著法制的旗號，阻撓社會對吸毒者的合理干預，他們往往曲解意志自由，對我國的禁毒政策橫加指責，反而是用毒癮的枷鎖銬住曾經誤入歧途的人。

我們必須注意，我國目前的禁毒形勢并不樂觀。傳統毒品尚未退場，監管難度更大、危害更嚴重的新型毒品粉大興其道，處方藥濫用、“笑氣”等未管制成癮物質的危害不斷擴大；更嚴重的是，來自境外的某些思潮，正在對“吸毒去罪化”、“吸毒合法化”推波助瀾。

我們的防線很脆弱，一些“污水流行病學”研究表明禁毒形勢比我們認為的更嚴峻。在這種情況下，任何針對現有禁毒體系的新法頒布及相關的宣傳，都應釋放出正確信號，本著對歷史負責的精神高度謹慎，經得住歷史和良知的考驗——多數人認可的那種良知，而不是從西方舶來的，抽象的，只存在于真空中的良知。

該期文章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