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美國社會近半個世紀的創新之處在于將脆弱性，可被取代性開發成一種新的發展資源，將人類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住房、醫療、教育乃至社會關系本身，全面徹底地轉化為可交易的商品，變成賭場中的籌碼，讓人變成不穩定、可替換、可負債的勞動力。大家都可以上賭桌。
70年代里根革命之前的美國還不是這樣的，延續的還是羅斯福的新政自由主義，還要跟蘇聯在治理能力和幸福指數上較量，1965年約翰遜還提出了消滅貧困、擴大福利的“偉大社會”計劃。
從70年代開始，美國經濟陷入滯漲，資本集體代表的右翼政府借機轉向了新自由主義，這個過程中并不是由孤立的政治力量主導的，學術界相關的經濟社會理論也在推波助瀾。
芝加哥學派、公共選擇理論、多中心治理理論、法律經濟學等等，甚至是歐陸的晚期福柯思想，即便初衷或許是在不觸動自由選擇、不損害資本主義基本價值的情況下超越政府和市場的二元選擇，都不約而同地指向了同一個全面私有化、市場至上、效率至上的方向，基本上把油門焊死了。
那時候的美國真正的主導性力量依然是資本，由于競爭和創新，資本主義社會會有利潤率下降的趨勢，工人的議價能力也會越來越強，技術創新投入的受惠范圍越來越窄，所帶來的利潤提升也越來越有限，。那么資本家集團不會坐以待斃，他們會抵制這種趨勢，打破這種力量對比格局。
外部殖民、實體產業向外部轉移是一方面，還有就是將社會生活全面商品化、金融化、債務化，從而創造出額外的需求或者說增量市場，這在某種程度來說是對生命本身征稅，而且征到了一兩百年后。由于美國以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為立國之本，在這種全面私有化之下，社會共識底線可以放得非常低，很多情況下，自由傳統還成了底線不斷下沉的遮羞布。
資本主義的精髓之一在于生存競爭，這對于上層中層下層都是適用的，都可能承受巨大的壓力和不安全感。資本家的生活同樣也是處于危機和風險之中的，這種不安全感使其獲利更少負罪感，更顯得合理化。
capitalism本來就是一種中心化、集中化的社會組織模式和發展趨勢，類似的過程也會在其他地方出現。實際上資本主義確實是去中心的，它不需要理性的規劃，但同時去中心本身又指向特定的中心化過程。
在這個以他人的生命、勞動、尊嚴為食的機制之下，對上層來說，每天進步一點點的小小滿足感，愛欲的小幅波動，可能背后要以下一個等級的很多人的生命、勞動、尊嚴為賭注。
“我們承擔了風險，所有人同樣也應該承擔風險。”這樣“同樣”之間隔著巨大的鴻溝，讓人想起來那句著名的俏皮話——“法律，以其莊嚴的平等，既禁止富人也禁止窮人睡在橋下、在街上乞討和偷竊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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