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巳之變”中滿桂為什么慘敗，看看當年戚繼光的告誡

崇禎二年十月十六日，大同總兵滿桂等將率四萬勤王軍與后金戰于京師永定門。半日不到明軍伏尸三萬，主將滿貴、孫祖壽陣亡，黑云龍、麻登云被俘。是什么原因讓九邊各鎮匯集的精銳，敗得這么慘？

隆慶二年五月戚繼光受命北上，以都督同知總理薊鎮、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并鎮守薊鎮邊墻。隆慶四年六月，戚繼光召集薊鎮中高級軍官（參將、游擊等）開展練兵講習，期間戚繼光特意吐槽了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 邊鎮軍隊非常嚴重的“家丁化”。

至嘉靖朝中后期，受困于軍衛屯田制的崩壞和軍費不足，九邊明軍的戰斗力持續下滑。為應對北虜的軍事壓力，在明廷的默許下各鎮中高級將領們（以薊鎮總兵馬芳為代表）開始集中本部人力以及軍事資源培養少數精兵，即“家丁”。

在戚繼光看來就是愛小失大，“以軍士之馬供家丁騎乘，以軍士之身供家丁役使，以軍士之糧作家丁養瞻”，而且這還不是最大的問題。

是費朝廷二、三千軍士之糧餉，而僅得二、三百家丁之力。本為求精，適至冗費，本為求多，反以致寡。既視二、三千為冗數，又視之為必不可練用。

將領們將資源集中于家丁后，家丁對于將領的重要性自然提升，而隨著其重要性的提升，將領們又會主動或被動地將資源更集中于家丁。這樣原本謀求精兵的舉措，就演變為家丁抽干全軍資源。進而讓軍隊的堪戰數量、整體戰力均大幅下滑。

家丁成為將領們的核心依仗后，軍職世襲制又讓其進一步演變為將領們的“私產”。安身立命得靠它，謀求軍功得靠它，能不能從沙場活著回來也得靠它。所以為何不花精力琢磨，怎么在征戰中“保護”自己的家丁呢？

所以明軍開始不能打“舍命戰”了。需要攻堅死戰時，一些將領們會出于保存家丁的目的，故意曲解軍令、不出全力甚至撤退（或逃跑）。而這些行為往往會導致整個戰局崩盤，即戚繼光說的“諸君就要偷生，本鎮決無生回之理”。

而且家丁化后，九邊各鎮還出現了一種怪誕現象。

諸將平日尚怕督撫，若總鎮操守清嚴，也略怕他。到了報警時，便不怕總兵了，蓋知兵馬由不得總兵調度，政出多門故也。及至敵入之時，督撫也不怕，即有小過，料督撫拘泥舊套，恐有臨敵易將利害，必然姑容。

日常各鎮將領們在督撫統帥面前唯唯諾諾，但真有戰事時，這些將領又不怎么把督撫統帥們當回事了。因為他們很清楚，他們不表態，仗就沒法打，督撫無法直接指揮他們麾下的私產 -- 家丁。

這不僅惡化了督撫統帥和領兵將領的關系，也讓統帥們無法全局籌劃指揮，得處處顧慮下屬將領們的意愿。例如敵人有兩波，一波人馬強悍、一波人少且多牛羊。各將領當然都想去捏軟柿子，最終就得順大家的意思，放過威脅更大的那路敵軍。

簡而言之，明軍已整體降了一個檔次，看似龐大，但內在卻是散的，難以凝聚力量。

就比如“松錦大戰”從統帥洪承疇到下面的千戶百戶，都明白軍隊亂則必潰。但真到組織撤退時，誰都怕自己跑不掉成為斷后的犧牲品，結果組織突圍的命令一下，十幾萬大軍就一哄而散，任由清軍宰割。

第二， 各鎮明軍的戰斗模式以及戰爭理念發生了巨大變化。

諸將又且利于此，習于此，偷馬打帳房得功，視此為備邊之長策，及至大舉而入，便謂此必不可交鋒，必不可堂堂相對，凡能神出鬼沒，偷竊零騎，挑壕自固，便是好漢，此牢不可破之習也。

為了保存麾下家丁實力，并以最小代價獲取戰功。各鎮將領普遍形成了率小股精銳專挑弱小的蒙古、女真部族偷襲的戰法。這樣將領們獲取軍功人頭、牲畜財物的幾率大增，但對于明廷而言幾乎沒有好處。

臨大舉時便稱眾寡不敵，惟以家丁數百窺伺，零星即殺數級，豈能掩罪？甚至無零可剿，卻將平民被擄、士兵割他死頭來報功，希以免罪，甚至說謊反功賞譽。

首先，柿子專挑軟的捏，很快就會演化為殺良冒功，因為這樣更容易。而且為了提高成功率，各邊將領們還喜歡以互市忽悠“款夷”（臣服明廷并接受歲賞和互市的部族）來殺良冒功。這樣不僅激化邊疆矛盾，實際還是在壯大敵人。

其次，這種打法并不能實質性地削弱敵人。而且這種高成功率的勝利，還會讓各鎮將領更沉迷于這種襲擾戰，而不是如何真正消滅敵人。

比如李成梁和李如松父子，就特別喜歡這種精銳突襲。襲殺葉赫首領清佳砮、偷襲土默特部速巴亥 …… 其結果是二十多年里，李家累軍功封伯并獲數個指揮使、錦衣世職，但遼東從未真正太平過。

常年在“河邊走”的李如松，雖在朝鮮碧蹄館有幸突出包圍圈，最終還是在渾河葬送了自己和李家最后一支精銳家丁。

戚繼光眼里的御邊，不是這種鉆營小功的騷擾，而是類似漢武、明初的那種戰略性打擊，“漢武帝時用衛青、霍去病掃空王幕，我太祖用中山武寧王等盡驅元兵于沙漠”。

而這種戰略戰術的前提是，有一支能有效組織在一起的大軍。已家丁化且眼里只有自身利益的各路明軍，顯然是不符合要求的。

其實此時的戚繼光也不知道一支有效組織起來的大軍是啥樣。隆慶六年在戚繼光的建議下，三鎮軍隊在湯化搞了一次合兵近二十萬（含軍余和役夫）的軍事演練。就這臨時拼湊的大軍，戚繼光都感慨“近得共集連營，始知十萬作用”。

而且這次演練對于明朝來說也是近百年未見之盛況了（其后直至明亡也未再組織如此規模的軍演），可見此時明軍早已遠離了真正的大軍團作戰。

只是戚繼光看出了問題，但他沒有能力去解決問題。他的主職只是總理三鎮練兵事，不說那些明軍將領不可能因他一言就放棄家丁，就是明廷和皇帝也不可能支持戚繼光的想法。

比如戚繼光曾奏請朝廷，如能撥付軍費練兵五萬，他必能蕩平北虜。對于明廷而言，能不能蕩平姑且不論，真練成了你南下京師咋辦？如果不是張居正保他，這奏請就能要了戚繼光的命。

回到己巳之變，當皇太極率領近五萬八旗主力（另有近兩萬蒙古盟軍），即便明軍個體戰斗力和后金兵相當，那也得拿出一支近似規模且有嚴密組織的軍隊方能對抗。

但對于明廷而言此時湊出十幾萬“軍隊”不是問題，但拿出一支過萬的有組織軍隊卻是大問題，所以慘敗是理所當然的。

編者附：本文史料來源于戚繼光的《登壇口授》，網上可以檢索到原文電子版，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閱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