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信托大佬的“飯局江湖”，吃的是人情，敘的是行情

文│張榮芳

1921 年末“信交風潮”發生后，滬上當時的信托公司開辦熱情一下被澆了冷水，行業元氣也因此大傷，華商信托公司中僅剩中央與通易兩家公司未倒閉；當時約 140 家左右的各種交易所，也僅剩下 12 家所繼續營業。從整個 1922 至 1926 年的五年間，上海一地僅新設了中孚銀行上海分行信托部這一家信托機構就可看出，信托業發展在當時經歷了較長的沉寂期。

而轉機的出現是在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后。1927年至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十年間，被近代史家稱為我國國民時期社會、經濟全面發展的“黃金十年”，也是上海金融業快速成長的十年，上海成為全國最大乃至遠東金融中心，主要是在這十年間奠定的基礎。這期間除了銀行業實力大增以外，其他金融分業也有相應發展。中央、通易兩家信托公司逐漸恢復元氣，擴大經營規模與經營范圍的示范效應，打破了此前信托行業發展陷于沉寂的局面，整個信托業逐步呈現向上發展態勢，新的信托機構開始出現，特別是銀行辦信托成為主流。據統計，在1927年至1937年間，在上海開展經營活動的各類信托機構合計達75家：包括16家華商信托公司，50家銀行信托部或儲信部，2家官營信托機構（中央信托局、上海興業信托社），7家外資信托公司。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就催生了信托行業自律組織探索的現實需求。

01

最早非正式信托同業組織

上海銀錢信托業倉庫聯合紀念

上海最早出現的非正式信托同業組織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期，主要由時任上海信托公司總經理程聯牽頭發起。它就是于1932年1月1日成立的“上海信托同仁敘餐會”（后稱上海信托業同人聯歡會）。其會員以信托公司為單位，每家推派代表參加，每月敘餐一次，共商行業實務議題。最早加入其會員的信托公司有：上海信托公司、中央（后改名中一）信托公司、中國信托公司、東南信托公司、通易信托公司、通匯信托公司、國安信托公司、恒順信托公司、東方信托公司及大陸銀行信托部等11家機構。后來有華僑信托公司、生大信托公司、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交通銀行、浙江實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國華銀行、新華銀行信托部加入。

《信托季刊》（銀行博物館藏）

敘餐會的工作內容包括：“發行定期及不定期刊物，舉行公開演講及刊登聯合廣告，研究信托法理，討論實務興革事項，辦理其他信托業有關事項”。敘餐會之下又相繼成立三個委員會： 1933 年 11 月成立的信托法規研究委，并在 1935 年擬就《信托法》和《信托公司法》兩稿，于 1936 年上半年提交南京國民政府參考。 1934 年 12 月成立的宣傳委，并于 1936 年 1 月 1 日創辦我國至今僅有的唯一信托專業刊物：《信托季刊》。 1935 年 7 月又成立的信托實務研究委，除研究信托業務方面各種規則以供同業參考外，還解答各會員機構關于信托業務與規則方面的各種問題，可以說上海信托業同人聯歡會雖是非正式注冊的行業自律組織，但其實活動開展相當扎實，很有成效。也是得益于當年這種行業活動的開展和信托知識的不斷傳播與推廣，當年在復旦大學、滬江大學商學院和上海商科大學都開設了“信托”課程，這也是迄今為止我國高校中最早開設的信托專業課程。

02

成立中國股票推進會

1933年5月，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并入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

抗戰前期，上海因有淪陷的中國地界與未淪陷的租界地界并存交往這種全世界少有政經格局，使得信托業界在同業宣傳和業務推廣方面更加注重以同業協作的方式進行。1940年7月間，因受戰爭影響，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停辦，信托業其時已成為上海金融市場的核心力量之一；鑒此，信托業同人聯歡會部分成員“以會員接受客戶委托買賣中國股票者日多”為由，創議組織中國股票推進會。同年12月16日，該推進會成立，并明確提出“以推進中國股票之流通，便利投資，提倡實業為宗旨”，為會員提供華商企業股票交易服務。（王海波：《上海銀錢業團體述要》）

中國股票推進會本著自由參加的原則，初始會員有新華銀行、永大銀行、中華勸工銀行信托部、上海信托公司、中一信托公司、中國信托公司、久安信托公司、生大信托公司、通易信托公司、環球信托公司及和祥信托公司等11家。其主要事務有：為會員介紹買賣經正式注冊的華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調查各公司內容，登記、報告買賣價格及數量，并辦理其他相關事項。由參加會員各家另派交易員辦理交易，規定除星期日及例假日外，每天下午14:00—15:00交易員集會一次，辦理交易；股票交易全部以現貨買賣。第一批介紹上市交易的有78家華商企業股票，至1945年上市股票數達85家，交易量占當時上海華商股票市場的60%，成為戰時上海華商企業的重要資本補充渠道。中國股票推進會在當時其實也起到了場內交易所的作用。

中國信托公司股票（銀行博物館藏）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上海租界淪陷，中國股票推進會宣告停業。在其成立的一年多時間里，中國股票推進會對推動華商企業股票交易起了不小的作用，這其中信托公司和銀行信托部是主要力量。當時日本華中振興株式會社調查課就認為，“中國股票推進會成立后，上海華商股票界的面貌一新”。經該推進會介紹上市的華商企業股票，價格大體都呈上漲趨勢；并且在戰時特殊時期填補了證券交易市場的空白；特別是其現貨交易的交易規則和公司資質審核等制度，客觀上也促進了華商上市企業的規范化發展（朱蔭貴：《抗戰時期的上海中國股票推進會》）。

03

首個正式信托同業組織

通易信托公司股票及儲蓄罐

（銀行博物館藏）

1932年1月1日成立的上海信托業同人聯歡會（最初稱“上海信托同仁敘餐會”）延續到1943年時，會員已達63家，且第月一次的聚餐座談從未因戰爭時局的變化而中斷過，對溝通行業信息，協商同業規則，促進行業共進方面頗有成效。

但由于信托業同人聯歡會不是正式注冊的商業社團，只屬于同業聯誼或松散型研究組織性質，不進行社團法人注冊，就難以同業組織名義正式與政府當局進行交涉協商，對業務發展和行業利益主張，有所不利。1943年左右上海信托業界就正式組建行業同業組織進行了廣泛討論。當時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鑒于銀行、錢業早有獨立的同業組織，現信托公司數量已達數十家，信托業也已經是相對獨立的金融子行業，理應成立獨立的信托同業組織，以更好協調、維護、主張行業的權益與訴求。

朱斯煌著《信托總論》（銀行博物館藏）

而以朱斯煌為代表的另一種意見認為，銀行業與信托業在業務上互有交叉，如同屬一個公會比如都加入銀行公會，在銀行與信托公司之間的業務聯絡與信息互通會更加方便；況且當時信托公司間的聯系比較松散，應當先將其歸集于銀行公會之下，使其不能支離分赴，各標異幟，故“準許信托公司加入銀行同業公會，乃為上策”（朱斯煌：《我國信托業之三大問題》，1943年7月31日《銀行周報》第27卷第27、28期合刊）。

爭論到最后，還是前一派意見占了上風，1944年1月22日，上海特別市信托同業公會正式注冊成立，由此產生我國首個信托同業組織。當時加入會員的信托公司有上海、中國、中一通易、新亞、南洋、生大、利生、和祥、中新、福中、福民、貿昌、三民、和新、阜豐、中孚、國富、東南、眾業、和豐、裕民等信托公司和數家銀行及一家錢莊的信托部，共計29家初始會員。

該會成立后雖然已臨近抗戰尾聲，但還是于 1945 年草擬了《信托同業公會組織規程》等自律制度，進一步明確了會員資質，業務范圍及違規處罰條款，為抗戰光復后行業整合重新準入營造了一定基礎。

04

上海市信托商業同業公會

新華信托儲蓄銀行徽章、章程

（銀行博物館藏）

抗戰勝利后，上海信托業發展并未出現期待中的繁榮；總體因政府金融管理當局提高了機構重新登記甄別的準入門檻，并加強了對各類金融機構的監管，加之戰后經濟恢復總體不及預期，其時上海信托行業的發展狀況，除去官營信托機構外，總體呈收縮之勢。但在這階段，上海信托業發展也并非一無亮點，較突出的是行業建設日臻成熟，并在此前汪偽時期成立信托同業公會的基礎上，于1947年5月，重新成立上海市信托商業同業公會，并真正發揮了行業自律組織應有的作用。上海市信托商業同業公會于1946年3月開始籌備成立，歷時一年有余，于1947年5月l曰召開首屆成立大會，選舉出首屆理監事會。

理事長：齊致（上海市信托公司總經理）

常務理事：王曉籟（中一信托公司董事長）

陳志皋（通易信托公司總經理）

常務監事：吳明然（不祥）

秘書長：朱斯煌等等。

上海市信托商業同業公會剛成立時，共有會員10家，分別是中一、東南、通匯、生大、中國、上海、和祥、通易、國安信托公司及上海市興業信托社；后又有阜豐、中級信用、同康等3家加入，會員增至13家。1948年3月，因上海市興社并上海市銀行總行信托部，由此退出公會，使會員減至12家。公會的地址設于北京東路190號上海信托公司大樓內，其經費來源除會員一次性交納會員費30萬元外，其余按月費收入，作為日常開支。

位于北京東路190號的原上海信托公司大樓

之所以說上海信托商業同業公會的成立真正發揮了信托同業組織應有作用，是因它有幾方面的業績。

一是為會員代向相關機構接洽推進業務。如代會員協商充任證券交易所經紀人、參加銀錢業聯合準備會、代會員公司接洽參加美金公債等事項。

二是減輕會員負擔。統一為會員審查相關稅收以及辦理所得稅申報等事宜。會員認購同盟勝利公債時，公會出面向上海市政府要求，將會員公司總認購數額由3000萬元減為2500萬元。

三是就新《銀行法》草案信托部分內容向政府提出修改意見。1947年在《銀行法》制訂之前，立法院曾二度征詢信托業意見。公會的朱斯煌、陳志皋代表當時的上海信托業表達了意見，主要內容有六項：（一）信托公司必須兼營銀行及儲蓄業務；（二）免除信托公董監經理連帶無限責任；（三）信托款項及信托存款不能繳存準備金；（四）業務上之限制，重請考慮；（五）保證金之計算，擬予復位標準；（六）其他條文上詞義之商榷等項（以上見《上海市信托商業同業公會第3屆會員大會會務報告》，刊于1948年6月14日《銀行周報》第32卷第24期）。最后，除第一項沒有得到滿足，其余幾項基本上被采納，行業公會當時的地位作用可見一斑。

四是改進同業業務，注重與銀、錢兩公會密切合作。戰后的上海信托業更加注重與銀錢業的聯系和合作，“本會為金融業之一環，與銀錢不同類型休戚相關，故凡修正規章及有關業務上之改進者，莫不與銀錢兩業會同辦理，俾可取得一致步驟”（《上海市信托商業同業公會第1屆會員大會報告》，刊于1947年6月30日《銀行周報》第31卷第26期）。1947年3月上海市銀、錢、信托三公會聯合對《上海市銀錢信托倉庫營業規則》、《上海市銀錢信托業保管箱租用規則》進行修訂，并于同年5月15日實施。另外，針對國民政府多項金融管制措施，為行業發聲，聯合呈請財政部發表意見等。

五是向行業機構承轉財政部、中央銀行、上海市政府財政局、社會局、市總商會文件。這是該公會日常事務中最繁重的事務。

六是注重業規建設。1948年5月23日，第3屆信托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大會通過了業規草案，該草案在當時有幾方面重要意義：首先針對信托業務關系中的三方責任、權利和義務進行明確定義。其次，業規在第7條規定了信托公司的營業種類，基本內容與《銀行法》第85條規定的信托公司經營內容相似，但補充了幾項《銀行法》遺漏的重要內容。如代理收付款項、代客保管及辦理倉庫等。第三是在業規的第9條、第10條規定了利率、手續費、保管費及其他相關費用的價格標準，如將信托傭金率標準約定為0.5-1%間等。第四在業規的第11條至第17條則規定了信托業務的重要手續。

上海市信托商業同業公會作為當時一個正式的信托行業自律組織，代表會員公司向相關機構團體交涉行業發展事宜，為當時信托業建設和發展盡到了應有的責任和義務；且因與銀、錢兩業密切合作，信托公會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信托業在當時上海金融業的地位。但就促進信托業發展的實際效果來看，由于戰后上海金融業面臨的客觀社會經濟環境日益惡化，信托商業同業公會的種種主觀努力雖然有作用，但距企望的理想效果還是有差距，想要發揮更大更理想的功效也較困難。

1949年12月，上海市信托商業同業公會與上海市銀行商業同業公會、上海市錢商業同業公會合并成立為上海金融業同業公會籌備會，這標志上海市信托商業同業公會已經走入歷史。隨著1952年12月上海實行銀行業公私合營后，上海金融業同業公會籌備會也最終成為歷史。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