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說社交媒體“沒那么壞”的研究，可能有一半是他們自己人做的

社交媒體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究竟有多大？這個問題近年來被反復追問，科學家們試圖用實證研究給出答案。但一個常被忽略的問題是，那些告訴我們社交媒體“好”或“壞”的學者，他們和社交媒體公司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

一項發表在預印本平臺 arXiv 上的新研究對此進行了系統性調查。華盛頓大學社會科學家 Joseph Bak-Coleman 及其合作者發現，在頂級跨學科期刊發表的社交媒體研究中，約有一半存在與產業的可披露聯系——包括此前接受過資助、與公司員工合作發表論文，或曾在相關公司任職。然而，這些聯系中的大部分并未在發表的研究中得到披露。

如果將期刊編輯和同行評審專家的產業關聯也納入考量，研究估計僅有約五分之一的高影響力社交媒體研究在整個生產和評審過程中完全獨立于產業影響。

Bak-Coleman 團隊從 Science、Nature、PNAS 及其衍生期刊中篩選出 295 篇涉及社交媒體的研究論文，涵蓋 1,210 位作者。他們利用 OpenAlex（一個開放獲取的學術論文數據庫）以及各公司公開發布的資助信息，逐一核查每位作者與 Meta、Google、Microsoft、X 四家公司的關聯。依據各期刊對利益沖突（Conflict of Interest，COI）的披露要求時限，研究者判定一篇論文是否存在“可披露聯系”。

研究發現，僅有 20％ 的論文在某處提及了產業聯系，但獨立核查顯示 49％ 的論文存在可披露聯系，實際披露率不到應披露數量的一半。在 227 篇明確聲明“作者無利益沖突”的論文中，有 42％ 實際上存在可披露的產業聯系。

而與產業存在關聯的研究，恰恰是這個領域里影響力最大的那一批。研究者利用 Altmetric 數據發現，產業關聯研究平均獲得的關注度約為獨立研究的兩倍，無論是學術引用、政策文件引用還是新聞報道頻率都占據優勢。也就是說，產業關聯研究在塑造公眾對社交媒體的認知方面發揮著相當大的作用。

（來源：arXiv）

在作者層面，產業影響高度集中于少數人。研究者計算了每位作者累計接受產業資助或合作的“公司－年數”，發現基尼系數高達 0.919，前 10％ 的作者占據了 79％ 的產業投資。

社交媒體公司并非廣撒網式地與學術界合作，而是選擇性地、持續性地投資于特定的一小群學者。這種模式讓人想起 2021 年發表的“灰色帽衫項目”（The Grey Hoodie Project）所揭示的現象：大型科技公司與煙草行業影響學術研究的策略存在驚人的相似性。

產業影響已滲透到科學出版的把關環節。研究者識別出 80 位擔任學術編輯的學者，發現其中 34％ 與產業存在可披露聯系，是普通作者比例的近兩倍。35％ 由學術編輯處理的論文，其編輯存在應當披露但未披露的產業聯系。綜合作者、編輯和評審人的數據，研究者估計整個語料庫的“產業滲透率”約為 80％。

（來源：arXiv）

除了披露不足，研究還發現了潛在的主題偏倚。研究者將語料庫劃分為五個主題群落，發現關于“錯誤信息傳播”的研究中產業關聯比例顯著偏高，而關于“平臺動態機制”的研究中產業關聯比例明顯偏低。

這顯然讓研究的重點領域有所偏移，“平臺動態機制”類研究關注算法推薦、信息流設計等平臺級別特征，更可能揭示平臺本身造成的危害；而“錯誤信息傳播”類研究聚焦于用戶行為，實際上將問題焦點從產品轉移到消費者。

這種模式與其他產業影響研究的歷史經驗吻合。可口可樂公司多年來資助關于運動與肥胖的研究，客觀效果是將公眾注意力從含糖飲料轉移到個人生活方式。煙草公司曾資助大量關于“為什么人們選擇吸煙”的研究，卻對二手煙危害避而不談。如今，社交媒體公司似乎更愿意資助研究“用戶為什么傳播假新聞”，而非“算法如何放大極端內容”。

合著者、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科學哲學家 Cailin O Connor 指出，每一個具體案例都可能有其合理解釋，但當這些案例匯聚在一起時，整體情況就顯得不那么合理了。產業資助導致研究偏倚的機制可能相當微妙：公司無需直接干預研究結論，只需選擇性地支持那些研究議題和方法傾向于產出有利結果的學者即可。

更根本的問題是，社交媒體公司幾乎壟斷了研究所需的核心資源，即數據和實驗平臺。2023 年《麻省理工科技評論》的一篇評論文章指出，在這種依賴關系下，社交媒體研究實際上是“經許可的獨立”（independence by permission）。

Meta 雖然推出了面向學者的內容數據庫，但申請者需要提交研究問題供審核，研究主題被限定在特定領域。這種結構性依賴意味著，即使沒有明確的資助關系，社交媒體公司也對研究議程擁有實質性影響力。

劍橋大學心理學家 Sander van der Linden 認為，廣泛存在的未披露聯系“令人震驚且完全不可接受”，但社會科學領域的利益沖突規范遠不如醫學領域成熟。哈佛大學科學史學家 Naomi Oreskes 則警告，在美國學術界面臨聯邦科研經費削減、呼吁更多與私營部門合作的背景下，“目前我們幾乎沒有護欄，有的也非常脆弱。”

這項研究提出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當我們依賴科學來理解社交媒體對社會的影響并據此制定政策時，是否充分考慮了這些科學知識本身可能攜帶的系統性偏倚？由于數據和實驗平臺的壟斷，許多重要發現只能通過產業合作獲得，這使得透明度尤為關鍵。只有當讀者和政策制定者能夠清楚了解一項研究與產業的關系，他們才能恰當地評估其結論。

參考資料：

1.https://arxiv.org/abs/2601.11507

2.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nearly-third-social-media-research-has-undisclosed-ties-industry-preprint-claims?__cf_chl_tk=jCZ0isX19Mcy8ImIfkxRLIGq_1KijdBiqos9dqtSvqc-1768877020-1.0.1.1-9u.8WPvXNhvomdR0riHDmsYGk4NQw5VEy6_JjOwAZO4

3.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3/11/21/1083760/meta-transparency-research-database-nick-clegg/

運營/排版：何晨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