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圖案與對稱系列之一：清真寺和宣禮塔中的文化意蘊

女士們，先生們，老少爺們兒們！在下張大少。

在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632年逝世后的一個世紀內，伊斯蘭教已在原東羅馬帝國的大部分地區、波斯、北非以及亞洲和歐洲的部分區域深深扎根。伊斯蘭文明在耶路撒冷、大馬士革、亞歷山大、菲斯、突尼斯、開羅、科爾多瓦和巴格達蓬勃發展，并在科學、工程、數學、哲學、醫學、文學、視覺藝術與建筑等領域催生了顯著的進步。本章聚焦于視覺藝術與建筑的發展。在本書的語境中，"伊斯蘭視覺藝術（及建筑）"這一術語指代在伊斯蘭統治或控制下的國家所產生的視覺藝術或建筑，但需注意其精確界定實非易事。著名學者奧列格·格拉巴爾在其著作《伊斯蘭藝術的形成》（1973: 1-18）中曾對相關術語的使用進行過深入探討。

研究伊斯蘭視覺藝術與建筑，最佳方式是以不同時期或王朝為參照。政治中心（或可寬泛稱為"都城"）隨時代變遷而轉移，其間亦存在大量明顯重疊之處。下文將簡要概述以下重要時期或王朝相關的視覺藝術特征：倭馬亞時期（公元661-750年）、阿拔斯時期（公元750-1258年）、法蒂瑪時期（公元909-1171年）、伊朗塞爾柱王朝（公元1040-1157年）、阿尤布時期（公元1171-1260年）、伊兒汗國時期（公元1256-1353年）、馬穆魯克時期（公元1250-1517年） 以及帖木兒時期（公元1370-1507年）。此名錄遠非完備，尚有諸多與特定地域或文化相關的次級時期未納入其中。本章將回顧各選定時期視覺藝術與建筑的主要發展脈絡，并呈現兩則與伊斯蘭視覺藝術成就相關的個案研究。需說明的是，本書其他章節已重點關注西班牙南部（公元711-1031年） 的發展，以及奧斯曼統治下的土耳其、薩法維王朝時期的波斯、莫臥兒王朝統治下的印度與巴基斯坦（當時屬于更大地域實體的組成部分） 等地區的藝術演進。

伊斯蘭視覺藝術的倭馬亞起源

倭馬亞時期（公元661-750年）是伊斯蘭紀年中的首個王朝，以敘利亞大馬士革為都城。盡管伊斯蘭教已成為廣袤區域內的首要宗教，藝術家們仍延續著此前不同宗教政權時期形成的創作方式。這一點尤其體現在金屬工藝與紡織品中，以及動物、植物與人物紋飾的運用上。隨著王朝發展，新的視覺藝術規范逐漸形成。在建筑領域，新宗教催生了空間運用的創新方式，但這亦需借鑒過往的形式與風格。

顯而易見，帝國境內通行的建筑與視覺藝術風格，因吸納了來自其他地域的理念、傳統與建造技藝而變得豐富多元。倭馬亞王朝的疆域西起南歐、東至印度河谷，以大馬士革作為中央統治樞紐。敘利亞地處要沖，在地理位置上得天獨厚，能夠從伊斯蘭帝國內部新融合的多種文化或文明中汲取靈感。因此，希臘-羅馬、巴比倫、新亞述、帕提亞和薩珊等文明的影響清晰可辨（希倫布蘭德 1999: 14）。倭馬亞王朝慣常從其他伊斯蘭行省乃至伊斯蘭世界之外征調工匠與原材料（包括東羅馬帝國殘余地區），這一做法進一步打破了地域局限（希倫布蘭德 1999: 13-14）。

留存至21世紀的彩繪陶器、金屬工藝品、地毯與紡織品等裝飾類文物數量相對有限。然而，從若干重要建筑中，我們仍能辨識出外部影響的重要性以及視覺藝術與建筑風格發展的內在本質。其中有兩座建筑尤需特別指出：耶路撒冷巖石圓頂寺與大馬士革大清真寺。兩者皆體現出對希臘—羅馬遺產的借鑒，同時展現了新興風格語言的運用。

耶路撒冷巖石圓頂寺建于公元691年，是留存至今最早的伊斯蘭重要紀念性建筑。這座穹頂八角形建筑具有明確的伊斯蘭功能，其內部設雙層回廊環繞中央的巖石。在風格上，該建筑包含某些希臘-羅馬元素，如內外墻面均使用的鑲嵌壁畫。

大馬士革大清真寺（公元705-715年） 建于矩形地塊之上，其帶頂禮拜殿約占整個區域一半面積，沿矩形長邊延伸。其余區域為帶有環繞拱廊的露天庭院。該寺成為后世許多大型清真寺建造項目的原型。其建筑風格強烈呼應典型的基督教長方形會堂（希倫布蘭德 1999: 25），盡管后期增建的宣禮塔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這種相似性。希倫布蘭德著重分析了巖石圓頂寺與大馬士革大清真寺汲取基督教及其他建筑遺產的多元特征（1999: 25-28）。

在倭馬亞時期及其后的時代，伊比利亞人、北非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埃及人、阿拉伯人以及部分中亞與印度族群等相隔遙遠的人群之間聯系日益密切，視覺藝術與建筑相關知識的有效傳播成為重要特征。伊斯蘭學者迅速吸收了希臘的數學與哲學思想，歐幾里得的著作以及畢達哥拉斯或其追隨者的作品成為最早被譯成阿拉伯語的學術文獻之一。幾何原理的研究與天文學認知密不可分，這些原理對鋪砌幾何學的發展也具有巨大價值——該圖案設計領域正是伊斯蘭工匠的卓越專長。鋪砌幾何學的發展可能也受到了對具象表現（尤其是人物形象）的限制所推動。

希倫布蘭德歸納了倭馬亞藝術與建筑的三大"一貫特征"：折衷性、實驗性與宣教性（1999: 34）。其折衷性體現在（如前所述）廣泛吸納多元影響，包括來自埃及、亞美尼亞以及美索不達米亞、薩珊伊朗、中亞和印度等地的元素（希倫brand 1999: 34）。實驗性則受惠于建筑項目"近乎無限"的專項資金支持（希倫brand 1999: 34），換言之，充裕的資源為新風格、新材料與新技術的嘗試提供了空間。而宣教性則源于統治階層的重要贊助，希倫布蘭德指出，這使得所有建筑項目都帶有"政治與宣言維度"（1999: 36）。

倭馬亞王朝在奠定伊斯蘭勢力對伊比利亞半島大部分地區（除北方少數行省外）的統治基礎方面影響深遠。其控制的伊比利亞區域與現今西班牙大部重合，史稱安達盧斯；科爾多瓦城是其行政、學術與文化中心。從視覺藝術與建筑的角度審視，重要成就突出體現在科爾多瓦大清真寺、格拉納達的阿蘭布拉宮建筑群，以及大量包括紋飾絲綢、陶瓷、金屬工藝品和象牙制品在內的奢華器物上。這些成就將是下一章關注的焦點。

哈里發王朝

在阿拔斯時期（750-1258年），政治與文化中心由敘利亞轉移至伊拉克，巴格達（"和平之城"）于公元762年在此建立。巴格達迅速成為學術中心，早期尤其深受波斯文化影響。其毗鄰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兩大水系的地理優勢，推動了航海貿易的發展；戰略性的地理位置也促進了陸路貿易的增長。至八世紀末、九世紀初，巴格達不僅吸收來自伊朗的思想文化影響，更廣泛汲取印度、中國、非洲及中亞的文明養分，進而成為面向整個伊斯蘭世界生產并輸出產品的重要樞紐（希倫布蘭德 1999: 40）。

這一時期引入了與視覺藝術相關的新技法，并在帝國全境傳播開來。抽象植物紋樣的運用催生了后來被稱為阿拉伯式花紋的風格（廣泛應用于墻面裝飾、陶器、金屬制品與木工藝）。大量奢華器皿被制作出來，包括盤、碗、執壺等，材質多采用黃銅或青銅等金屬合金，有時也用白銀，偶爾甚至使用黃金。其圖像志體現出濃厚的薩珊影響，常見奇幻神獸與狩獵場景；隨著貿易往來增強，來自中亞、土耳其與中國的紋樣、技法和主題影響也日益顯著（希倫布蘭德 1999: 58）。大量中國瓷器經波斯陸路或印度海路輸入；這些器物似乎對阿拔斯時期的陶器特質產生了深刻影響（希倫布蘭德 1999: 51）。據希倫布蘭德觀察，阿拔斯陶器在撒馬爾罕、信德（今巴基斯坦）、埃及、西班牙和突尼斯均有出土。突尼斯凱魯萬大清真寺的米哈拉布便采用了阿拔斯時期的虹彩瓷磚鋪砌（1999: 54）。這一時期的標志性特征還包括宏偉的宣禮塔——其結構令人聯想到希臘羅馬時期的燈塔或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階梯式神廟塔樓（希倫布蘭德 1999: 46）。政府經營的作坊（稱為提拉茲）生產出大量高品質紡織品（亦統稱為提拉茲）。

現今的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埃及、敘利亞以及西西里島曾處于法蒂瑪王朝（909-1171年）的統治之下。開羅崛起為文化中心及新的行政首都。這一時期在金屬工藝（尤其是黃金制品）、木雕、紋飾絲綢紡織（特別是提拉茲織物）、陶器與玻璃制造等領域的發展尤為顯著。建筑方面的成就包括精美的陵墓結構、圣祠、著名的清真寺，以及世俗建筑與高等學府。然而據希倫布蘭德指出，現存法蒂瑪時期建筑數量有限，難以作出可靠的概括性結論（1999: 72），其建筑風格的典型特征并不易辨識。該時期留存的部分清真寺未建同時期的宣禮塔，而另一些則以塔樓作為轉角特征（希倫布蘭德 1999: 72）。

從虹彩陶器來看，其采用的紋樣種類與描繪主題似乎大幅拓展。東羅馬藝術主題的盛行很可能受到埃及科普特少數民族的推動。許多器物的設計顯示出強烈的中國影響。據希倫布蘭德記載，法蒂瑪時期的陶瓷曾被用于裝飾意大利（羅馬、比薩與拉文納）、法國和希臘的教堂墻面（1999: 82）。

塞爾柱王朝（1040-1157年） 起源于中亞游牧民族，于1055年控制巴格達；在五十年內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帝國，囊括整個伊朗、伊拉克及安納托利亞大部（即現今土耳其大部分地區）。至十一世紀末，帝國統治權分裂，王朝的不同支系統治著各自區域，其中大塞爾柱王朝繼續掌控伊朗，該國隨后進入文化繁榮時期。

塞爾柱藝術融合了波斯、中亞與突厥元素，并承襲明晰的伊斯蘭傳統。其顯著成就包括鑲嵌青銅與黃銅器皿，銅、銀、金材質的運用，以阿拉伯書法為飾的工藝以及陶瓷技藝（伴隨新技術發展）。建筑活動極為興盛，大量瑪德拉薩（宗教學校） 得以建造。盡管塞爾柱人屬突厥民族，他們廣泛吸收了波斯文化的諸多方面。

阿尤布時期（1171–1260年）在薩拉丁（當時許多歐洲人稱其為Saladin）的領導下建立。在視覺藝術領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鑲嵌金屬工藝、陶瓷制作、釉彩玻璃和木雕。埃及和敘利亞的建筑也經歷了巨大發展。

蒙古軍隊于1221年開始入侵伊斯蘭世界，至1250年已控制西亞大部，包括伊朗、呼羅珊、高加索地區、伊拉克及小亞細亞部分地區。蒙古統治持續約百年，史稱伊兒汗國時期（1256–1353年）。權力中心位于伊朗西北部，這一時期以廣泛的文化交流與藝術發展環境為特征。藝術風格、紋飾與圖案被大量吸收、采納與改編。紡織、陶器、金屬工藝和珠寶制作在此階段持續發展。聚焦宗教與世俗題材的泥金裝飾手抄本備受重視，巴格達再度成為重要中心。源自中國的紋飾如云帶紋、鳳凰、龍、牡丹、蓮花等被廣泛使用?！读型跫o》等著名世俗作品廣為流傳。伊朗各地城市興建了許多清真寺與圣祠。

在馬穆魯克時期（1250–1517年），開羅成為伊斯蘭世界的藝術中心。顯著的繁榮景象主要源自國際貿易。來自東方與西方的流亡工匠為視覺藝術的發展（特別是紡織品、木工藝、鑲嵌金屬制品和釉彩玻璃）作出了貢獻。相關文獻中常提及馬穆魯克玻璃器對威尼斯玻璃的影響。建筑活動也十分興盛，包括清真寺、醫院、宣禮塔和宗教學校的建造。商業活動與貿易在這一時期具有重要地位。

帖木兒時期（1370–1507年） 是最后一個興起于中亞的王朝。在定居于河中地區的突厥-蒙古統治者帖木兒（亦被稱為塔梅爾蘭）的領導下，撒馬爾罕被確立為都城。數十年間，中亞大部、伊朗、伊拉克、俄羅斯南部部分地區及印度皆處于帖木兒王朝控制之下。向西，帖木兒軍隊于15世紀初征服了馬穆魯克統治的敘利亞。帖木兒于1405年逝世后，帝國因內部沖突而嚴重衰落。

從視覺藝術的角度看，帖木兒時期被認為是一個取得巨大發展并融合遠至安納托利亞與印度等地風格的階段。隨著赫拉特成為重要中心，伊斯蘭世界東部的文化地位顯著提升。手抄本泥金裝飾尤為突出，金屬工藝與玉雕同樣卓越。圣祠、宗教學校、清真寺與罕卡（蘇菲道堂）大量興建。典型的建筑特征包括宣禮塔、多彩瓷磚鋪貼以及宏偉的雙層穹頂結構。

帖木兒王朝開創的發展由三個非阿拉伯王朝或帝國繼承：薩法維王朝、奧斯曼帝國與莫臥兒帝國（本書后續章節將分別介紹）。每一支都對伊斯蘭文化的傳播，以及可稱為伊斯蘭藝術與設計的發展作出了實質性貢獻。此外需注意，視覺藝術的重要發展亦與馬格里布地區（主要指埃及以西的土地，包括北非沿海地帶及伊比利亞半島大部）密切相關。

紋樣、符號與圖案

在早期階段，植物紋樣與圖案主要借鑒了既存的東羅馬與薩珊藝術源流。至約公元十世紀，一種更具特色的伊斯蘭風格開始形成，其中阿拉伯式花紋（盡管"阿拉伯式花紋"這一術語直至十九世紀才被使用）的廣泛運用成為顯著特征。幾何紋樣與圖案構成了所有伊斯蘭藝術的主要構圖元素。幾何鋪磚被廣泛應用于清真寺及世俗建筑的內部與（通常）外部，相關幾何原理也應用于小型可攜器物上。

一種新的視覺藝術風格應運而生，它映照著伊斯蘭科學家、數學家與天文學家的學術貢獻。鋪磚藝術常以基本幾何圖形（圓形、方形及其他正多邊形）為基礎，通過復雜組合——包括復制、重疊與交錯——創造出精巧的幾何構圖。

伊斯蘭星形鋪磚（案例研究16）

鋪磚與鑲嵌工藝可見于諸多文化與歷史語境，包括古羅馬與薩珊帝國。在伊斯蘭文化背景下，此類表面裝飾形式在眾多伊斯蘭文明中發展至令人驚嘆的復雜高度。鋪磚結構的設計主要使用圓規與直尺，但也會借助模板和三角板等實用工具（Hann 2012: 58）。其基礎幾何元素包括圓形及各種規則網格（尤以等邊三角形、正方形或六邊形網格為典型）。設計始終遵循平面無間隙無重疊的鋪陳原則：部分呈現重復單元結構，部分則為非重復構圖。通常設計為非具象形式，但偶爾會融入各類花卉紋樣與阿拉伯式蔓藤紋。書法與交錯效果亦常被結合運用。所有設計均嚴格遵循Hann（2012: 58–62）曾探討的基礎幾何結構體系。

歐文·瓊斯在《裝飾法則》（1856）中早期肯定了伊斯蘭設計的審美價值，該著作激發了學者們的后續研究興趣，學界多次嘗試揭示古代伊斯蘭工匠使用的工藝方法。其中布魯格（2008）的著作值得關注，他詳細闡釋了構建各類著名伊斯蘭建筑與紀念碑相關設計的步驟方法。阿巴斯與薩爾曼指出：“伊斯蘭幾何圖案最顯著的特征是對稱星形與星座狀圖形的突出運用”（1995: 4）。這些星形鋪磚設計可見五、六、八、十、十二或十六芒星結構，七芒與九芒星形雖罕見但確有存在。Hann 指出更高階數（通常以八的倍數直至九十六芒）亦可能出現（2012: 59）。星形鋪磚設計是以下案例研究的焦點，Hann曾探討過構建星形紋樣的最便捷方法（2012: 60–2），其簡要概述如下。

星形紋樣的構建方式主要包括兩種：連接圓周上預設點的線條繪制，或正多邊形在圓內的重疊組合（圖7.1a–f）。圖7.2展示了構建八芒星輪廓的具體步驟。需理解的是，不同構建方法可能達成相同結果。根據Field（2004）提出的方法，圖7.3a–e呈現了多種十二芒星紋樣的構建過程。圖7.4至7.11則提供了相關伊斯蘭鋪磚的實例。

圖7.1a–f 多邊形重疊構成的星形圖案（順時針方向）

圖7.2 八芒星構建步驟圖（順時針）

圖7.3a–e 多種十二芒星構建方法（順時針）

圖7.4 伊斯蘭鋪磚圖案（MV）

圖7.5 伊斯蘭鋪磚圖案（MV）

圖7.6 伊斯蘭鋪磚圖案（MV）

圖7.7 伊斯蘭鋪磚圖案（MV）

圖7.8 伊斯蘭鋪磚圖案（MV）

圖7.9 伊斯蘭鋪磚圖案（MV）

圖7.10 伊斯蘭鋪磚圖案（MV）

圖7.11 伊斯蘭鋪磚圖案（MV）

設拉子清真寺鋪磚研究（案例研究17）

設拉子城作為文化樞紐已聞名數世紀。在贊德王朝時期（1749–1779年），它曾是伊朗首都，期間建造了許多歷史建筑。本案例研究選取設拉子少量建筑中的鋪磚設計進行評析，其中包括瓦基爾清真寺與莫克清真寺——這兩座均被國際公認為重要歷史遺跡。

瓦基爾清真寺建于贊德王朝時期的1751至1773年間，位于伊朗南部的設拉子市（圖7.12-7.16）。該清真寺曾一度失修，于19世紀得到修復。"瓦基爾"意為攝政王，是贊德王朝創始人卡里姆汗采用的稱號。建筑內外覆蓋著繁復的鋪磚裝飾，體現了18世紀后半葉設拉子的典型風格。寺內祈禱廳設有一系列雕刻螺旋紋樣的粗壯立柱，每根柱頭飾有莨苕葉紋。除華麗的花卉鋪磚外，另一顯著特征是由整塊綠色大理石雕鑿而成的敏拜爾（功能類似布道壇）。周邊其他重要建筑還包括浴室與集市。

圖7.12 伊朗設拉子，瓦基爾清真寺（MV）

圖7.13 伊朗設拉子，瓦基爾清真寺（MV）

圖7.14 伊朗設拉子，瓦基爾清真寺（MV）

圖7.15 伊朗設拉子，瓦基爾清真寺（MV）

圖7.16 伊朗設拉子，瓦基爾清真寺（MV）

設拉子另一座重要清真寺是莫克清真寺，建于1876至1888年間（圖7.17-7.28）。這座至今仍正常使用的清真寺，其顯著特征在于內外墻面及主入口處精美的鋪磚裝飾。

圖7.17 伊朗設拉子，莫克清真寺（MV）

圖7.18 伊朗設拉子，莫克清真寺（MV）

圖7.19 伊朗設拉子，莫克清真寺（MV）

圖7.20 伊朗設拉子，莫克清真寺（MV）

圖7.21 伊朗設拉子，莫克清真寺（MV）

圖7.22 伊朗設拉子，莫克清真寺（MV）

圖7.23 伊朗設拉子，莫克清真寺（MV）

圖7.24 伊朗設拉子，莫克清真寺（MV）

圖7.25 伊朗設拉子，莫克清真寺（MV）

圖7.26 伊朗設拉子，莫克清真寺（MV）

圖7.27 伊朗設拉子，莫克清真寺（MV）

圖7.28 伊朗設拉子，莫克清真寺（MV）

Abas, S. J. and Salman, A. S. (1995). Symmetries of Islamic Geometrical Patterns, London: World Scientifi c.

Broug, E. (2008). Islamic Geometric Patterns ,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Field, R. (2004). Geometric Patterns from Islamic Art and Architecture, Norfolk (UK): Tarquin Publications.

Grabar, O. (1973). The Formation of Islamic Art ,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Grabar, O. (1992). The Mediation of Ornament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nn, M. A. (2012). Structure and Form in Design: Critical Ideas for Creative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Berg.

Hillenbrand, R.(1999). Islamic Art and Architecture ,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最后照例放些跟張大少有關的圖書鏈接。

青山 不改，綠水長流，在下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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