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相信女性更擅長照顧地球嗎？ | 婦女節播客故事會

本文轉自公眾號：誰的好天氣

作者：趙心憶（自然之友玲瓏計劃一期伙伴）

播客部分內容來自小宇宙@不成氣候

內容策劃：何弦、樂園，嘉賓：趙心憶

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

首先向各位女性讀者送上祝福

寫在前面

今天是國際婦女節，祝各位女性讀者節日快樂！歡迎你收聽“不成氣候”最新一期播客，本期節目中趙心憶為我們系統梳理了近五十年來，性別與環境交叉理論的發展脈絡，并討論了不同理論的啟示與局限，以及超前的理論如何指導落地的實踐；也愿這些理論的種子，能在我們保護自然、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中生根發芽，讓性別正義成為環境治理的底色。

（嘉賓：趙心憶，策劃：何弦、樂園）

掃碼收聽本期播客

在“研究氣候變化和性別平等的交叉課題”這條道路上，玲瓏伙伴趙心憶在行動中有著很多的“遇見”：它們如同穿針引線，一步步指引她對氣候變化和性別平等地探索。

今天，我們想邀請你和趙心憶一起回顧她在氣候行動中看到四個“環境與性別議題交織”的重要時刻，意識到“女性，除了性別，還是一種‘處境’，需要被更好地包容和支持”。

第一個時刻

隱秘卻縈繞的性別規范

在工作一年后，我經歷了一次錯愕又情理之中的關于性別規范的沖擊。那時的我正在做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以社區保護為理念，與世代生活在深山的村民共同保護本土的生態環境和珍稀瀕危的野生動植物。

社區工作的一個常用手法是組織村民外出考察。我們的項目里常常會設計幾場帶領村民外出交流的活動，有時去訪問可以借鑒的村落，有時去城市參加工作坊或研討會，有時去到其他自然保護機構的項目地交流。

作為項目人員，我們會把活動的需求傳遞給村里的聯絡人，由村民們自行選擇考察的代表。有時我們也會定向邀約相關身份的村民，比如護林員或村干部。參加外出活動的大多是村中有一定身份和聲望的人，項目隱含的期待是這些人在考察后能將學到的知識和經驗帶回村里，再運用到自然保護的工作中。

在實際操作中，除了以婦女賦能為目的的活動，大多的外出活動都是由男性村民作為主要參與者，因為這些活動往往被視為“福利”或“權力”，而村里原本的權力體系中男性占據了主導和多數地位。

八年前的我剛開始工作，做著社區保護地項目，還不熟悉村子里的權力關系，圖片來自村子里的小伙伴。

有一次，我要組織一場跨省的考察活動，邀請五名村民去一個旅游城市附近的林場參觀和訪問。主辦方項目經費支持，所以特別強調了參訪的村民里需要“有女性”。我把活動信息和需求轉達了給村里的聯絡人，一開始并沒有女性報名。于是，我請這位男性聯絡人繼續動員適合的女性代表，同時，自己也去到婦女代表的家里做工作。最終找到了一位女性村民一同參訪。

五天的考察很順利，我們參觀了林地、農田，交流了村民關心的農業技術，也討論了自然保護的方式。返程前的復盤中，參訪的村民們都積極分享了自己的收獲與感想。大家似乎都很開心，也似乎都有收獲。

然而，隔了幾個月，當我準備另一個外出活動時，卻發現無論是主動報名還是通過動員，都沒有女性愿意參加。

這讓我感到很困惑，于是窩進村子里打聽起來。聊著聊著，我才在線索碎片里拼湊出背后的原因。原來，在上次考察結束后，村里就開始零星傳出關于那位參訪婦女的閑話。她作為外出團隊里唯一的女性村民，即便有我這位女性工作人員一起，也因為和男村民們長時間的外出成為了輿論的中心。

在流言蜚語的背后，似乎有兩層隱含的線索。

一是公益組織帶來的外出機會，實質上為社區引入了新的資源。它帶來了機會、權力的象征與新的身份。當這些資源開始松動村莊原有的結構時，動蕩似乎難以避免。而女性，原本在權力邊緣的角色，被置于舞臺中央，更容易在動蕩中成為被揣測的對象。

另一方面，這也折射出村里原有的性別規范和偏見。村子里的女性常被期待服從家庭、保持專一，不應做出超出傳統想象的行為。而外出交流顯然逾越了這些期待，很快，不理解轉化成了偏見。關于女性的道德的討論，在社區的八卦中持續發酵，使這些故事更契合人們對“女性故事”的投射與想象。

盡管這些言論像村里時不時飄過的風，一陣陣地來去，看似沒有造成直接的傷害，但它們讓參訪婦女承受了本不該有的輿論壓力，阻擋了其他女性的參與和行動。這樣的事件逐漸塑造出一種隱性的規范，限制著村里女性在自然保護中的“在場”和“貢獻”。

與此同時，這種現象還加深了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女性的參與并非必要，甚至可能引發麻煩，村里的事務有男性干部處理就足夠了。

這段經歷讓我開始看到，村莊中的性別觀念、偏見、角色與規范，對女性參與社會事務和自然保護行動構成了強大卻隱秘的屏障。這種屏障不僅來自于固有的制度和權力結構，也深植于日常人際關系和社會規范之中。這是社區工作者需要去深挖和拆解的，也是在設計干預活動時需要厘清的基礎。

這是我有意識地覺察自然保護與性別平等的錯綜復雜交織的起點。我開始思考：我們的保護行動該怎樣避免加深“性別麻煩”？針對環境問題的行動，是否能改善一些深層次的社會問題？村子里原本缺少聲音的女性需要的是怎樣的自然保護行動？

第二個時刻

無意識的偏見與不知覺的厭女

第二個時刻發生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那個當下的我陷入了難以言說的情緒中，過了很久才明白發生了什么。

那時的我，在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工作中摸爬滾打了快三年。我在朋友圈看到了一篇招募志愿者前往青藏高原做植物調查的文章。活動由專業的研究人員帶領，再加上招募到的有一定基礎的志愿者，大家一起開展近一個月的野外調查，收集植物分布數據和樣本。這個活動一下子吸引了一直向往青藏高原又有植物調查背景的我。

于是，我在朋友圈轉發了這篇招募貼，配了一句“希望有時間、有機會可以參加呀”。沒過多久，一位自然保護相關行業的男性從業者在這條朋友圈下留了言：“你確定？女生去會很辛苦的，不是所有人都適合。”

剛看到這句話時，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不適、自我懷疑又不知所措。我下意識的反應不是反駁，而是以開玩笑的方式回復了一句：“哈哈，我可是女漢子！”但回復完，我全身發抖，更難受了，不適中開始出現自責——我怎么能這樣回復，我又該怎么回復？

后來，我因為工作繁忙沒有報名這場調查活動，也在復雜的情緒中刪掉了這條轉發的朋友圈。這段對話卻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里。

在灘涂上做底棲生物調查在我之前的工作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圖片來自樹浩。

多年后，我才慢慢有了新的視角，有了對自己更多的包容和接納，也有了勇氣去面對那不悅中的羞恥感。我開始回想，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為什么我會感到不舒服？在回復后，我為什么會有更多的情緒？我究竟在糾結什么、回避什么，又為什么刪帖？

在回顧中，我首先看到了自己表達的勇氣和這件事無關性別的開端：我敢于分享真誠的喜愛、關注和期待，而此時，在我的認知里，性別與我是否能參與野外調查沒有關系。

接著，我看到了那位同行業者的留言——帶著性別偏見和規訓的“好心勸導”。不可忽視的是自然保護行業本身存在許多與性別相關的因素。野外調查的環境常常存在許多對女性“不便”的情形，身處其中的人也可能陷于性別偏見的定式思維中。

但，女性是否真的體力更難跟上（跟誰比，怎么比）？女性是否真的更難與衛生條件相對較差的環境相處（誰來定，為什么）？女性在野外是否真的更不安全（怎么來的，憑什么）？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原因真的是來自于我們的性別嗎？還是我們缺少合理便利的設計、容納試錯的空間、對性別背后結構性問題的看見？比如對衛生、外觀、舒適、柔弱的規訓，比如選擇專業和工作時的勸導，比如戶外裝備在設計時對生理條件的忽視？

在這位男性對我的資格質疑的背后，他沒有看見我的植物學碩士專業背景和多年在各種野外環境里的調查經驗，也沒有看到我對這場活動的認真閱讀和考慮。他只看到了他認為重要的“性別”。

他更沒有意識到——當某種環境天然地排斥某類性別群體時，問題出在這個環境本身，而不是讓該類性別的所屬者接納被排斥的現狀并主動自省和回避。

這里還蘊含著許多保護行業從業者很少討論的一層：在這個自然保護的行業結構中，性別公平并沒有被看見，這不僅是開放機會時資源平均的平等（equality），更是探索機會時獲取個體化支持的公平（equity）。

關于現實、平等、公平和解放的圖示

如果自然保護行業中確實存在因性別而產生的不便，我們要做的，絕不應是拒絕某種性別的參與，而是改變環境中那些造成不便的結構性障礙。或許這位從業者在留言時是出于對現實的認知和“關心”，但他忽略了：當問題出現時，我們該解決的是問題的源頭，而不是受到問題壓迫的人。

在這之后，我因為自己當時的回應而產生了懊悔和自責。因為在回復中，我用了“女漢子”這個詞，試圖用這位從業者的邏輯去證明我符合性別規范的在場合理性。我在努力展示自己擁有“男性的特質”，以獲取本應屬于我的權利。但這其實在不知覺中展現我的“厭女”視角——我把否認“女性”身份作為融入“主流”、得到“支持”的投名狀。

這便是我感到自責的根源。我意識到自己表達中的厭女，但我缺少更有力的語言，也缺少正面回應的勇氣。那時的我也因無法以性別視角和語言去清晰地闡述，只能用退縮與回避來結束這場內心的拉扯。

這件事對我是一次重創也是重要的轉變。它讓我開始意識到，性別在自然保護中無處不在，它影響的不僅是項目和參與者，也影響著我和其他的行動者，在工作的環境里不知覺地無處不在。

第三個時刻

分層的社會里誰獲利

后來，我離開了深山和灘涂，去到大都市深圳，開展城市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我的工作手法也變成了以公民科學為主——培養公眾的自然科學素養，吸引公眾通過自然觀察收集生物多樣性的數據，再將這些數據傳遞給有關的科研機構和政府部門，以支持科學研究和政策制定。

為了吸引更多公眾參與，我們組織了許多的培訓和自然觀察活動，針對不同年齡段、有著不同自然相關經驗的多樣人群。這其中就包括面向親子家庭的帶領式自然體驗和科普活動，主要希望培養家長和孩子對自然的關注和了解，慢慢轉化成未來的保護行動者和公民科學家。

這些活動都是公開的、公益免費的，由我們請的專業老師帶領，為期小半天，一般都在周末或節假日，方便親子家庭有空參與。

我們組織城市里的自然觀察活動，一邊觀察身邊的動植物，一邊做好科學的記錄，圖片來自心憶。

在組織了多場親子活動后，我開始注意到一個現象：幾乎每組參加活動的親子家庭組成都是母親帶著一位到多位小孩，極少有父親加入其中。一場活動一般有八到十二組的家庭，而父親與孩子的組合每次都不超過兩組。這激發了我的好奇：爸爸去哪兒了？

我與參加活動的母親們聊起了這個小觀察。許多母親都笑著解釋：“媽媽帶課外活動習慣了”、“爸爸忙”、“爸爸對活動不感興趣”、“孩子喜歡媽媽帶”。聊著聊著，我開始聽到母親帶孩子參加活動的另一面。

我們的活動多是早晨在郊野公園或綠道舉行，這些地方離城市中心遠一些，有較原生的環境和豐富的野生生物。于是，這些母親需要早早起床，準備好早餐、收拾好物品，帶著孩子騎小驢、開車或轉乘多趟公交趕往集合點。她們在原本的休息時間里，早起、洗漱、準備，陪伴孩子踏上漫長的一天。

這一天，我們會在戶外待上兩到三個小時，走過林間小道或濱海步道，在老師的帶領下發現沿途的野生動植物，并做好觀察、記錄。當然，這一路要承受深圳酷熱的天氣和蚊蟲的叮咬。

在這樣的環境里，母親們要顧及孩子的安全和體驗：時而給孩子噴防蚊水，時而盯著幾個小孩別跑散，還要聽著老師的講解以便回答孩子時不時冒出的問題。尤其是在照顧兩、三個小孩的情況下，母親們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很難照顧自己的感受。

我們的自然體驗活動常常在郊野公園或綠道舉辦，在這些地方可能發現更多發現野生動植物，圖片來自心憶。

于是，原本旨在帶來愉悅與啟發的活動，對帶著孩子的母親而言，可能成了一份額外的負擔。一方面，她們無法全心投入在屬于自己的那份自然體驗中，另一方面，還必須獨自承擔假期照料孩子的辛苦。

有些母親會因為這是孩子的興趣，以及希望孩子有更多課外經驗的積累，才犧牲了休息時間，選擇帶孩子來參加活動。在平衡家庭職責、照料任務、個人興趣以及周末休息時間時，這樣的選擇可能成為了“不得不”。

也有母親本身喜歡自然觀察和記錄，但在親子活動里又不得不更關注于孩子的體驗，難以全身心享受自己的興趣。尤其是當活動變得頻繁后，這些額外的課外活動，便幾乎全然成了母親獨自承擔的責任。而我們原本以自然觀察和保護為目的的活動，似乎強化了普遍又默許的父親的缺席。

這讓我在想：有沒有可能，通過更有意識的設計，鼓勵父親更多地參與育兒和親子陪伴？于是，我提出可以舉辦一場針對父親節的自然觀察活動，僅限由父親帶孩子參加。這個提議很快得到了團隊的認可，但在進一步討論的過程中，我們意識到了還一些潛在的挑戰。

首先，父親是否真的愿意參與？如果報名人數寥寥，活動可能面臨不成行的風險。其次，專為父親設計這樣的活動，是否會在強化他們已有的資源優勢，反而加劇性別不平等？會不會在強調父親參與的同時，剝奪了母親與孩子共享親子時光的機會？

更進一步地，我們也開始反思：我們以為的性別職責平衡，是否是父母們真實的需求？我們在嘗試介入的家庭角色分工，與我們正在推進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是怎樣的關系？這一系列的問題，沒有得到明確的答案。最終，我們暫緩了這場父親節專場活動。

盡管活動未能成行，這段觀察、思考和討論的過程，卻在我心里種下了一顆關于性別角色分工與自然保護干預之間關系的種子。特別是在以公益形式推動自然保護的過程中，我開始反思：我們所提供的資源，是否在無形中加深已有的不平等？我們帶去的“支持”，是否可能也成為了一種新的束縛、規范或額外的負擔？

在城市里發現有趣的野生動物的欣喜，希望是每個人都可以擁有，圖片來自心憶。

此外，我還察覺到，盡管我們的自然體驗活動是免費的，并通過公眾號、社群等平臺公開招募，參與者卻多為中產及以上階層的家庭。這類家庭的成員往往擁有相對靈活的時間、更多的信息獲取渠道、豐富的活動參與經驗，也有意愿和資源帶孩子參與這類增加體驗的課外活動。

從表面看，我們在活動機制設計上沒有設置明顯的參與門檻，平臺開放、宣傳廣泛，任何人都可以報名參與。但在實際的參與過程中，呈現出的階層分布卻讓人開始思考：在看似“開放”的機制背后，是否存在不易察覺的結構性差異，使得不同群體在接近這些資源時擁有不同的起點？

在深圳這樣一個人口構成多元、社會分層明顯的城市，信息的流通、資源的可達性，并不僅僅與個人的意愿或興趣有關，也與社會身份交織密切。這種身份可能與性別有關，也可能與收入、工作類型、教育背景、家庭結構，甚至與所屬社群與生活網絡有關。

在這樣的背景下，即便活動以公益為初衷，即便我們努力讓資源能夠被廣泛地觸及，仍然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一些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屏障。這些屏障并不總是顯性地存在，卻持續地影響著人們是否“能看到”、是否“有條件去到”、是否“有意愿參與”。

這些觀察給我提供了重新理解“開放”和“可及”的角度。當我們思考如何將自然體驗帶給更多人時，可以延伸出一些新的問題：我們眼中的“平等”是否意味著“公平可及”？不同背景的人在面對同一個選擇時，是否擁有一樣的起點和能力？我們是否在自然保護帶來的新資源里，有去積極突破那堵屏障，而不是在現有系統中強化既得者的便利？

第四個時刻

潛藏的力量何時會展現

工作多年后，我愈加覺察到自己在社會科學訓練上的匱乏，所以決定離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一線工作，去讀第二個發展學領域的碩士。我想學習跨學科的社會發展理論和方法，在綜合學科視角里探究心中長期的困擾——如何在處理棘手的自然相關問題時平衡對深刻的社會公平和正義的追尋。

在課程學習和文獻閱讀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對氣候變化與性別平等的交叉問題有著強烈的關注與好奇。通過與老師的交流和對相關研究的梳理，我明確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探索氣候適應項目中如何融入性別平等的考量，如何走向更深刻的變革。

基于這一方向，我確定了畢業論文的課題，并與一家大型的國際NGO建立了合作關系，作為研究員分析其項目并給出建議。我搭建了一個評估氣候適應項目的性別響應度的框架，再結合該組織的項目文件，探究不同項目在性別平等方面的設計、執行與成效。

我合作的這家組織以人道主義理念為基礎，致力于消除貧困，項目遍及全球五十多個國家。在長期推動社會公正與人道救援的過程中，性別平等始終是其核心議題之一。因此，他們在性別領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投入了大量資源進行內部培訓與制度建設，以不斷強化組織成員對于性別平等的理解與實踐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這家組織的性別視角近年來在努力從“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走向“性別變革（gender transformative）”，尋求對更深層的性別不公的結構性轉變。

不過，氣候變化韌性成為正式的獨立議題引入該機構的話語體系相對較晚，是近六、七年來才漸漸發生的變化。早期，這一部分工作常常被歸為“減少風險與災害”板塊，以應對突發性氣候或地質災害為目標，開展人道主義救援。然而，隨著氣候變化議題的逐漸深化與全球關注的上升，該組織也開始思考如何從更系統和長期的角度，構建在地居民和社區的綜合韌性。

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新的挑戰也逐漸浮現。例如：項目成員如何重新理解氣候變化的敘事對項目目標和方法的意義？如何設計具有前瞻性和整體性的干預行動？如何將社會層面的因素，特別是性別和交叉的脆弱性，有機融入新的項目話語體系中？

因此，他們也非常期待有更多外部的研究和實證分析，能夠支持項目在理念和策略上的調整。我的研究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借由學術研究為他們現有和既往的氣候適應項目提供分析視角和改進建議，協助他們在未來的氣候適應工作中，更好地納入性別考量和尋求性別變革。

而正是在這項研究中，我遇到了第四個帶給我極大觸動的時刻。

我評估了這個機構的八個項目，它們來自世界各地，比如非洲的馬拉維、索馬里，南亞的孟加拉、巴基斯坦等。我在閱讀孟加拉的其中一個氣候韌性項目的計劃書、預算和評估報告時，發現了一個獨特的現象。

這個孟加拉項目的主要目標是應對因氣候變化帶來的加劇的、不可測的洪水災害，增強社區的整體適應能力和韌性。項目的核心內容包括基礎設施建設、物資發放、防災培訓、早期預警系統的建立，以及推動社區互助小組的運作等。

這些設計都非常務實，符合當地居民的生活習慣和需求，但項目計劃書并沒有體現從性別角度出發的針對性考慮——沒有性別相關的目標或干預策略，也沒有提升性別平等的專項預算。從我的評估來看，這個項目的設計其實是屬于非常缺乏性別考量的。

2021 年 5 月，氣旋亞斯損壞了希布薩河附近的堤岸，海水淹沒了一名婦女的房屋和土地，婦女試圖將她的牛趕到地勢較高的地方。圖片拍攝為Zakir Hossain Chowdhury/TNH，來自https://www.thenewhumanitarian.org/photo-feature/2021/11/10/women-coastal-Bangladesh-climate-change-front-lines

然而，在項目實施的三年后，中期評估團隊記錄下了一個出乎意料的變化：社區中出現了由婦女自發組織的防災互助小組。她們定期召開會議，交流彼此對氣候的觀察，分享使用救援設施的技巧，也會彼此提醒和支持。這些小組的建立，完全出于社區婦女自身的行動，而并非項目設計，事實上，項目原本只打算組織的互助小組沒有任何對性別比例的考量。

更值得關注的是，盡管項目初期沒有納入性別相關的量化評估指標，結項時的評估卻發現，參與項目的女性對男性親屬的依賴明顯減少了。過去，她們往往需要依賴丈夫、兄弟或兒子等男性親屬來獲取資源或發出聲音，而現在，女性開始出現在社區的公共空間，她們有了更多自主選擇和行動的空間。

同時，社區中關于性別角色的觀念也出現了某種松動。至少在應對洪水災害時，女性的依附角色正在發生變化。

這個發現讓我非常震驚。因為在此前的理解中，我總以為，只有在項目設計階段明確納入性別策略，才可能避免加深性別不公，產生促進性別平等的效果。但這個項目卻帶來了另一種圖景——它并沒有特別針對性別去做設計，卻在執行過程中對性別平等進程帶來了積極影響。

出于強烈的好奇，我給項目團隊發了郵件，想進一步了解這種現象是否被他們關注過，并是否有相關研究。

孟加拉的項目人員很坦誠地回復：沒有做過系統的研究，但有注意到這些變化。

他們的解釋是，當地長期居民遭受貧困和氣候變化加劇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女性，往往在災害中面臨資源匱乏、信息不暢和行動受限等多重困境。再加上她們在傳統社會里的角色定位和規訓，失去了很多保護自己和獲取救援的機會。她們的處境很不好。因此，一旦有了新的資源輸入和學習機會，女性相較社區中的男性反而更加主動積極地參與，愿意去爭取，也愿意付出努力。

這種現象很像一種“觸底反彈”。在缺乏支持、面對急迫危機的境況中，女性決定自救。她們展現出驚人的韌性和組織能力，用自己的方式建立起互助網絡和應對機制，去保護自己，也保護社區里的其他伙伴。

當我收到他們的回復時，心中燃起了更大的興趣。這是一個超出我原本設想的情境，卻又在細細思量后顯得無比合理、真實，并且值得深入探究。它像是打開了一扇門，讓我看見了一個此前未曾注意到的角落，也讓我迫不及待地想更進一步了解背后的故事。

我很快寫了一封郵件，表達了希望進行訪談的意愿。我想采訪項目團隊的工作人員，也希望能與他們在地的合作伙伴、甚至村子里的婦女交流，聽聽他們親身的經歷與觀察。

然而，就在一切看似即將展開的時候，孟加拉國內突然爆發了嚴重的社會動蕩。我和項目團隊失去了聯系，整整一個月都沒有得到任何回應。這也意味著，我在論文研究時間范圍內，錯過了與他們進行交流和訪談的機會。

這場錯失的訪談成了我心里的結。它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淡去，反而在我之后的研究和思考中不斷發芽、生長。它促使我去追問：當女性和其他被邊緣化的群體，面臨結構性障礙而展現脆弱性時，她們所擁有的智慧、能力和自主創造的空間，究竟需要怎樣的環境，才能被激發、支持、看見和擁抱？這也成為了驅動我設計博士研究課題的那個“初心式”的發問。

這個項目讓我看到，女性在面對環境危機時，往往不僅承受著更大的風險，也展現出格外敏銳的感知力與強大的內生力量。她們并非被動的受害者，而是在特定條件下，能夠迅速動員社會資源、展開行動的主體。

這種能動性，既是長期性別處境中被磨煉出的經驗和力量，也源自她們作為個體所擁有的獨特個性和生命力。

然而，這種能動性的展現，還有復雜與沉重的一面。一如孟加拉婦女的處境，許多時候，那是在極度缺乏資源、身處氣候沖擊和極端環境的情境下，為了生存做出的應對。它是一種被邊緣化后的自我拯救，是在沒有其他退路時的主動挺身而出。從某種角度說，它是壓迫性的結構制造出的“吶喊”。

可是，為什么要有這樣的極端處境？為什么一部分人群要承受這樣的創傷？為什么要在傷害了邊緣化人群后才去贊頌他們的反抗和力量呢？

是否有可能讓女性和其他邊緣人群不再是在社會身份的限制與“不得不”的壓力中，才走出一條路？是否有可能讓她們以更有尊嚴的方式生活，擁有自由選擇施展能動性的空間？讓女性和其他被邊緣化的群體不是在創傷中被動反應，而是在更公平、更支持性的環境里，從容且自在地做出選擇和行動。

后記

這四個時刻深刻影響了趙心憶對環境與性別議題的理解。

第一個時刻讓她意識到社區層面的權力結構和社會規范對女性的限制；第二個時刻讓她看到環境保護領域的性別偏見和缺失，也讓她反思自身的性別觀念；第三個時刻讓她認識到，如果自然保護行動中忽視結構性障礙，可能會加深性別角色和不公；第四個時刻讓她看到，氣候變化中的性別問題不僅是限制與脆弱，女性還擁有獨特且強大的力量和能動性，需要被更好地支持。

有時候想想，我們只是需要更多的敏感、看見、覺察、關切、行動、創造和變革。因為性別其實不關乎男女，而是一種處境，每個人都可能被邊緣化，每個人都可能在某個時刻“被傷害”，我們需要的是溫柔地包容和支撐“脆弱”的環境。

希望在自然保護的時候，每個人都擁有公平可及的空間和支持，圖片來自心憶。

愿每一位女性都有從心出發的勇氣，永遠有前行的起點。

不成氣候

《不成氣候No Such Climate》是一檔廣泛地關注氣候變化、空氣污染等大氣科學議題與時事熱點、社會生活的相交點的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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