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萬元買兩份材料，鄭愛利律所被指“閉環(huán)割韭菜”

花了6萬元，只買到“兩份投訴材料”。退伍軍人劉云芳日前發(fā)“公開信“”稱其所訴案件在聽證會關鍵節(jié)點，遭其委托的北京市嘉安律師事務所臨時加價10萬元。退費維權時，劉云芳又稱被律所雇傭的多名社會人員拖拽致傷、現(xiàn)金被搶。

“法度Law”嘗試聯(lián)系了被劉云芳“控訴”的涉事律師、北京市嘉安律師事務所主任鄭愛利，其稱“把你的工作證送過來，不然就報警。”

2月28日，一封《寫給全國冤民的公開信》在網(wǎng)絡上迅速傳播，退伍軍人劉云芳在信中詳細講述了自己的遭遇。

2023年7月，劉云芳稱因看到北京市嘉安律師事務所“專打疑難案件”的宣傳，懷揣著解決問題的希望，向該所支付6萬元，委托其主任律師鄭愛利處理一起土地糾紛案件。雙方簽訂的《委托合同》明確約定，服務內容涵蓋“收集材料，分析案情”“整理案件信息、材料，撰寫法律文件”“進行案件論證，選擇投遞機構”等方面。

（劉云芳與北京市嘉安律師事務所簽訂的委托合同）

公開信息顯示，鄭愛利，女，中國政法大學法學碩士，北京市嘉安律師事務所主任，北京市十佳女律師。歷任北京市豐臺區(qū)政協(xié)委員、律師協(xié)會副會長等職，2013年獲豐臺區(qū)第四屆“有突出貢獻人才”獎。

劉云芳表示，在與鄭愛利電話溝通時，對方以“全國政協(xié)委員”的身份告知其收費標準為8萬元起步價，并承諾會將事情“一辦到底”。基于對鄭愛利身份和承諾的信任，劉云芳很快向律所轉賬6萬元并簽訂合同。

劉云芳表示，實際履約情況卻與宣傳大相徑庭。在進京與鄭愛利團隊會談時，接待他的并非承諾中的鄭愛利本人，而是無律師資格證的助理和實習律師。

“他們只給我寫了兩份投訴材料，沒有其他任何實質性幫助。”劉云芳無奈地表示。

更讓劉云芳不滿的是，2024年4月18日，黑龍江農墾勝利農場包片書記親自電話聯(lián)系鄭愛利團隊去農場開個聽證會。團隊回復“已組成了7人律師團隊隨時跟進”，但條件是“律師和醫(yī)生一樣，按時收費，外地出差額外收取10萬元”。

面對這一高額費用，劉云芳表示無力承擔，最終導致律師缺席聽證會。僅劉云芳和老伴兒參加了會議，也因此錯過了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

2025年5月21日，劉云芳認為嘉安律所涉嫌虛假宣傳，將其投訴至北京市豐臺區(qū)司法局。

劉云芳稱，投訴后，鄭愛利團隊主動向其示好，希望重新跟進此案或者退費。

“他們提出退費3萬，還跟我說如果我跟他們打官司的話，一分錢也拿不到。”經過權衡，劉云芳接受了退費3萬元的方案，并與律所簽訂了《解除協(xié)議》。

豐臺區(qū)司法局調查后，于2025年10月出具《答復意見》。意見顯示，劉云芳提供的聊天記錄僅能證明律所宣傳“專打疑難案件”，但無法認定為“虛假宣傳”；同時認定合同約定服務已完成，且在解除協(xié)議中雙方“確認無糾紛”，故對劉云芳的退費訴求不予支持，建議其通過仲裁或訴訟途徑解決。

劉云芳對這一結果表示質疑，“6萬元僅買兩頁材料？宣傳的‘疑難案件專家’為何不兌現(xiàn)？”值得注意的是，《解除協(xié)議》中約定“雙方不得再向司法部門投訴”，劉云芳稱此為“被迫簽署”，但未能提供受脅迫的相關證據(jù)。

事后，劉云芳嘗試再次維權，向律所要求再次退費2萬元時又遭遇新狀況。“律所找了5-7個社會人員連推帶拖，把我抬出律所，扔在大街上揚長而去，造成我腰部損傷。”劉云芳稱，自己報警后才發(fā)現(xiàn)包中的2000元現(xiàn)金也不翼而飛。上述說法，劉云芳亦未能提供相關證據(jù)。

今年2月25日，王桂義律師發(fā)表文章《全網(wǎng)最正？撕開北京某網(wǎng)紅律師表演式維權的假面：百萬行賄黑幕與閉環(huán)割韭菜》，直指鄭愛利百萬行賄、黑金交易，觸碰法律紅線。同時，文章還揭露了鄭愛利團隊“閉環(huán)割韭套路”：表演引流→高價收案→敷衍服務→保密退費。

文章指出，高價收費的背后，是極致敷衍的法律服務，無數(shù)當事人遭遇“交錢前百般承諾，交錢后無人對接”的窘境。

據(jù)悉，鄭愛利在網(wǎng)上稱自己是“正義”的老律師，在其個人短視頻中，常常展示出忙碌、“不畏強權”的形象。

對此，《誰能管管鄭愛利？——記律師行業(yè)的人民表演藝術家》一文寫道：“鄭愛利團隊一年收上千個案件，每個案件收費5萬元的話，就可收入至少5000萬元。當事人之所以買單，全是沖著她夸張的營銷、頭頂?shù)母鞣N光環(huán)以及評論區(qū)精心編排的好評。于他們而言，案件的意義，從來不是公平與正義，而是冰冷的數(shù)字，是可觀的利潤。”

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侯志遠律師告訴“法度Law”，劉云芳的維權遭遇并不是個例，其通過劉云芳了解到，還有十幾位當事人在與北京市嘉安律師事務所的委托關系中遭遇同樣的情況。

“鄭愛利大概每年接上千個案子，都是一樣的流程模式。先跟當事人簽訂《委托合同》，被投訴后再協(xié)商退部分費用并簽訂《保密協(xié)議》，在這個過程中，當事人的事情被耽誤了，她卻能賺不少錢。”侯志遠律師稱，他將聯(lián)合多位律師針對該情況進行公益性集體維權，為有此遭遇的多位當事人申請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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