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柏林危機：美蘇兩國對抗白熱化，咋還默許東德修柏林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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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馬特恩前往中國的同時，1961年1月烏布利希也給赫魯曉夫寫了一封長信，其中令人不快地提醒對方：“自從赫魯曉夫同志在1958年11月聲言解決西柏林的問題到現在，已經過去兩年了。”

烏布利希強調東德政權已經因為居民逃亡的間題而被逼到了生死關頭，他還暗示正是蘇聯在戰后對德國東部地區的拆卸和榨取使得東德人不斷逃向更加富庶的西德，因此他呼吁蘇聯人現在要幫東德止住出血口，終止戰后盟國占領西柏林的權利并逐步迫使西方國家撤軍。

1、柏林的最后通牒

赫魯曉夫不是第一回見識烏布利希的“大喇叭”了。早在二戰時兩人就在一起共事過，他還常常嘲笑負責招徠德軍投誠的烏布利希喊不過來幾個人，連“晚飯錢”都沒有掙回來。而現在烏布利希在他耳邊不停嘀咕的事，是自己的人都被別人喊跑了。

但赫魯曉夫主要操心的還是自己的事情。

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捅出了“波匈事件”的大簍子，使得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一班元老得以在1957年6月向赫魯曉夫“逼宮”。若沒有朱可夫元帥調飛機運來全國的中央委員，這場政變險些成功。除了蕭墻之亂，赫魯曉夫還需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中共此時雖然基本跟隨了蘇聯對斯大林的批評，調子上卻有所保留，并且毛澤東在1957年莫斯科會議上舍我其誰的氣概，讓各國共產黨人覺得天上正在升起兩個太陽。

為了鞏固蘇聯的盟主地位并證明自己批判斯大林并非是要動搖蘇聯的社會主義路線，赫魯曉夫急欲取得與美國對抗之中的成就。1957年發射的“斯普尼克”衛星讓他以為蘇聯在核軍備競賽中已經取得了壓倒西方陣營的優勢，但1958年3月聯邦德國的聯邦議院通過了用核武器武裝本國軍隊的議案又讓他有了緊迫感。

北約的戰術核武器都已經推進到蘇東陣營的家門口了，蘇聯提出的“中歐無核區”卻很快遭到聯邦德國的拒絕。在阿登納政府看來，“中歐無核區"跟從前蘇聯提出的“德國中立化”的提議并沒有什么本質區別。而赫魯曉夫看到的卻是：超級大國的建議居然再次被昔日的手下敗將拒絕，看來不下狠手捏一下讓西方尖叫的部位——赫魯曉夫稱柏林是西方國家的睪丸，他們永遠也不會尊重蘇聯的意愿。

柏林是蘇聯人的心結，犧牲了十幾萬蘇軍才打下來的，憑什么讓西方國家駐兵？赫魯曉夫自己也認為，當年的四國分區占領方案不是依據對德作戰的貢獻，而是依據現實實力的對比制定的。

而蘇聯之所以實力不濟，完全是因為英美遲遲不開辟第二戰場，坐看蘇德相互消耗的結果。如果赫魯曉夫能夠干成斯大林在1948年封鎖柏林時干不成的事情，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鼓舞，無疑將遠遠超過剛剛遨游太空的尤里·加加林。

再也沒有人會質疑赫魯曉夫提出“和平共處”是出于對西方的畏懼，他在蘇聯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會穩如泰山。1958年11月27日，蘇聯照會英、法、美三國，宣布解除四國占領柏林的現狀，要求在6個月內就柏林的自由市地位問題達成協議，否則蘇聯將與東德單獨締結合約。

也就是說，蘇聯有可能將整個柏林的治權轉讓給東德政府，從而取消西方盟國在柏林駐軍和自由前往柏林的權利對于這份“限期撤離”的最后通牒，西方三國還是跟1948年一樣拒不接受。不過，艾森豪威爾總統拋出了一個新建議，他有意讓赫魯曉夫成為第一個訪問美國的蘇共總書記。這個姿態讓赫魯曉夫松了口，但他1959年9月的美國之行沒有談出個所以然來。趕赴中國參加中國國慶時，又因中印邊境沖突的事情與中共領導人大吵了一架，憋著一口氣的赫魯曉夫死死盯著柏林，將柏林問題與他的威望捆綁在了一起。如此一來，烏布利希的期盼就有眉目了。

與剛毅堅卓的艾森豪威爾不同，1961年新上任的肯尼迪總統瀟灑得好像剛從俱樂部里走出的花花公子，就猶如他的嬌妻仿佛雜志封面上走下的時裝模特。在這個與自己長子同年出生的新總統身上，赫魯曉夫看到的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機會。不過，他的起手異常柔和。1月初，赫魯曉夫讓蘇聯駐美大使將自己的信帶給新總統，表示自己非常期盼盡早與新總統展開會談，以妥善解決“包括西柏林的問題”在內的諸多分歧。在肯尼迪宣誓就職的次日，即1月21日，他又送上一份大禮，釋放美國RB-47偵察機上的兩名被蘇聯生俘的飛行員，并歸還另一位死亡飛行員的遺體。

赫魯曉夫的這番良苦用心換來了什么呢？在1月25日的國情咨文中，肯尼迪斥責了蘇聯和中國想要“統治全世界”的野心。仿佛是為了給總統堅持對抗共產主義擴張的決心加一個感嘆號，美國于2月1日試射了一種全新的固體燃料洲際導彈——“民兵”。

赫魯曉夫氣壞了，但他并不知道是自己1月6日的一篇講話導致了肯尼迪的過激反應，那篇講話的主要目的其實是與中共爭奪第三世界革命斗爭的領導權，所以才用號召落后地區的人民拿起武器“反抗壓迫者”，用解放戰爭趕走美帝國主義的勢力。這顯然是赫魯曉夫為了鞏固自身地位而說給蘇東陣營內部聽的，然而冷戰時代一再出現這種黑色幽默一般的“誤會”。

從2月起，赫魯曉夫對西方陣營的語調再度生硬起來，他在發給西德總理阿登納的備忘錄中直白地談起現在“西柏林的情形十分不正常”，如果西方不同意簽署和平協議結束四國共管柏林的狀態，那么事態只會持續惡化并走向軍事沖突。

然而緊接著傳來槍聲的地方并不是柏林，而是美國家門口的古巴。4月17日，約1500名古巴流亡者，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策劃下在古巴西南海岸登陸，試圖推翻新生的古巴革命政權。對于這個艾森豪威爾在卸任前幾天批準的雞肋計劃，肯尼迪既不愿放棄，又執行得三心二意。他命令中情局修改原計劃，將古巴流亡者放到豬灣登陸，這個改動降低了美國的風險，卻將流亡者置于更加危險的境地。事前肯尼迪還嚴令美軍不可以提供任何支援，入侵隊伍情況危殆時也僅同意出動6架掩去了標識的戰斗機。這些條條框框把本來成功希望就很小的入侵行動徹底搞砸了。在豬灣入侵的次日，肯尼迪在回復赫魯曉夫的責問時矢口否認這事與美國有關。這些掩耳盜鈴之舉讓赫魯曉夫感覺自己看穿了肯尼迪的膽量。

在6月3日和4日舉行的維也納美蘇首腦峰會上，赫魯曉夫決定以老撾問題上的妥協當作誘餌，以柏林問題為主攻方向，用核戰爭的前景壓服軟弱的肯尼迪讓步。他再次威脅要單方面與東德政府簽署和約，并調整西方盟國進出柏林的權利。兩個月來因豬灣行動失敗而焦頭爛額的肯尼迪，盡管在直率得近乎粗魯的赫魯曉夫面前處于劣勢，但他認為維護1948年柏林封鎖時美國堅持過的權利是自己必須守住的底線。他表示蘇聯可以把自己在柏林的權利轉交給東德人，甚至暗示可以放任蘇聯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為所欲為，但絕不允許蘇聯再次封閉盟國進出柏林的通道。

“如果美國覺得應該在柏林開戰，那就來吧”，無論美國的態度如何，蘇聯都會在年底簽署和平協議——這就是赫魯曉夫的總結陳詞，或者說是一份新的最后通牒。

2、柏林墻的緣起

從維也納峰會傳來的消息讓烏布利希馬上加強了邊境的監管，并宣布西柏林那些“所謂的難民營”必將被關閉。蘇聯對美國越強硬，就越需要東德的支持和協助，就越不能輕易回絕東德的請求。

烏布利希統治之下的民主德國蜷縮在德意志的東北一隅，僅獲得全世界十來個國家的承認，在西方(以及中國)一向被視為蘇聯的“衛星國”，但烏布利希決心要利用自己的“利用價值”，找到一根杠桿，撬動美、英、法、蘇這四個龐然大物。就像一位歷史學家在審視東德的成功之后所驚嘆的：這不是狗在搖尾巴，是“尾巴搖動了狗”。

在1961年4月至7月的這段時間里，美國的盟友們沒有心情嘲笑肯尼迪在豬灣事件中的拙劣表現，他們的目光都緊緊盯著柏林。

英國首相麥克米倫顯然無法指責肯尼迪策劃不周，他自己在虎頭蛇尾的“蘇伊士河危機”中的角色，被反對黨譏諷為“沖在最前，卻溜得最快”。他在國內大選中是打著“生活得更好”的旗幟當上首相的，英國人顯然并不像關心切身福利那樣關心正在劇烈收縮的大英帝國，又怎能指望他們用鮮血去捍衛德國的首都呢？

麥克米倫一直希望美蘇首腦能夠坐到一起談出一個折中方案，他認為如果再來一次1948年式的柏林封鎖，英國可能很難再次參加空運，蘇聯的防空能力已不可同日而語，而西方的核壟斷已經不復存在。法國的戴高樂總統似乎要硬氣得多，他當著肯尼迪的面笑話赫魯曉夫的“最后通牒”是“過了6個月又是6個月，過了6個月又是6個月”，并斷定蘇聯根本不敢在柏林開戰。

他勸肯尼迪不要對赫魯曉夫的威脅做任何妥協，否則蘇聯會一點點掏空西方盟國在柏林的權利。但當肯尼迪追問法國究竟會在什么情況下為柏林而戰時，戴高樂又稱蘇聯與東德簽訂和平協議不是問題，只有在蘇聯或東德采取軍事行動時，西方國家才能與之兵戎相見西德總理阿登納的態度則更為微妙，他當然不希望德國淪為戰場，但他更擔心美國將西德當作與蘇聯交換利益的籌碼。

這一處境與烏布利希很像，同時他也與東德領導人一樣頭痛東德居民外逃的事情，每年向西德涌入的約20萬東德難民是西方絕好的宣傳材料，卻是西德政府實實在在的麻煩。

整個1961年柏林危機中最吊詭的事情，莫過于阿登納與烏布利希這對死敵其實有著相同的愿望：找到一個不必退讓又不至于引起戰爭的方法，截斷東德難民潮。也就是說，如果東西柏林之間像東西德之間一樣豎起一道邊境線，在阿登納看來并不是一件壞事，它甚至有利于西德實現完全融入西方世界的愿景。

依仗著神通廣大的克格勃，英、法和西德領導人的這些態度早已被赫魯曉夫盡收眼底。現在他是國際政壇上音量最大的人，但這并不意味著他擁有穩固的優勢地位。蘇聯是發出威脅的一方，如果西方毫無反應怎么辦？再來一次柏林封鎖就必須冒開戰的風險。如果蘇聯單方面與東德簽署和平協議，卻無法驅離自認為有權力駐軍的美軍，豈不是留給世界一個笑柄？實質上，赫魯曉夫承擔著比肯尼迪更大的壓力。在極端情況下，要確保威脅兌現，蘇聯必須主動使用武力。

這個微妙的局面和時間點，正是烏布利希撬動大國所需要的杠桿支點，他再次催促赫魯曉夫完成斯大林1948年未竟的事業，同時還為蘇聯(實際上也為美國)提供了一個“下得了臺”的方案。

烏布利希一直試圖向蘇聯領導人證明徹底分割柏林是可能的，但赫魯曉夫依然顧慮重重。這可不像1948年封鎖柏林，只要守住了幾條水陸要道就可以。即使突然關停所有的公共交通，東西柏林之間分界線上還有數不清的大街小巷，在一些地方，分界線就是街道本身，人們可以從任何一個地方跨過。

而且從1961年初以來，一直就有東德將關閉柏林邊界的傳言，許多人就是因為想抓住“關門前的最后機會”才加速逃亡的，如果人們發現有一處真的在修建實體墻，他們很可能會從其他尚未完工的地方蜂擁而出，東德或駐德蘇軍有那么多人去應對民眾的沖擊嗎？最后也是最嚴重的一個顧慮：西方是否會認為此舉違反了四國共管柏林的協議？

赫魯曉夫自維也納峰會之后一直在反復思考柏林問題，他判斷，在缺乏盟友支持的情況下，美國難以為柏林而戰。但直到他拿到駐德蘇軍總司令提供的柏林詳圖后，才最終同意了烏布利希的請求：建墻。

他這樣為自己的決策開脫：“誰都可以很容易地預測出，在與同盟國的大規模對抗中，如果我們不迅速地做出決策，那么東德的經濟將很快崩潰。而事實上，也只有兩種應對措施：切斷同盟國的空中交通或是建立一座墻。前一天種措施將會使我們卷入與美國的嚴重沖突之中，甚至很可能會導致戰爭。我不能也不愿意冒那樣的險。剩下的選擇就只有建這座墻了。”

他還相信，“社會主義天堂的大門由‘武裝部隊守衛'的荒唐現象是暫時的，只是因為民眾的物質需要還得不到滿足，等到工人階級專政所掌握的精神和物質潛力被發揮出來后，柏林的民眾就可以自由旅行了。

等來綠燈之后，烏布利希于8月3日趕到莫斯科，向赫魯曉夫上報了自己的詳細計劃：封鎖工作將在8月13日星期天的凌晨展開，屆時到西柏林工作的東德人都會在家過周末，街道上的人流量和公共交通都十分稀疏。東德政府會將秘密保守到最后一刻，建墻時需要進口的原材料都將分散洽談。東柏林的居民會在星期天的早上突然發現所有前往西柏林的通道都不復存在了。

赫魯曉夫沒有對烏布利希的計劃提出異議，他只是反復強調所有措施都必須在東柏林一邊展開，絕不能有“一毫米”越界。而防止民眾騷動的要訣是在最短時間內制造既成事實，避免遷延日久導致事件發酵。

8月11日，已返回柏林的烏布利希覲見了赫魯曉夫新任命的蘇聯駐德國軍隊總司令科涅夫元帥。科涅夫是柏林的解放者之一，而他的另一項重要資歷是他鎮壓了1957年匈牙利的騷亂。派他坐鎮柏林，顯然是為了保證整個封鎖行動萬無一失，同時也是要一切情況都處于蘇聯的絕對控制之下。

能搖動狗的尾巴，也還是尾巴。

8月12日，烏布利希將東德的高級干部們都召集到柏林城外的禮賓別墅，直到代號為“玫瑰行動”的封鎖行動正式開始前幾個小時，才向他們通報即將要發生的事情，而且規定他們誰都不準離開別墅。午夜時分，“玫瑰行動”的總指揮昂納克向東德軍警下達指令：“你們都已經知道任務了！出發！”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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